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伴记(元辰)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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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伴记》是中国当代作家元辰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玩伴记
一起长大的玩伴，乡邻、同学、兄妹、子侄，与我的生命密不可分。在桃子园，他们是星空，我是仰望星空的人，因为他们，我的经历更精彩、成长更丰满、人生不孤独。
太姑与侄女
许多人想不通桃子园山戛拉吃包谷岑子却出美人，陈友英，任祖英，柳良玉，时家秀，袁淑敏，走出来一个是一个。太姑和侄女都是美人，一点不比电影明星差。不过大多终身是农民。我也想不通。
太姑袁玉梅是袁永喜老太太的女儿，和我曾祖父同辈，与我同庚，稍长两月。按照当地的习惯，对于辈分高的年轻女性，并不称太姑或姑婆，统称幺姑。玉梅幺姑，听起来亲切。我这样叫，我父母也这样叫，我祖母还这样叫。她答应起来 总是笑眯眯的。一双大眼睛，圆圆的脸庞，两个酒窝，白净如脂的面色，端庄整洁的打扮。我敢说，她不仅是袁家最漂亮的长辈，而且是整个桃子园最美少年。
无法记清和她认识是在上学前后还是上学后，反正从1955年秋季报名上小学开始，就一起长大着。不仅一起上学，还年年到她家玩，一起抓子，一起下成三棋，一起爬竹子，一起摸鱼捞虾。寒暑假又一起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我高中毕业回乡还有一年多天天一起上工一起下工，直到我1969年去当兵。
她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再闹的场面也紧开口，慢开言，很少任性。疯癫只在少有的几个同年相处时，爬树、下水，干活，豪放得不输男孩子。
他父母是上学前早已认识的。因为经常来找我父亲说事，在河里捉了团鱼常常白送给我们吃。河边人家不吃无鳞鱼，她的母亲李老太太尤其讲究。 她家住鸡公尖北坡河边，我家在坡上，她上学必经我家背后垭口。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垭口等候。她和堂弟袁世文上坡，先喊了袁俊玲，再上垭口会和。如果我没在垭口，他们会翻过垭口来到屋后喊我。她和堂弟比我们要多走两三里上坡路，而且是经常有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起床比我们早，回家比我们晚。单程七八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尤其雨天雪天，深一脚浅一脚，不注意就搭咕溜（跌跤）。对七八岁的孩子来说，辛苦至致。她是独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哪吃得了这种苦，提起上学就哭，甚至不想上学了。他父母连说带哄，尽量就背她上坡、接她下坡。并把生活搞得很好，中午带饭不是香肠就是鸡蛋。她家境好，有条件，让人好生羡慕。不过，对我们爱吃的鱼，她吃得太多，认为比萝卜白菜不如。
幺姑聪明伶俐，温文尔雅，对谁都一脸微笑，却很能干，学习成绩非常好，经常得到老师表扬。老师、同学都喜欢她，没人敢欺负。谁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一句不中听的话，立即会受到男女同学的围攻，袁姓侄孙更是一马当先。
袁家在桃子园是大姓，一道上学的侄子辈、孙子辈、重孙辈同学很多，不会让辈分最高的幺姑受任何委屈。当然，最重要的是她自重自尊，友善待人，没得罪过任何人，不像跟男伢一样玩得野的女伢。
她三爹的儿子袁世文正好相反，因为有些小调皮，不懂谦和让人，时常和同路的同学起纠纷。可是个子小，说话不利索，反应有些迟钝，难以让人服他，常受欺负。玉梅幺姑也尽力保护他，却只是把他拉开，不跟对方吵闹，还批评他又无用又惹祸。袁世文挨了吵，只好忍气吞声，一脸哭鼻子像。
幺姑对晚辈一律叫侄侄。为了区别，在侄侄前面加上名字，比如宗和侄侄、先汉侄侄、国新侄侄、正群侄侄，家英侄侄、良秀侄侄。她叫得很亲切，让人心里温和舒坦。求人办事，找人论理，跟生产队请假，也都是轻言细语，娓娓道来，语气却很坚定，逻辑严密，表达清楚，让人无可辩驳。所以，无论在公在私，都没有人小视她的要求，更没人欺负她。
袁俊玲是袁先沛大爹的长孙，袁国荣的长女。本住我家坎下午屋场，因为住我背屋后尖上全妈全顺英的女儿袁国英招婿袁国善多年未生育，曾跟袁国善当女儿，在他家生活过几年。初上学时，她填写的家长是袁国善不是袁国荣。上学的时候，玉梅幺姑先约她，再约我。
全妈全顺英，是著名抗战诗人、辛亥革命老人全进存的侄女，是我本家婶娘。因为她一直非常喜欢我这个调皮又聪明的小伢，母亲让我拜寄她，改口叫全妈，因而常在她家玩。俊玲是我的玩伴，也是我的同学。他叫我叔，我叫她侄。她比我大一岁，是她带我玩。她性格温和，我又是叔，她会总让着我。我想干什么，都由我摆五摆六。
我是调皮王，上学走路总是连蹦带跳，没有一步是老老实实走的。不仅和同路的男伢打架，连自家叔爷家两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幺姑也常欺负，拍一下肩膀，拽一下书包，楸一下头发，摘一个刺果放头上说是毛毛虫，吓得她们哭。但从不跟玉梅幺姑和俊玲侄女开这种玩笑。
全妈是解放前在南垭开过小商铺的人，比一般农村妇女有见识。对孙女俊玲视如掌上明珠。公社化以前，袁正山和她妹妹没出生，家口轻，家境殷实，俊玲享受的是小公主待遇。全组学生的生活数她和袁玉梅好。大概是1958年之后，国英姐姐相继生了儿子和女儿，接着吃食堂，袁俊玲便回到自己家。上学从我家道场经过，依然是一路去一路回。
小学二三年级，班主任袁国本组织学生玩彩莲船，我和玉梅幺姑、俊玲侄女、任祖英同学选为船娘，坐船中装新姑娘；袁宗河、袁正云装艄公划船，袁正安装叫花子（又叫船巫），李万银等打锣鼓家铘；国本老师又划船又司唱，当然还会打家铘，所有人的动作都是他教的。硬是带着一趟学生，昼伏夜出，家家到户户落，把当时的三个高级社全玩到，整整玩了大半个月。玉梅幺姑和俊玲侄女玩船的小碎步走得特别稳，房东在船前平台上放一碗糖水，跑一圈下来，一滴不洒。显了功夫，艄公或者船巫才端起碗喝半口，新姑娘也是可以端起来喝的。我坐船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把步子放小，两脚频繁错动，双手紧提船干，不要大幅晃动，糖水才不泼出来。有的房东逗乐，拿了糕饼糖食或者香烟，不往船上放，却不住放鞭。这时候艄公就指挥采莲船崴沙窝，船娘蹲下身子，靠两只手晃动船，却不转圈。东家又拿鞭请，还是不起身，直到把贡礼送上船。女孩子最怕崴沙窝，腿蹲得受不了，鞭炸得受不了。估计哪家需崴沙窝，一般都让我上。一个春节玩下来，就过正月十五了。上学还有几天，只想瞌睡，走着走着，躺在路边石板上就睡着了。
