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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 应用 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符号学。[1]

符号定义

西方著作给"符号学"的定义一般都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索绪尔,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建议建立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学科,它将是"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学"。索绪尔并不是下定义,而是在给他从希腊词根生造的semiologie(来自希腊词semeîon)一词作解释,用一个拉丁词源词解释一个同义的希腊词源词,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2]

然而索绪尔这句解释现在成了符号学的正式定义。在中文里这话是同词反复;在西文中,如果能说清什么是符号,勉强可以算一个定义。

但"什么是符号?"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赵毅衡给了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一连串至今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结论。

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有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存在。因此,为了定义符号,我们必须定义"意义"。

要说出任何意义,必须用另一个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而一切可以解释出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因此,意义有一个同样清晰简单的定义: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

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缠绕,实际上意思简单: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而发出的符号在被接收并且得到解释时,被代之以另一个符号,因此,意义的解释,就是一个新的符号过程的起端,解释只能暂时结束一个符号过程,而不可能终结意义。正因为每个延伸的解释都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就是这种表意与解释的连续带。

符号学定义

钱德勒《符号学初阶》,开头一段用"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来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那么我们就往下谈……" 。安伯托·艾柯将其定义为"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另一个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semiosis)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19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建议符号学应当称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关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福柯在他1969年关于认识论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 ;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

就国内研究者的定义来看,"符号学 "这个中文词 ,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 "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上海 《科学 》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指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赵元任说与 "符号学 "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没有人用过这些词,可见赵元任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 、皮尔斯 、维尔比提出这门学科。

赵毅衡在1993年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并给出了符号的定义。即"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没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因此,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都只涉及意义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符号学是对意义的全面讨论。因此把符号学定义为"意义学"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这样讨论的目的,是确定符号学涉及的范围。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实际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文化的确是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由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

学科历史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 "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

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 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 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皮尔斯的semioticd学说生前没有发表,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语用学》、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8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种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胡妙胜《戏剧符号学导引》、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曾大伟《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等等。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

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1988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80年代后期,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