脑梗记(欧阳杏蓬)
作品欣赏
脑梗记
这是一个艰难的年情，大家一样，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我也不例外，在这一场疫情当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进出家门和公司，和同事和亲人几乎都保持陌生人一样的礼貌距离，即便这样，我所在的小区封闭管理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我太太、孩子三个人蜗居在家，按有关要求做核酸、买菜，甚至进出门。坚持了一周，这不是第一次，我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了，但只要一周，就可以解封出门，继续过两点一线的生活。对疫情，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特别的想法，热情和希望已被三年的封和解磨灭殆尽，平安就好，还活着就好，健康就好……
我们这三年已经够倒霉的了，我想。
这是大家倒霉的三年，而属于我个人的“倒霉”，在一切如常中悄然而至。
11月28日，我所在的小区解封，吃过早饭，我跟太太报告说我要回公司，一周时间，公司的地板、桌椅凳板都该有一层积灰了，我上午去打扫，儿子吃完中饭后，再到公司上网课，公司网络信号好，一个人一个办公室上课，安静，无人打扰，形式上有利于他学习。安排好后我便到了公司，公司旁边几间房装修，开了我公司的门，地上一层白灰，踩一脚地上一个鞋印，看了其他地方，情况差不多，自己能动手，绝不假手他人。搞好卫生，孩子背着书包也过来了，还没到两点，网课还没开始，我感觉有点头晕，像往常一样，喝口水，在沙发上一躺，迷糊一会，醒来就没事，这是我以往的经验，没有任何征兆预示我将经历一场生死混战。
睡之前，我还像往常一样抽了一支烟。
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又起身去了一趟厕所。
回来再躺下，感觉左肩有点麻，便坐起来，抚摸左肩，这一摸便不得了，麻木抽搐感从肩到手背，到手指，复从肩膀到胸前肋骨、到腰、到大腿根、到膝盖、到脚背，一条线，麻木，抽搐，又像一根木头一样僵——我想到了我的小学老师蒋老师，五十来岁，年纪应该跟我现在相仿，在讲台上还在讲课，突然扔了教鞭，捂着左肩，一边哎哟哎哟，一边蹲了下去，倒在地上，然后被几个老师用被子包住，抬出教室——我想，我这状况跟蒋老师当年很相似，拿过手机打120，居然口齿不清——这吓了我一跳，从肩膀发麻到打电话，应该不到三分钟，就已经口齿不清，半边身体僵硬了，这还得了？我赶紧大声叫孩子，把孩子从上网课的办公室叫出来，告诉他我半身僵硬了，赶紧打120.开始他还镇定，联系了120，准确的报告了位置，还留了他妈妈的电话。120的工作人员要孩子到门口接引，孩子通知了我太太，我太太从家里往公司赶来。我在沙发上动弹不得，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肩膀开始剧烈抽搐，感觉人扭麻花一样要扭在一起了，便喊东初，这一喊不打紧，不仅把东初喊了上来，也把楼下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喊了来，他们以为我遭遇了什么意外，东初见我在沙发上扭成了一团，没见过这阵仗，一边帮我按摩肩膀，一边叹息着哭起来。管理处的李生看了我的情况，说是“脑梗”，又对我孩子说“你守在这里，我去门口迎120”。东初使劲地摁着我的肩膀，仍是挡不住我的身子要蜷缩，我说话的声音变小，嘶哑，口齿不清，还哆嗦，天色一下子阴了下来，灰暗了许多。
120医生来的时候，我太太也到了。
120的医生帮我联系急诊医院：新市医院、白云医院、民航医院……我一听，不行，这些都是小医院，治个感冒或许还行，治疗中风脑梗，可能就差大发了，我便建议：去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不管怎么说，那里专家教授一堆，比地方小医院有保障多了。联系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急诊愿意接受，护士给了我一颗小药丸让含着，七手八脚把我弄了救护车，我看了看，一边是护士，等不了一会便问我一次感觉怎么样。一边是我的太太和孩子，我太太倒还一脸平静，抓着我的手，一路安慰我说“没事的”，我那上高一的孩子，正襟危坐，泪流满面，一副很难过的样子。我的身体里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倒下，然后开始收缩、僵直，我用右手抓我的大腿，却是那么柔软，没有一点僵硬的感觉。我看我的脚——脚在绷直，我光着脚，抬上担架的时候，我的孩子帮我找了一双拖鞋穿了上去。
到了医院，我不能动弹，孩子在我太太的指挥下，挂号、缴费、拍片，跑前跑后。要打溶栓针——医生跟我谈：打这针有3~5%的可能会血管破裂，不打溶栓针血管也有可能破裂……
我并没有想到死。
我想到的是生不如死。
年轻的时候，我见过朋友的亲戚，货车司机，脑梗，全身不能动弹，每天早上，他的家里人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把他从床上倒腾在一块门板上，收拾了床，帮他擦洗一遍，便搁在后门，对着无边田野。他在门板上一躺一天，一躺几年，然后悄无声息地死了。我见过他，他躺在门板上，要我给他烟抽，笑着，像个孩子——而他是四个孩子的爹，当时我还为他的乐观动容，现在，我觉得与其全身瘫痪在床上，只活一张嘴——没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了。