1959年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一同初小毕业，考入南垭小学读高小。因为离家远，我带第一年级的弟弟租私房住读，幺姑和侄女分别寄住亲戚家，每个星期六一路回家，星期一一路上学。1960年老师让我跳级参加初中升学考试，被县三中录取。幺姑和侄女1961年考初中，玉梅幺姑被一中与三中合并后的县一中录取，俊玲被农中录取。县一中是搬来分乡与县三中合并的，每月放假回家拿东西，我们约好，和其他同学一路步行回家。
1963年我考入宜昌二高，1964年袁玉梅、袁俊玲初中毕业，未考高中，直接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1966年我高中毕业，在校闹腾一阵子，1967年回乡，又一起劳动、玩耍。这一年，袁玉梅与表哥、上洋中学教师李学群结婚。后来李学群从教育战线退休，曾和我一起参加区书法协会活动，交谈中得知他和太姑一起住到了宜昌城区。
1970年左右，袁俊玲与桃子园大队同学左万锡结婚，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时，专程去看望他们，在他家吃饭。本世纪初左万锡不幸病逝，侄女和子孙仍住桃子园左家坡。侄女入了党，一直担任生产队妇女组长，六十而后还担任村民小组长，干到七十岁。2018年春，我随文联组织的“相约夷陵 缤纷四季”乡村游启动仪式采风团到太平溪茶谷，她大儿子认出我，主动叫嘎公爷，并介绍她是袁俊玲的大儿子，快五十了，在茶谷上班。他父亲和我也是小学同学，比我小一岁，可惜早逝。我问起他母亲近况，他说身体还好，闲不住，操持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启珍表妹
是我三姨妈的小女儿，全名余启珍。两家一直走得亲，姨妈没儿子，我拜寄她，叫妈。她比我小两岁，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妹。2013年见面，她还回忆小时的事，说哥哥到处欺负人，但从未欺负过我。妹妹是让哥哥疼的，我当然不会欺负她。
三姨妈住在插旗大队小冲。插旗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东岩青峰山脉的大冲，大冲南边的一条冲较小，故名小冲。东岩山脉的支脉属炭质页岩，冲田为沙壤水田，人户远比只隔一条小河的桃子园石灰岩地区密集。三姨妈所在的余家屋场五六栋天井屋相连住着，十来户人家，还不是最大的吾尝。姨妈住在最南边一个天井屋的南边弘屋里，一间正屋，三间弘屋。从天井屋进火垅屋。上手是正屋是房屋，下手两间是客房和杂物。火垅屋出后门是园地。牛栏猪圈厕所在道场南头。道场外有一道高坎，坎下是进出屋场的必经之路。
屋场对面有条小溪沟，林木掩映，常年流水不断，直通冲外，汇入水木溪。小溪沟里有螃蟹、泥鳅、小鱼、小虾。在余家屋场的道场上望去，隔着溪沟，斜对面东北一里左右的半坡上，有栋泥砖瓦屋，是全县久负盛名的皮戏影艺术家余光耀的家。余光耀与姨爹同辈，我和表妹一样叫光耀大爹。解放前他虽以走乡串寨唱皮影为业，但有田有房，家境宽裕，又请了长工，土改时划为地主，戴帽管制。“文革”前戏还是准唱。小时候在南垭万家河纸厂工地，在余家老屋，在本大队，没少看他的戏。记得1963年正月，小冲生产队安排余光耀唱戏，我和姨妈一家去看。他一边提皮影，一边代戏中人物问到：呀嘈呵嘶，大冷的天，你咋只穿一条短裤？又代另一人物作答；你不知道每人只发了三尺布票，只够做一条短裤！众人哈哈大笑。就为这句话，被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收了皮影，反复批斗，好几年不准唱戏。“文革”又翻出来再批斗。
我到姨妈家玩的时候，比我十多岁的大表姐要做事，没时间陪我。我还未上小学，她就嫁给了我家大河西岸六架山的李正尚，陪我玩的是表妹余启珍。两人天天提了笆篓，到门前的溪沟里扳螃蟹、撮泥鳅、摸小鱼、捞小虾、摘地盘果、摘打蛮子。溪沟的水很清，隔不远有条潭，最多半人深。两岸长满水草，有沙窝也有鹅卵石，有树洞也有泥岸。我们或者扳石头捉螃蟹，或者撮沙窝捉泥鳅，或者摸岩豁捉小鱼，或者作河堰把水糊干，鱼虾、泥鳅一起捉。两人弄得一身水一身泥，直到喊吃饭才回去。
姨爹叫表妹的声音总是拖得老长，还转弯，一声“凤伢子”——那是表妹的小名——山回谷应。声音里充满爱恋。表妹是他嫡出唯一女儿，十分疼爱。用农村的话说，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每次卖了柴，总要给表妹买油炸坨、酥食糖，我跟着也没少吃。
姨妈是党员，长期担任大队妇联主任、生产队妇女组长，家口不重，却一直很穷。原因在姨爹很小被国民党抓壮丁，从江西流落到湖北，解放战争中被俘，加入解放军后不久退役。正好前姨爹在表姐余启秀出生后被抓壮丁，客死他乡，经人介绍，后姨爹就在本地上门安家，改名余光良。他会挑脚，嗜酒，食量大，却不会做农活。加之流落他乡，心神不定，不会理家，没心思理家。一家人分得的口粮，恨不得一次卖掉换酒喝，为此没少和姨妈打闹、争吵。那年月本来日子就困难，而他家里，不是缺油少盐，就是没粮食。启秀姐出嫁后，他们三口之家，还时常要我们家接济。
姨爹唯独对卖柴感兴趣。卖了柴可以打酒喝。他力气大，挑二三百斤如履平地，适宜干砍柴卖柴这种力气活。简单，直把，不像做篾活、挖药材需要技巧。柴山上的柴被他砍光，挑去南垭、棠垭卖了，多半换酒喝了，少半称盐打油。家里的布票舍得浪费，酒票从没浪费。
姨爹姨妈对我视若己出，哪怕调常皮，惹祸得罪邻居，也还是喜欢我。无论我有什么要求，都尽力满足。我和表妹要做毽子，姨爹就找有公鸡的邻居讨毽子毛；没有铜钱，姨爹从心爱的挑脚垫肩上把钱坠解下来；需要线，姨妈把样包拿出来。我们又要玩水枪，姨父就上山砍竹子、锯竹筒，钻水眼，找布片做活塞芯。有年初中放寒假，我刚学会纸片剪字、用梳子和排笔喷涂广告色做贺年片，要显摆一下。没排笔和广告色，跟姨妈一说，就让姨爹挑柴赶场去买回来，用了可以称好几斤盐的钱。
表妹到我家来，母亲也当自己姑娘一样。吃的不少，做事不饶。因为我弟弟妹妹都比她小，我又毛毛躁躁干不了正事，帮手只有让她当，我反而成了助手。比如寻猪草、守水、带弟弟妹妹玩，她都比我能干。在我的大妹高中毕业前，家里需要帮手，母亲总是带信让启珍来。姨妈得到信，让她把家里的事放下，马上跑过来。
表妹读完初中，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当兵后，表妹在家招婿杨多太，连生四个女儿。那时姨妈姨爹年岁已高，带不过来，经常把大些的孩子放我老家，由我母亲帮着带。
