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石一歌前身是「復旦大學、上海師大複課教材編寫組（《魯迅傳》編寫小組）」成員，於1972年按照周恩來大學文科複課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隸屬於上海寫作組。小組工作地在復旦大學學生宿舍十號樓，組長是華東師大（當時已並為上海師大）的教師陳孝全，副組長是復旦大學的教師吳歡章，主要成員還有原上海京劇院的高義龍、工農兵學員夏志明、鄧琴芳，共五人。

其他成員還有復旦大學工農兵學員周獻明、林琴書，原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一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江巨榮、以及當時師大二附中的語文教師孫光萱。 編寫組編出的主要教材是《魯迅小說選》、《魯迅雜文選》、《魯迅散文詩歌選》，署名為「復旦大學、上海師大教材編寫組」。

1973年2月，這個教材編寫組 的工農兵學員，還編寫過一本給少年兒童讀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是非教材類，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個」成員的諧音。

簡介

1973年底前，吳歡章、余秋雨等都離開了小組，小組人數減少，僅剩陳孝全、孫光萱、夏志明、江巨榮等四人。1974年，小組搬出復旦大學校舍，遷移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協會所在地，後來補充了吳立昌、劉崇義、曾文淵等三人。由於離開了大學，也不再從事教材編寫工作，小組正式更名為「石一歌」。搬遷後的 「石一歌」是思想左傾的文學傳記編寫團體，但是沒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並不是什麼政治組織，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接到過外界的直接政治指令，屬於上海寫作組 的「外圍」。參與過這個小組前後所有人中，除了余秋雨在十幾年後升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之後更憑藉散文創作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外，其他人始終默默無聞。

「石一歌」和余秋雨

中國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是原教材編寫組成立時的成員之一。有傳聞說1972年時26歲的余秋雨是其中年紀最輕的成員；但是由於小組內有四名工農兵大學生，這種說法不可靠。據「石一歌」活躍成員孫光萱說，余秋雨曾建議將「石一歌」改為「石一戈」，未被該組組長陳孝全採納。1973年2月署名「石一 歌」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是給少年兒童看的讀物。余秋雨自述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石一歌」這個署名，而這本書的作者是小組內的幾個工農兵大學生。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離開編寫組。孫光萱認為他被調到康平路141號上海寫作組本部，負責聯繫「石一歌」；但是余秋雨自述是被疑患肝炎前後，居住在康平路183號三樓，同一棟樓內還有其他復旦大學的教師，其後借病離開了上海到浙江奉化隱居讀書。在上海寫作組系統的清查檔案里，存有1975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 倒台期間，即文化大革命後期政治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內，上海寫作組系統的全部會議記錄，包括中央文件傳達會、大批判動員會、選題策劃會、務虛會四類，共有271次會議，不同的參加人員共計有467人，但是其中沒有餘秋雨的名字。1973年11月，余秋雨曾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與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但署名不是「石一歌」或者任何其它組織團體，而是「秋雨」。

1976年10月中旬，正逢「四人幫」倒台，但是為顧及國際影響，被疑有政治問題的上海寫作組主要領導朱永嘉仍 然被命令按與日本先前的約定進行了友好訪問。9月剛剛從奉化返回上海的余秋雨被指示以「石一歌成員」名義參加訪問日本代表團，據余秋雨自述是同時擔任監視團長朱永嘉的任務，並擬定朱永嘉發言稿。朱永嘉訪問歸來，在飛機場即被帶走隔離審查，他回憶自己並不知道余秋雨當時有監視他的任務，並且他計劃余秋雨隨團出訪是在「四人幫」倒台前。

歷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隨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國內外華人中廣為流傳之後，出現了指稱余秋雨為「文革餘孽」，要求余秋雨懺悔的聲音。2000年4月孫光萱在《文學報》1134期上發表《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余秋雨的一封公開信〉》，自稱正式揭發余秋雨的過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傳形式的 《借我一生》一書中，否認自己為「石一歌」成員。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齒」的孫光萱認為，余秋雨在書中避重就輕，迴避事實。

此後余秋雨曾「出於幽默」，在全國媒體提出懸賞，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並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願支付全年年薪並在全國媒體公開道歉，結果在持續了一年多的公開「懸賞」期間內並無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