我想起了一个远房伯伯，六十多，平日健康得很，走路噔噔噔虎虎生风，没想到中风，半瘫，走不了路，用拐杖都不行，每天都是坐轮椅，去哪，都要人推着。不知他从哪听到信息，说他这病能治，他要去治，家人也给他治，一年，两年，三年，治了三年，人还是没能站起来，信心没了，不知道在那个杂屋里觅了半瓶百草枯，揣在衣兜里，在夜里喝了。哦，我的亲舅舅，也是脑梗，起初还能走几步，坚持不到半年，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死于非命……
这是我的结局不？
如果我像他们，我想，歹活不如好死。
向死而生，死期临头，应该坦然接受。
医生说打溶栓针有3~5%的可能会血管破裂，我太太跟我商议，脑血管破裂，结果很糟糕，不打溶栓针，结果一样很糟糕，那就赌一下，打。
然而，在医学上，或者在我身上，没有死马当活马医的奇迹，没有万一的幸运。两针打完，再去拍片，血栓并没有溶掉，要住院治疗。医院的规矩只能留一个人陪护，我太太什么用品也没带，而我的孩子——高一了，没有一点生活经验，现在，在他妈妈的调教下，回家做饭，帮妈妈找衣服，帮爸爸找衣服，找一个箱子，收拾好，拖到医院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上午还屁事不懂，现在，就要当男子汉用了。
我虽然打了两针溶栓药水，但毫无作用，我是在劫难逃？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始病于结]]肠癌]]，终于原发性肺癌。我理解了他眼里的死灰，也明白了他挂在唇角的坚强。我怎么办？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母亲、岳母、弟弟、妹妹和我的孩子。我想，已经到了这凶险之境，但还没有性命之虞，可以把我生病的事告诉月祥，我唯一的兄弟，其他的亲人，一概不要通知。我母亲三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高血压二十几年了——我之所以这样，也是拜她遗传，我外公外婆高血压，最后死于脑溢血之类的疾病，我舅舅我小姨也是因为高血压，死于脑梗脑溢血，我妈高血压，我高血压……这要命的遗传！我岳母更浑身是病，从头到脚都是老年病，这两个老太太知道我躺床上了，万一出点什么岔子，都是大事，所以先瞒住他们。而其他的亲人，相距几百公里，知道了，和不知道一样的效果，或许还让他们徒增烦恼，干脆不要告诉他们了。我想，我父亲也会同意我这种安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死了，就埋了。他们怎么样，无需理会。
打针后病情没有得到缓解，11月29日，医生又要我去拍片，拍大血管。拍完片之后，医生会诊，我觉得我的心口里的气（肺活量）越来越少，左边身子可谓排山倒海一样迫向右边，手脚不听使唤，什么意念、什么气功，什么什么，在病魔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折腾一夜，我都感觉半边身体不是自己的了，失控了。医生跟我太太聊，如果是保守治疗，可能全瘫，也可能半瘫，想完好是不可能的。如果做介入治疗——我的廉价拖鞋放在床下，估计医生也看见了，认为我是一打工仔，承受不了做介入手术的高昂费用，但还是给我们说了，做介入手术，拖走血栓，可以恢复个七七八八，不影响正常生活起居。我太太一听说这样，便决定做手术，医生便要我太太去交十万押金——我抖抖瑟瑟微微弱弱告诉我太太，我的农行卡里有十二万家庭备用金，招行卡里有多少万，支付宝里有多少……像交代后事一样，把存在各种卡里账号里的钱老老实实报告给了太太，还说了一句赖皮话：就这样，我不行了，两个孩子也交给你了。
说完这些，释然了，生死不纠结了，甚至觉得死一点也不可怕。我看了看医生，看了看光影中的门窗，看着俯身看着我的太太，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包括孩子，包括我母亲，我岳母，我的太太，我的亲人，都像一道光一样轻，一样可有可无。我居然没有感到痛苦，我感觉不到神经麻木的那种强烈的挤压感了，我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二岁。只要闭上眼睛，跟这个世界就毫无关系，就像煮熟的鸡蛋，鸡蛋壳和鸡蛋分开那样，干净，利索，自然。我没有享受过人生，一直平平淡淡，一直平平静静，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就这样吧，甚好。
医生护士一伙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推进介入手术室，一楼，他们把我放在地上，脱裤子，刮毛，一个小伙子教我数数“54321”，一个小伙子在我脚踝处问“打四个单位还是五个单位”麻药，我数“54321”，数了两遍，便没意识了，很舒服的没意识了，没有噩梦，没有美梦，没有梦，没有轻飘飘，没有沉重，没有痛，纯粹的一根木头桩子一样。如果可以选择这样死，善莫大焉。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在我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天两夜。
我醒过来的时候，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床，周围都是仪器，床很软，仪器的电线铺在枕头上，很硬。房间里各种声音响，嗡嗡，滴滴，当。左手臂上套着量血压的袖带，三十分钟就嗡嗡收缩两分钟测血压，鼻腔插着胃管，胸口贴着按钮，下面插着尿管，想扭一下，才发现两手两脚都被绑着。
我想起了父亲。 [1]
作者简介
欧阳杏蓬，湖南人，现居广州，经商，散文领域自由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