人口多，家里更加困难。难免引起家庭矛盾。八十年代初，母亲带着姨妈到县城，说她和姨爹都被杨多太打过，要我带他们到法院告状。那时姨爹已过世，我刚转业，按母亲的要求，把她们送到法院，我就上班去了。母亲和姨妈说法院都记下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坐公汽回去。第二年“严打”，杨多太因虐待罪被判刑三年。姨妈常年怄气得病，两年后在我家玩时病逝，经法医鉴定，送回小冲下葬。杨多太出狱后到一个施工队做零工，放炮不幸被炸死，表妹一人把四个孩子带大。虽然艰辛无比，吃过不少苦，90年代以后，四个孩子的生意个个做得风生水起，都在小溪塔卖了房和车。
2013年腊月表妹杀两头年猪，专门让孩子接我和弟弟去吃年猪肉。我们去姨爹姨妈坟前烧纸磕头，在她家住一夜。时光仿佛回到几十年前，许多场景仍然那么清晰，可是二位老人的恩情我并未回报，内心十分歉疚。杀猪那天，我的同年本家、爷爷辈的小学同学袁宗银在那里帮忙。他说，我和你表妹年轻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现在我们都老了，又都成了单身，决心互相照顾，共度余生。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我说，你们的事我听说过，我相信你们会互相扶持。我理解，两个丧偶的老人，需要一个互相帮扶的恩爱晚年。
光木表哥
大姨妈的小儿子宋光木，比我大三岁。虎头虎脑，少时说话心里若急，便有些口吃。原高一个年级，因为我五年级跳级考初中，他是应届考初中，我考进县三中，他考进农中，便同级了。
堂兄妹、表兄妹中，我还有三爹四爹五爹小爹家的堂姐袁国玉，堂弟袁国江、袁国方、袁国同、袁国萍、袁国琼，堂妹袁国菊、袁琼玲、袁玉玲、袁芳玲等，大幺姑的表妹杨月英、表弟杨自元，小幺姑家的表弟王明祥，舅舅家的表姐徐成英、徐成秀，三姨妈家的大表姐余启秀，因为年龄差距较大或者接触不是太多，不属一起长大的玩伴。光木哥虽然比我大，却和我玩耍最多，成年后交往时间也最长，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他家住在现今南垭村宋家坪后湾。从他家背后翻过一座山，就是十字沟水库下表弟王明祥的家。我经常和母亲、弟弟、五妈一起，或者先到姨妈家，再从这个垭口到幺姑家，或者先到幺姑家，从这个垭口到姨妈家。
小时候表哥到我家，会带来很多新鲜玩法，比如做柳笛，我不会，他会。叫我取将发叶的柳枝，截断放在石头上平搓，蜕皮取下木杆，捏成哨子，一吹就响。再取粗枝，旋下皮一圈一圈做喇叭碗，安上哨子，一吹，声音低沉，传得老远，山环水应；又取粽树的嫩黄芯叶，编蚱蜢，编小笼子。手有多巧，就能变多少种花样。若是秋天，他又叫我折芭芒干，做船，做房子，做风车。每人手里举一个，跑起来让风吹得呜呜转。我则带他拔茅针，摘山果，挖黄姜，挖葛根，告诉他山里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我到他家，他带我挖泥鳅、摸鱼虾、扳笋子。我走不了沙崮子，脚踏上去沙崮溜动，人就滑倒。都是表哥牵我甚至背我。
他还给我讲一个故事，说他家这个屋场，以前住的是一户发财人家。因为发了财，就忘乎所以，对周围的人刻薄。谁家牛羊吃他田里一口庄稼，就要人家几倍赔偿。而他家狗子咬了别人的鸡子，也不赔，还怪人家没把鸡子关好。人家敢怒不敢言，鸡子被咬死，就偷偷提来，扔到他稻场边。他就让家人扔到沟里。这年夏天，他家来了一条蛇，爬上他家供案不走。按当地风俗习惯，家蛇只能撵，不能打。可怎么撵不走它。改用喂食的办法，希望它吃饱会走。可是它吃饱也不走，而且长得非常快，几个月功夫就成一条碗口粗、一丈多长的大蟒。供案小了待不舒服，夜晚扳上扳下闹腾一家睡不成。没办法做一条长案放堂屋中间，它呆上去，头对门外尾对屋里，觉得舒服，才不闹腾。但每日要吃三只鸡或十几斤瘦肉，否则又闹。吃了半年，还不走。眼看家里吃穷，这个发财户到处求人想办法。有个道士愿来看看。看过之后说，东家啊，你这是为人刻薄，得罪乡邻了，需要杀猪宰羊，请远近乡邻来家，亲自焚香谢罪，同时从堂屋到门前溪沟砍开一条大路，铺红地毯，至时有妙用。热闹过这一场，我包你家人平安，不然就难说了。财主同意照办。道士坐镇指挥。某年某月，三眼铳响，猪头羊头摆到大蟒面前，财主披红挂彩，迎接远近乡邻入席。道士宣布道歉祈福开始，财主上香，先对神蟒三叩六拜，再给乡邻三鞠躬，高声赔礼道歉。而后开席，推杯把盏。食毕，道士着法衣，迈九宫步，右手桃木剑，左手兰花指，口诵法决，喝令人群闪开，一声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大喝：起！只见风雨大作，巨蟒飞起，沿门红色地毯直赴溪沟。溪沟水涨，送蟒入河了。事后，财主收拾行囊，与一家人搬离此地了。
表哥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毛骨悚然。生怕在窜出一条蛇来。表哥说，你看我们家是那种人吗？我说，那肯定不是，姨爹姨妈都是忠厚慈爱的人，大表哥和邹嫂也不得罪人，可我还是怕蛇。他说不怕，我从来没看见过家里有蛇。
又一次表哥不在家，大表嫂邹家带我去东岩扳笋子，走上垭口，我怕，要她牵我。她故意吓我，走着她突然松手，吓得我蹲下，不敢起来。我哭着求她，她才伸手来牵。不一会儿又松手，让我再次吓得趴下。我又哭又骂，大喊姨爹姨妈和光木哥。可他们哪里听得见。好不容易过了垭口，正往东岩山坡爬，半路碰到一个老者，背着被老虎咬死的小牛。老者讲述了虎口夺牛的情景，我们哪还敢上山，立马打道回府。再次经过垭口，表嫂再没戏弄我，一直把我牵过危险路段。东岩大白天有老虎，假如我们遇上会怎样呢，确实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
五十多年后，我再到大表嫂儿子宋达福家，比我小七岁的侄儿也已过六十，说起当年的事，他说他还记得一清二楚。
表哥自小在我们家走动，母亲非常喜欢这个侄子。50年代末大姨妈去世，表哥还在读小学，母亲一直把他当自己的儿子，还让他拜寄五妈，跟五妈成了亲戚。因为一个屋场有两家亲戚，他比小时候走得更勤。我们的接触机会也更多。
1964年冬，我到姨爹家玩。刚下了雪，到处白雪皑皑，天寒地冻。表哥和同屋场的老郭约人打麂子。地点就在他家背后的山上。表哥要我也跟着。我说我不会啊。他说，不要你钻林子，你就在岗上守着，听到指挥的人喊注意了，你就高声地嘱，喊得越大越好。我说，好，这个我做得到。我上了山，就在雪地里跑左跑右，不下林子，在岗上大声吆喝。人欢狗叫，吆五喝六，中午时分撵起一窝麂子，慢慢逼上仗口。两三点左右，几次铳响，打倒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抬回来，在表哥隔壁老郭的道场头剥皮，表哥分一只腿，分剩的一份，邹嫂料理，做麂子肉炖钵，大家一起吃晚饭。大家吃得非常高兴，我也尝了，没觉得有大家说的好吃。
