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在特尔格特
内容简介
十七世纪上半叶，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和各诸侯之间的矛盾深重，冲突连绵不断，在经历了30年战争后，一批文人志士相聚在小城特尔格特，他们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在探讨诗歌、戏剧等严肃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还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和祖国的命运；他们借助诗文，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可在高谈阔论的同时，又插科打诨，粗话连篇，荤话迭出，还“不拘小节”同女仆利女店主苟合；最后他们甚至还共同草拟了一份“和平呼吁”，但一场意外的大火将聚会场所和“呼吁书”化为灰烬，文人志士们所有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小说中描述的那些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等，德国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背后分别隐藏德国当今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西蒙·达赫和格仁豪森分别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负责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利作者格拉斯本人的化身。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生动地描写了 “四七”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活动，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
本书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说之一，1979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的畅销书。
作者简介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同时创作了荒诞剧《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其中反响较大的是关于1953年柏林事件的《平民试验起义》（1966）。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和《母鼠》（1986）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蜗牛日记》（1972）则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书评
偶然发现最近在看的书籍，上至学术专著，下至通俗小说，大半是德国作家的作品，德国人的思维真的和日本人一样诡异，所以我也一直难以理解奔放淫乱的意大利是怎么和诡异严肃的德国以及诡异压抑的日本达成邪恶轴心的。
我对于德国人擅长把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拉成冗长的碎碎念，让本来已经足够破败凋敝的意境更甚荒芜颓废。
总体来说这是一篇讲述一群自以为是又牛逼哄哄，实则外强中干极其脆弱的诗人参加一个诗会的故事，诗会持续了几天，诗人们一面争论一些细枝末节无甚意义的诗脚韵律和方言使用，一面抒发自己忧国忧民情绪不忘轻描淡写自夸自雷。
看评论将此书描绘的诗会地位捧到极高，我想大约在德国的地位相当于当年古中国的那个兰亭集会，但这些蹩脚的诗人与古中国那些俊逸洒脱，豪迈且富有传奇的文豪相比，简直判若云泥，加之格拉斯行文佶屈聱牙，情节毫不饱满，对30年战争不甚了了便看起来倍感无聊，虽然一些隐喻用的颇为精妙，但我也只能说瑜不掩瑕。
故事的背景是德国30年战争，一句话说30年战争就是一个屌乱的时代，国家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战争排山倒海而来，军士死伤过半，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压抑与混乱的时代。
同样是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同样是晦涩艰深的隐喻，可以书写成热血的乱世英雄故事，可以书写成沉重的民族血泪史，也可以书写成反观人性弱点的拷问笔录，但是格拉斯选择描写一群性格无甚出奇，才华平庸的诗人集会，我相信他是映射了一些有深层含义的内容的，但是我辈才疏学浅无法参透。
书中反复描绘到一个意向，“蓟”，蓟是乱世唯一之花，兵荒马乱民生凋敝的无果之花，任人宰割，是所有人的花，与淫乱的女店主丽布什卡都是荆棘丛生破碎离群的德国的象征。
“这离群索居的蓟，很美。”
她是风播的种，万人可骑的娼妇，本事不要小孩的，却硬将”怀孕“栽倒斯托夫（即格仁豪森）头上。
而格仁豪森是除却店主丽布什卡和达赫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在全书开头即借他人之口称格仁豪森为simpel，即傻子，浅薄无知者，又直呼格仁豪森为蠢驴，”只为愚弄这头蠢驴，蠢驴吃尽带刺的蓟草，她就是草，生在哪里，必被人割，齐根割掉。“
格仁豪森是是擅干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强奸妇女的粗人，与书中主要描写的恃才傲物门户之见甚深的诗人格格不入，他所象征的蠢驴一面是啃食象征祖国与诗魂的罪魁祸首，同时又借格仁豪森之双手摔碎栽培蓟草的陶罐。（全书最后）
从某种程度上我想这正和达赫对待格仁豪森的态度形成对比，如果说达赫对格仁豪森的宽容是犬儒主义的人文关怀，那么全书贯彻始终的暗喻与象征手法则代表了文人墨客对下层平民的诘难与归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