1965年表哥参军前，母亲作主，让他娶本队袁先绳幺爹的二女儿袁国香。因为袁国香的母亲早逝，母亲就让她给自己做干女儿，这样表哥也算我的姐夫。袁国香的母亲跟五妈是亲姊妹，对五妈来说即是袁家侄女又是姨侄女，表哥则既是干儿子又是双重侄女婿。表哥和我们是亲上加亲了。
表哥当兵期间和1970年退伍安置到中南地址勘探机修厂上班后，国香姐先后生四个孩子，坐月子期间的一概应酬，都由母亲和五妈两妯娌料理。国香姐常年一个人带孩子，参加生产对劳动，联产承包后自家种田，自己生病，孩子生病，困难太多，吃苦太多。母亲总是当自己孩子一样帮助照看料理。我从部队回家探亲，都到表哥厂里住一夜再回家或者打一站再回部队。到家后，母亲还带我去看国香姐和她的孩子。包括我结婚后孩子出窝，也和母亲、妻子先去他家，再回老家。 光木哥由于长期背负家庭负担重的压力，80年代得过肝炎。80年代末，孩子们陆续成年，国香姐姐才带孩子搬进宜昌城区。90年代还接母亲和我们夫妇去他家玩。他小儿子结婚，我曾应邀去喝喜酒。2004年我父亲去世，2009我母亲去世，光木哥和国香分别前来吊唁。此后，联系相对减少，不知是2013或是2014年，表哥溘然而逝，非常遗憾我没接到通知。一生的兄弟情谊，只有在回忆中品味了。
渔伴李万银
守着一条河，虽然下河还有一段距离，不如在河边长大的一直泡在水里，但我也小学一帮同学的影响，也喜欢喜下河整（玩）水弄鱼（把鱼弄到手）。同级的袁宗和、袁正安、袁世文、李万银都曾是我的鱼伴。不过，合伙弄鱼最多的还是李万银。我在《黄柏河渔人》里，讲过不少和他下河弄渔的故事，远没讲完，还要继续讲。
初上学时，李万银的姐姐李万秀还没和我的小爹结婚，我和李万银一直以兄相称。大概是1956年小爹和姓曹的小妈结婚不到一年，因性格不合离婚。1958年经人介绍，与现在的小妈李万秀结婚。李万银就成了婶娘家的舅舅，虽然人多的时候我也叫他舅舅，但我们玩得不分你我，根本不在乎称呼，相处还是跟兄弟一样。后来，他娶曾宪道的妹妹曾宪芬为妻，曾氏兄妹是行走多年的表亲，我和李万银、曾宪芬同级同班，他的妹妹李万珍又嫁给族弟袁国文，所以和李万银的舅甥关系，只落一说，并不像嫡亲的长幼有序那么严格。
李万银比我稍大，人聪明，活动能力强，学习不错，毛笔字写得好。弄渔、打猎、打锣鼓三项本领，更是幼承家传，我则闻所未闻。开始下河，我只晓得搬石头砸鱼。那是每个小伢都会的。在河边和溪沟，估计水中的石头下有鱼，捡起一块较大的石头往估计有的鱼石头上砸，再搬开石头，如果有鱼被震昏，就会飘起来，抓住就得了。讲究一点，下河带把夯锤，就是大石头的中等铁锤或八方锤，使劲往石头上砸，也可砸碗把鱼。河边弄渔都是从砸鱼开始，我和李万银也是，后来才摸鱼、闹鱼、打鱼、炸鱼、摇鱼、冬季卷青苔捉鱼。
和李万银合伙闹鱼，已经讲过砸闷头花、白蜡树叶闹鱼，没讲用“六六六”粉闹鱼。“六六六”粉，是苯与氯气在紫外线下的加成产物--六氯环己烷，五六十年代世界使用最广的剧毒农药，农村打虫主要靠它，我国于1983年禁止使用。我和李万银弄鱼那会儿，根本不知道它的危害。每次下河，从家里拿几两到半斤“六六六”粉，做好河档后，用只旧袜子装上一到二两“六六六”粉，绑在竹竿上，往估计有鱼的石豁里戳。“六六六”粉在水中散开，鱼受不了气味，昏头昏脑浮上水面，立马用捞兜子捞起来。因为在大河闹鱼，水是流动的，不赶紧捞，药水流过，鱼就清醒了。捞起的鱼放斤笆篓里，养在水里，一会儿又活了，只有小鱼会闹死。一次下河，总得五六、七八斤鱼，每人分几斤，高高兴兴回家。
更多的是，是摸鱼。把手伸进水中的石头下、岩洞里，触到鱼就把它捉住。那时我不会水，只能摸不需要扎迷头的浅岸。李万银虽然会水，但人小，一口气憋不了多长，也摸不了一米五以上的深水。两人就沿着老岸，摸浅水。摸几条滩，运气好可摸五六斤，运气不好只能两三斤。李万银记忆力很好，上次摸到鱼了，下次还到这个地方摸，竟然在一个地方几次摸到大小一样的黄骨头、季扎包和岩边。
还有一次，在一米多深的水里发现一条娃娃鱼（大鲵），不敢用手捉，怕咬。李万银找来一根木棒，眼尖手快，把它的头别在石头上。这条鱼有五六斤，劲很大，两人扳住木棒不敢动，坚持一两个小时，终于把它别死。看到它不动弹，李万银让我扳住木棒，他下水捉，双手掐住脖子捞了起来。扔到沙滩上，它又活过来，李万银扑上去，掐住头，和身子压上，提起来关进笆篓。回家后，砍给我一截，两斤多。第二天，全小队都知道我们逮了一条一条娃娃鱼，啧啧地说，这两个伢子也不怕被咬了。
李万银读完初中就回乡生产，干农活也成了一把好手。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和他一起挑渣滓、挑大粪、背牛粪。他和袁俊玲的亲叔子袁国华因个子小，无法和大人相比，就落到我们年龄相仿的一帮人中。和我一样被评为二等男劳力，同一等女劳力一样，每个工9分。显然，他和袁国华都吃亏了。但他从没意见，干活的时候，还尽量帮着我，带着我。工间休息、下雨天还经常一起打扑克。
李万银和曾宪芬的儿子李军出生时难产，由我弟弟袁国均守护三天三夜，才保母子平安，以后又一直由我弟弟负责治疗，因而很小就拜寄他。跟我家多了这一层关系，我回家时，常碰见李万银夫妇，有很多见面交谈、同桌用餐的机会。
我弟弟1969年初中毕业后，参加全县第一届赤脚医生培训班培训，而后又跟棠垭卫生所张所长学医三年，跟邹国龙学儿科，跟南垭黄师傅学蛇医，成为中西医兼通的乡村医师，把脉处方、推拿针灸、接骨椟榫、儿科妇科、西医注射、用药、外伤处理，样样都会。多年负责大队卫生室工作，二百多户人家生病生灾都由他负责。许多孩子由他接生，无论大病小病，一直由他经手治疗。李军是最典型的一个。
90年代初，我和县委政研室主任赵宗荣、司机肖斌为写《走向文明富裕的迁徙》一文调查全县平困村状况，回到老家。那时20来户人家的桃子园村八组，25到50岁之间的单身男人竟有两桌之多，后来脱单的也不过二三人，大部分终身难娶。那时我父母身体尚健，且有弟媳帮忙，做饭不成问题。调查完毕，我留他们在家玩一天。先到大河钓鱼，因单家河水库会水淹没本组全部河道，积水深，河底树枝多，没有船无法得手，一无所获。下午又到李万银门前居民小组的大堰塘去钓，连虾也没有一只。李万银说，这塘没鱼，到我家鱼池来钓，我放了十几条草鱼，都一两斤一条了。盛情难却，我也想同事们尽兴，就到他鱼池钓。可是鱼池太小，就是在石头缝里挖的一个大坑，总共一分把地。天快黑还是没上钩。李万银拿来鱼网，我说不用了，没事钓着好玩，并不在意鱼。他说那不行，你的同时老远来，我说什么也要打几条你们晚上煎了吃。一网撒去，得三四条一两斤正长的草鱼。他要我都拿着，我好说歹说，不得已拿了两条。同事们说，你的朋友真慷慨。我说那是，总共十来尾，要我拿三四条，这是在缺水的石灰岩山区，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步入老年，因为一生辛劳，李万银与曾宪芬日渐消瘦，牙齿脱落，身体佝偻。每次见面，都劝他们注意身体，发现不舒服就尽早检查。李万银一检查，发现患了肝癌，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没有好转，三年去世。曾宪芬没有什么疾病，只是太辛苦。儿孙们不再许她做事。再见面，果然比先前气色好多了。鱼伴去了，愿他的遗孀、我的表妹和同学健康幸福地活更长久。
柳氏姐妹
柳氏姐妹是本生产小队柳宪章的千金。她们的母亲印宗英，我原叫大妈；她们的父亲当然叫大爹。但是后来老大柳良秀嫁给我叔爷的儿子袁先聪，成为我婶娘，就改口叫宪章家（Ga）公、印家（Jia）家家（Gaga）。但对婶娘的妹妹弟弟，从未改口叫幺幺和舅舅。
柳家住在杨树湾李万银家对面柳家屋场。屋旁有一口堰，门前坎下不远有一口常年不干的水井，还有一片水田，是全组唯有的两处之一。每逢天旱，我家就要到先烈二爹屋旁的水井或柳家门前的水井守水。水沁得慢，要排很长的队等候。如果去得晚，往往要一天才能守到一担水。对耐不住性子的男孩子来说，那真是一种煎熬啊。
柳家多年喂有赶仗的猎狗，对人也十分凶恶。上小学一年级，跟一帮同学到柳良明家，经过他们道场，虽然有人出来赶狗子，狗子还是扑上来，我一跑，被咬了小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卷起裤脚看，两个牙洞，鲜血直冒。当时栁家人用了点什么灰灰草草泥了，把我送回家。害得我㗗（跛）了半个月。想起柳家的狗子我就心惊肉跳。
柳氏共六姊妹。和我一起长大的是前四位。老五柳良国比我小五岁，和我弟弟同年，老六妹妹更小，不属于和我一起长的童年玩伴。
老大柳良秀虽然比我大五六岁，但1955年和我同上小学，读一个年级。读过一年就没读了，十二三岁得做事了。老大长得魁梧、壮实，皮肤釉黑；为人忠厚，性情温和，麻利能干。虽然文化不高，在姊妹中很有威信，在生产队也少有人欺负她。后来她嫁给先聪幺爹，家境非常困难。幺爹是独儿子。叔爷袁宗炳是我爷爷同父异母兄弟，因打老婆，早年被杨家婆婆娘家人上门教训，限跪天井，吓成神经病，一直疯疯癫癫。杨家婆婆是个小脚，微跛，理家能力特别差，交际能力更差。两个幺姑大的与我同年，小的比我小两岁，都未成年。良秀幺妈嫁过来就成了主心骨，又管老又管小。两个幺姑尚未成年，自己又接连生三个儿子。家大口阔，还放娃娃滩。那个艰辛，比一般人家又胜许多。但她和先聪幺爹同心协力、拼死拼活，瞻养并送走两个老人，带大并嫁了两个姑子，带大三个儿子并为他们完婚，如今还帮大儿子带孙子。这在桃子园，虽非绝无仅有，却也是很少人能比拟的。
老二柳良玉比我大三岁，童年和我一年上小学，读完四年级便回家参加劳动。1958年在生产队食堂帮厨与食堂保管员袁国锦相恋，后经人反复给她父母做工作，15岁与我族兄袁国锦结婚。族兄父母早逝，家中还有尚未成年的二妹袁国香、弟弟袁国文、小妹袁国翠等一起生活，也是家大口阔。良玉嫂子肤色白净，身体秀丽端庄，圆脸大眼睛，到老也属一表人才。为人不多事，好客，爱跟青年人玩。劳动能力却不如她姐姐柳良秀，也不如妹妹柳良芬。作了长嫂，哪怕自己还是个孩子，也得尽力为一家人操劳。十八九岁以后，接连生女儿生儿子，也是既管弟妹，又管子女。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和她们一家玩得最熟。此时国香姐已经出嫁，国文、国翠接近成年，良玉已生侄女。他家住我家看下屋场，离得很近。每逢雨天，国锦哥便喊姨妹柳良芬、侄儿袁正群和我在他家打扑克，或者在她家吃饭，或者回家吃了饭又来。一起玩得忘乎所以。
老三柳良芬跟我同年，比我大几个月，也是我小学同学。后来我读初中高中，她读完农中回乡劳动。寒暑假，经常和她一起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排节目，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高中毕业回乡后，更是天天出工在一起。加之国锦哥总是喊我们在一起打牌，彼此混得更是熟之又熟。她身材匀称，也是漂漂亮亮的圆脸大眼睛，肤色比大姐白、比二姐黑。十九二十的大姑娘，一举一动透出成熟的气息。尽管家里不富裕，常穿补丁衣服，也掩不住青春靓丽。劳动是一把好手，干活不输成年妇女。为人也很谦和，不像有些人剑拔弩张。婶子们说良芬了把（能干）、知书识礼、端庄贤惠，谁找这样的媳妇是福气。不少人还劝我，到她家提亲。说得我心动，暗暗恋上她。一天看不到她出工，心里便紧张，生怕她生病了。但我不想马上谈情说爱，前程未卜，还想有机会搏一搏。因而除了暗通几回书信，再无下文。正好跟我同年的南垭68届高中生全家林和七组袁宗好同学，袁宗汉介绍给我认识，加上他们同届的王明炯原本和我认识，四个人玩到一起，你来我往很是热闹。全家林认我母亲为干妈，我们便成为干兄弟。恰好我全妈是全家林的姑婆，也是袁国锦和柳良玉的媒人。为全家林的婚事再次出征，柳良芬正式成为全家林的未婚妻，不久结婚。暗恋之人成了弟媳，的确有些尴尬，但这是我自身的问题，而后的关系处理很融洽。我参军后，全家林成为南垭小学民办教师，后来转公历，还当了校长，事业有成，儿孙成行。多少年来，我家有什么事，他们夫妇没少来捧场。我成亲后，母亲还带我和爱人去他家做客。
老四柳良菊比我小两岁，也一直同在大队文艺宣传队。我一直把她当做小妹妹。1967年她初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我们便天天一起出工。在国锦哥家里玩时，很多时候她也在场。她跟姐姐们长得另属一格，脸稍尖，身材略为瘦挑，十七八岁，正在发育之中，韵味颇足，加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天真无邪，很容易让人触电。她曾将自己作文本的一篇作文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打开发现里面有张小纸条，无非是仰慕已久，渴求帮助之类。并非我不喜欢她，既暗恋着她的三姐，又不想马上谈情说爱，不想惹风流债，假装没看到，原封不动退还给她，只讲作文写法，建议她看那些书。而后相处如初，并无芥蒂。我入伍后，她嫁到沔阳一个镇上，据说家庭条件尚好。虽也时常回娘家，我却没有碰到。只是默默关心叨念。
柳家的弟弟柳良国与我弟弟同年，娶族叔袁先烈二女儿袁梅英为妻，成为叔伯妹夫。结婚后广开亲路，一直行走我家，逢年过节对我父母多有问候。妹夫在公路段工作，现已退休。
柳家最小的妹妹我几乎没有印象，在柳家父母宪章家（Ga）公、印家（Jia）家家（Gaga）90年代去世前早已成家，现在也快六十了。
宣传队的娃娃朋友
桃子园是全县有名的山民歌和薅草锣鼓之乡，80年代“三民”普查，有特别保留曲目记录在案的歌手十多人，锣鼓歌师更多达几十人。2010年，袁国本被确定为湖北省薅草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之后，面对市委宣传部组织的专题片拍摄小组介绍自己的学艺经历，他说解放前后曾从师九大门派的锣鼓高手，其中多是桃子园的前辈高人。我小时候，就听过李远清、李万金、李万银父子，曹以峰、曹汝南、曹汝斌父子，袁先烈、柳良明、袁世家、袁宗起、邹国龙、邹国凤、袁国本、袁国家打锣鼓。但后来，锣鼓和山民歌被禁止，山民歌只能偷偷哼，集体生产实在搞不上才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一场锣鼓。
取而代之的是文艺宣传队。幸而袁国本在1961年后，从县三中下放回桃子园大队当民办教师，他读过私塾和小学，能编词也能上台演出，还参加过全县农村文艺汇演，得过奖，因而能把大队的文艺宣传队组织起来。人员主要是小学高年级和本大队假期回乡初高中学生，几乎年年寒暑假有排练和演出。
我一直是宣传队主要成员。七八年中，结识了一帮原本认识和不认识的宣传队玩伴。他们是：高年级的叶思南、时发杰、曾宪道；同年级的袁宗和、袁正安、袁正云、袁正生、任祖英、任祖国、李万银、印国平、袁玉梅、袁俊玲、柳良银、柳良玉、柳良芬、时发凤、时家秀、邹传银、袁淑敏、王伦清、曹汝海、王述龙、王树同、王述新、曾宪芬、邹国翠；低年级的袁宗汉、袁宗君、左万锡、左万淑、邹国玉、柳良富、时秀英、袁正群、袁凤英、袁梅英、柳良菊、曹汝梅、王述香、袁小萍、袁国菊、袁玉玲、袁国均、柳良国等。当然，人员去去来来、进进出出，有的相处时间长，有的相处时间短。
节目也是五花八门。有袁国本写词的民歌表演唱；有各自报名的翻唱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挑担茶叶上北京》《父女逛新城》《北京的金山上》《望北京》《白毛女》、有后来被称为红歌的大合唱《十送红军》《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社会主义辛福的大道上》；有各人演唱的不同毛主席语录歌；还有创作或移植的快板书、活宝剧、锣鼓三句半、拗口令等等。
袁国本是队长兼总导演，任祖英是歌唱组的头，时发杰是乐器组的头，袁宗和是曲艺组的头，袁淑敏是舞蹈组的头。袁宗和当兵后，我接任曲艺组的头，还兼编词。无论在校生参加社会实践，还是已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被抽调，只要是由生产队通知参加的，都记工分。演出形式有：大队开会前演出，晚上点汽灯专场演出，参加棠垭公社的汇演。若节目被评为优秀，还代表棠垭公社，参加分乡区和县里演出。
演出和排练节目，住得近的回家吃饭，住得远的自带饭菜。烧几个洋芋，烧几个苕，带几个浆粑粑，都是一餐。不嫌麻烦就带米带菜，借大队的锅灶自己做。玩得来的，约到一起，拼饭拼菜，一起做，一起吃。我和时家秀、石秀英姐妹，袁俊玲、袁正群姐弟，袁玉梅、柳良芬、柳良菊，李万银、袁正安分别拼过饭菜。后来我弟弟袁国均、五爹家的妹妹袁玉玲也参加了宣传队，我和他们带着饭菜一起吃。
曲艺节目要背词，对答如流，才演得顺当。那时都很年青，记词本不是件难事，但人多节目多，有人怯场，有人故意打岔，就难免忘词。所以演出时，总有人负责幕后提词。毕竟农村看戏不太挑剔，万一忘词了、慌台了，大家一笑也就过去了。但是，除了洋相，演出后总结，还是要批评的。好几女娃娃被训得哭鼻子。也有词总记不住、动作老出错的，挨批评多了，面子挂不住，死活不再来了。
要说在宣传队真学了好多东西，那是哄人的。毕竟都是业余水平，没经过专业训练，学习能力再强，演出再受欢迎，也好不到哪里去。但锻炼了口才和胆量，队员之间增进了了解和友谊，为大队挣得了荣誉，那是一定的。至少，桃子园大队文艺宣传队一次能拉出那么多人，能出那么多节目，在分乡区也是有名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准许山民歌、薅草锣鼓等民间文艺上台演出，或许早已培养了一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不会出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的状况。
近几年我曾再会袁国本、袁国家、邹国龙、任祖英等老一代歌师，和他们拉家常、谈往事，听他们演唱。深感山民歌、薅草锣鼓、采莲船歌、丧鼓歌，是有丰富营养和艺术品味的，只是当时不准传习，我们在宣传队没有学到。和任祖英大姐说起当年，感触良多。她是我小学同学、初中校友，年龄比我大，已逾七十，身体颇健，亦尚谈。回忆当年一起演出的节目，一同哼起当年重新填词的民歌，仿佛又回当年，情不自禁，倍感亲切。只是时光无情，“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当年娃娃朋友最小的也已六十开外，宣传队的左万锡、李万银、苑正安，都已作古，更不用说老一辈打锣鼓、唱山歌的李远清、袁世家、袁先烈、邹国龙、邹国凤，邹国林，袁国家、徐成德了，他们离我们而去，千呼万唤不回来，不胜嘘吁。
初中四袁组
1960年考入初中，我十三岁。当时的宜昌县三中在分乡镇大木桥西边坡上，校门紧挨大木桥，进门是几十步宽阔的条石台阶。伙房、教室、宿舍从小河边一次向山上排列。两层的教学楼前，也要下和整栋教室台阶一样长的几十步台阶，才有一块窄窄的平地。
1960至1963年，是大跃进后最困难的时期。为尽快恢复发展，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精兵简政，收缩各项事业的规模。1961年县一中搬来分乡，和县三中合并为新的县一中。大部分学生精简回乡，一年级原本二三十个班的学生，只留下三个班，新招生也只保持三个班的规模。初中一起玩得最好的袁氏四人组，是精简后走到一起的。其中，袁先梅和我同级，比我们三人大几个月，是先彬的姐、我和国悦老弟的姑；袁先彬、袁国悦（原名袁国业）比我低一级，袁先彬是叔，我和国悦是侄。因为都姓袁，年龄相仿，走到一起有亲近感。
四个人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帮助。袁先梅懂得关心人、照顾人，成为核心，对我们呵护备至。十三四的男孩子住校寄读，每月才放一次假，平时洗衣服、洗被单，干不好。先梅幺姑总是让我们三个把衣服收起，由她洗，我们只在傍边看着。哪怕她的手冬天生冻疮，依然在冰冷的河水中为我们洗衣服。是生活上真正的大姐大。
两年时间，四个人一起做作业，一起复习，一起谈学习、谈理想。如有情绪，互相宽慰。十三四岁，对前途、命运虽然没有什么成熟的看法，但都希望共同成材，考上好的高中，考上大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那时，理想的天空一片灿烂，谈起未来，天真浪漫，百事无忧，志在必得。当时，我希望今后当上一名解放军军官，神秘莫测的军营对我充满诱惑；袁先彬个子小，一说一脸笑，喜欢吹笛子，希望今后当一名教师；袁国悦的父亲卢永祥是粮管所干部，他希望自己今后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先梅幺姑则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份工作，能挣钱照顾好父母。
假期四个人我到你家，你到我家，并一起排练节目，参加棠垭公社的文艺演出。玩来玩去，节目也排练好了，演出颇受欢迎。少年爱交游，父母最好客。那段时间，真是玩得忘乎所以。
先梅幺姑有个哥哥，我叫幺爹，已成婚和父母分家单过，先梅幺姑和父母在一起。两家同在一个屋场。有年寒假，我们几个相约在她家排节目。她父母对侄子和孙子的到来十分欢迎，热情安排我们吃饭、住宿。他哥哥嫂嫂也专门做一桌饭菜，请我们吃饭。山里人就是这样，妹妹的客人就是哥嫂的客人，如果不请大家吃饭，总觉得心里过不去。其实，那个时候生活非常困难，自家人都吃不饱。但只要来客人，想方设法，总要乐哈哈把客人招待好。有一个鸡蛋，也留着客人吃。
国悦的婆婆爷爷和母亲、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家住离棠垭不远的花栗树包，门前有两棵高大的花栗树。他母亲是袁家屋里幺姑，坐堂招婿。父亲卢永祥是分乡粮食系统干部，常年在外，回家的时间并不很多。我们在他家玩时，他婆婆爷爷和母亲特别热情，他母亲要出工，收工就上灶做饭。毕竟家里有人在外边工作，家境相对稍好，招待我们自然倾其所有。深怕对不起袁家屋里人。
先彬叔住在国悦对面的袁家老屋。是几间土坯墙盖瓦的天井屋相连记不清了，老屋现在也拆了，未及向先彬叔证询求问。只记得同屋场人家，都姓袁。他的弟弟妹妹也多，父母都是农民，要按时出生产队的集体工，很忙。但对我们的到来，依然喜出望外，安排得周到妥帖。虽然当时都在困难时期，他家应该更为困难，但依然把生活安排得很丰盛，让饥饿中的少年们吃饱吃好。
唯独我在石灰岩山区，加之当时家中已有六口人，在四人中属最困难的。但我带同学来家里，父母总是非常热情，尽一切办法把生活安排好。最朴素的想法是我的小孩叨扰了别人的父母，同学来到家里，一定不能亏待别人的孩子。
课余时间，四个人几乎都在一起。尤其吃饭，总约在一起拼菜。你吃我带的菜，你吃我带的菜。虽然都是炒酸面、豆腐乳、辣椒面、泡姜蒜之类放得久的腌菜醡菜，但互通有无，既亲切又调剂口味。直到1963年我和袁先梅初中毕业，四人才分开。
后来，我考取宜昌二高。袁先梅放弃中考，回家照护父母。第二年袁先彬、袁国悦考取县高中。十多年后，鬼使神差，初中在一起时各人说的愿望都实现了。我参军后提干，在部队工作14年。袁先彬高中毕业后当上民办教师，后来转正，并成为南垭高中校长。袁国悦长期从事广播宣传，后来任分乡镇办公室主任、副书记、人大主任。袁先梅当上民办教师，结婚后住在父母家里，一直尽心尽力照顾父母。
退休后，我和袁先彬、袁国悦在不同场合见面，谈起初中四人一起长大的经历，晰晰如在眼前。大家感慨万端。难忘的少年时光，在心中播下友情和理想的种子，转眼成为日暮黄昏时小树林边的回忆。幸而有你，幸而有我，幸而老年时有说不完的记忆。
刘一届
我的第一个外地玩伴，唯一小学五年级就在一起、初中高中六年还在一起的同学。认识他的时候，他父亲任南垭粮管所主任，因而将他从雾渡河带到南垭上小学，他在五甲班，我在五乙班。他学习成绩很好，又非常调皮，同我一样属天不怕地不怕、叫老师又恨又爱的捣蛋鬼。我知道他的名声，他也知道我的名声。一天，年级集合，公布完算术考试成绩，我在走廊上站着，心想我这个一百分来得勉强，学得并无把握，五甲班刘一届也是一百分，他肯定比我强，今后该咋办。接着，看见一个个子差不多我高但比我壮实的男生站在教室外的台阶上，我走上前问“你就是刘一届？”他大概也知道我是调皮出名的，以为我要找他干架，没好气地说：“我就是刘一届，你把老子怎么办？”我一听火冒三丈，说：“老子不过问一下，你屌什么屌！”两人对骂一阵，最后他才问：“你是袁国新？”我说“是啊”。他又说“你是五乙班的？”我说“是啊”。他说“听说你数学还不错?”我又说“是啊”。他又说“有我好吗？”我说“不比怎么知道，往后看吧”。他说，那好，超过我就跟你做朋友。我说，你等着看吧。后来两人的成绩交错上升，真成了好朋友。
从此，下课见面打招呼，课余同玩耍，学习暗竞赛。由认识变得熟悉，有熟悉变得亲密。记得南垭小学校门外有一排高大的垂柳树，树下有几块残毁坠落的碑石。下午晚饭前，我们时常坐在碑石上，两只腿吊住摇来摆去，仰望天空，透过柳叶，看悠来悠去的云彩。谈各自的父母、各自的童年。
那时，正是最困难时期。集体食堂宣布解散，社员回家开伙，粮食已经没有。我家五人三月，分到搜扒仓库扫底的9斤红高粱头子作口粮。磨成面，不够我和弟弟带带到学校吃一个星期。全家人只能吃野菜、树皮。我和弟弟每餐一把红高粱面打糊餖，就稀汤啃树皮粑粑。带米的同学也饥不择食，认为粑粑到手可吃，愿用大米、大麦米、包谷米换粑粑，一两换一两。换得米煮稀饭，省着吃，多吃黄菜和树皮粑粑，进口的粮食还是比以前多。刘一届跟父亲转了户口，吃国家定量供应，每月10来斤，由食堂管着，购粮蒸饭，也吃不饱，他想吃粑粑，没粮食换，我送过粑粑他吃。
1960年，他和我一样被动员跳级参加初中招生考试，同时录取宜昌县三中。二年级开始到一个班住一间宿舍，直到初中毕业。两人好得像一个人，一起就寝，一起起床，一起做早操，一起吃食堂，一起上课，一起做作业，一起逛分乡场，和同班的徐明鑫、杨发宽、赵长寿等棠垭学生一起泡在学校后背后的黄柏河里。星期天闲极无聊，从黄柏河整水回来，我和徐明鑫、杨发宽比赛骂架，口不住声对骂一下午。这样的骂架刘一届并不参加，我们在一起已经不会对骂干仗了。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放假回家换衣服、背菜，从分乡向北同路回家的上百人，沿路都是背小背篓的学生。三五成群，斗折蛇行。叫的叫，喊的喊，哼的哼，跑的跑，跳的跳，跛的跛。形容不整，逃难似地狼狈不堪。刘一届老家雾渡河，回去不多，也不同路，不知他走在路上是何等一副尊容。
二年级上学期，和刘一届从老区公所宿舍移达到校内老庙宿舍，住一间宿舍的上铺，头对头。一次午觉起床，两人比试力气。我没他力大，被压在身下。他要我认余（服输），我偏不服输，他不放我起来。上课铃响了，我还是不服输，他还按住我不让起来。刘青老师查房，发现床上还有人，大喝一声：“你俩干啥？上课了还打架？”刘一届赶紧放了我，说不是打架，闹着玩。我也说不是打架。老师说，先去上课，听后处理。学校给我们一人一个小过处分，并说，今后表现好，可以取消处分。如继续调皮捣蛋，这处分必然记入档案。我俩紧张了，背个处分，学习好中考也受影响。赶紧写检讨写保证，努力改正错误，认真搞好学习。半年中，再不敢迟到早退，一门心思搞学习，争取去消处分。我俩学习成绩本来就好，这一努力，更走在全班前面，二下就宣布去消处分，还要求全校调皮生以我们为榜样，“浪子回头金不换”。
三年级我们仍在一个班，学习成绩依然在前列。毕业考试复习期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复习，互相提问，互相检查。觉得物理课从性质、公式到应用计算，都比较踏实了。廖远扬老师做最后一次辅导，发现我们心不在焉，下课前点名批评我们满不在乎，考不好有我们好看的。晚上我和刘一届商量，是不是再溜一遍，万一考不好，脸往哪儿放。他说，再搞一遍，一人弄100分。晚自习后，我们带着自制煤油灯，从教室窗户翻进去，在教室把复习提纲再溜了一遍。第二天考试，真地双双考了100分。廖远扬老师公布成绩后又说，响鼓要用重锤敲，我批评他两个，他们一用功就考了一百，值得大家学习。
1963年我们又一起考入宜昌二高。他在一班，我在三班。虽然联系不如初中那么紧，但课余时间没少在一起。而且寒暑假回家，因为带的东西多，需要坐班车。而始发站在云集横路老车站，离校远，离刘一届爸爸单位宜昌县粮食局，每次都在他父亲那儿歇一夜，第二天一早各自回家。
1968年，刘一届下乡老家雾渡河，后来当上民办教师，与公历教师涂光芬恋爱结婚，生一子一女。其女刘爱华与我儿同年并为小学同班、初高中同级同学。恢复高考后，刘一届考上宜昌师专数学系，后调入宜昌县委党校。两家同在县城，多有来往。
陈爵西
陈爵西是我初中结识的又一个情谊深厚的同学。父母都是外地人，随湖北地质609勘探队来到分乡区黄花乡执行勘探任务，临时家属区工棚住黄花场。子女就近上学，陈爵西和我同年考取宜昌县三中，一二年级在一个班。他的性格与我、刘一届差不多，都是既调皮学习成绩又不错的学生，因而我和他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
陈爵西比我大一岁，像个值得信赖的哥哥，什么事都愿跟他讲。有段时间，甚至有很强的依赖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黄花离分乡10公里，比我家离校近，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他便带我到他家玩。从分乡下场头走小路，出乌龟溪，再沿公路到黄花。他家住的三间工棚很矮很小，放了床铺和简易家具之后，进进出出要侧身才能通过。居中一间是客厅兼饭厅，右手一间为父母卧室，另一件房间用纸板劈中夹开，姐姐和妹妹、陈觉西和弟弟各住一半，都是高低床。我去了，陈觉西和弟弟拼床，我睡他弟弟的下铺。
他是家里老二，有个姐姐在读高三，还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读小学。他姐姐已十八岁，出落得一表人才，匀称端庄，丰润靓丽。好可爱的姐姐，看得我心里发跳。他弟弟顽皮可爱，人瘦个小，跟我脾胃相投，也是个调皮的种子。他妹妹天真无邪，清秀明丽，活泼可爱。我跟陈爵西叫姐姐、弟弟、妹妹。他们也叫我弟弟、哥哥。
陈爵西的父亲是个络腮胡，身材适中，四十来岁，很壮实，很威严。但对孩子们很慈爱，除非孩子们打闹得太不像样，从不高声说话。对我更是亲热，询问家庭情况，鼓励我和陈爵西要好好学习。陈爵西的母亲非常慈爱温和，不停地忙前忙后，摘菜做饭洗衣服。吃完饭，陈爵西的姐姐帮着收碗。陈爵西、弟弟和我则尽情玩耍，一会儿讲黄花的见闻，一会儿讲跟随勘探队在外地生活的经历。收了碗，姐姐抓紧做作业。晚上洗澡也是和当地农村一样，一人一盆水，男子在门前场坝上洗，女子在房间里。洗菜洗衣服门前场坝上有个水龙头，接水在大盆里洗。
那时全国处于困难时期，勘探队口粮定量下调，粮食显然也不够吃，他们家一样要吃菜饭菜稀饭。菜是自己开荒种的，种不好就没吃的。周围农村没有买菜的，家家户户自己都不够吃，到宜昌买菜既远又凭证供应，品种和数量都受限制，只能由勘探队集体组织购买，分给各家各户。因而生活的艰难一点不亚于农村，某些方面还不如农村灵活。他家六口人，四个孩子上学，经济上也不宽裕，日子一样过得紧巴巴的。
陈爵西不仅学习成绩好，体育也很出色，跑跳投掷都比我强，乒乓球也打得很不错。令人羡慕的是他有一对橡胶乒乓球拍，是他父亲给他买的，用得十分珍惜，只用最要好的朋友才能借来打一打。我对乒乓球一脉不经，虽然他也带我打过几次，但根本不是任何人的对手，上桌大不了几个球就被淘汰。只能站在旁边，默默地看他们打。陈爵西往往连续登庄，直到打累了才收了休息。
月末放假，我也带陈爵西回我家玩，我的弟弟妹妹依我叫他陈哥。我家山场大，钻林子，摘野果，坐在石板上聊天，一玩半天过去。还带他下河弄渔、游泳，鱼虽然弄得不多，玩得却非常尽兴。因为月末放假四天，在家要待三天，闲暇无聊时，我跟他讲雾渡河有条黑狗子河，很远很僻静。其实我也没去过，听大人们讲的。哪知他产生误会，因为他爹叫陈云鹤，以为我骂他父亲是黑狗子，立马反击。我知道是误会，见他骂我父亲，非常生气，对骂起来。被我父亲听到，把我狠骂一通。陈爵西这才收声。事后父亲又单独把我教训一顿。回校时，我跟陈爵西说，你完全误会了，我只是讲那里真有这条河，丝毫没有冒犯伯父的意思。他也说，是自己不冷静，让叔叔生气了。也许，成长中的男孩只有经过各式各样的懵懂和犯错，才能逐步成熟起来。 二下时，609勘探队完成在宜昌的勘探任务，转场鄂东，陈爵西转学了，据说到了黄冈，而后再无联系。这一段经历一直在我心里。而他，也许只有退休后，才能慢慢想起。
同村的四个同龄高中生
桃子园小学1955年第一批招生，从六七岁到十二三岁没上过学的孩子同时入学，其中四个人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四个人是时家秀、邹传银、袁正生和我。我1960年五年级跳级考初中，因而从初中开始比高他们一级。他们三人1964年考入县高中，我前一年考进宜昌二高。因而他们是初高中同级校友，我和他们是小学同级同学和初中校友。但寒暑假回大队，我们依然一起活动，联系甚多，亲密程度如当年同学一样。
时家秀是桃子园大队第十生产队木匠时仕洋的长女，跟我同龄。她有个小两岁的妹妹时秀英，有勤劳能干的母亲。一家四口，加之他爹是手艺人，走村串户做木工活，日子比一般人过得滋润。
仕洋大爹的木工活远近闻名。不仅手艺好，打的家具光滑好看、结实耐用，干活也非常踏实。所以，我家几十年的木工活都非找他干不可。在我们家干活时，每天早上吃了早饭就上工，一直干到十点左右。母亲说：“仕洋哥，该歇下抽袋烟了。”他才放下手里的工具，拿起两尺多长的旱烟袋，抓撮叶子烟，按入烟锅，伸到火垅里点上火，悠闲自得地抽一口，喝口茶。再抡斧推刨，干到吃午饭。下午也是按照做农活的习惯，抽烟喝茶歇两次，直到天黑收工。 那时农家招待艺人，都是一天三顿饭，一把叶子烟，一缸子粗叶茶，工钱四五毛不等。如遇农忙，要干一阵活才做早饭，他也一样先干活后吃饭。家里都干活去了，没人陪，他也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绝不会偷懒。活干完了，有钱给钱，没钱赊账，有了再给，他也不恼。
时家秀的母亲仕洋大妈，忠厚，慈爱，勤劳。一双小脚，耕田赶耖、担水劈柴，不输男人。公社化以后出集体工，她常年为生产队放牛。仕洋大爹常年在外，家里两女伢，年龄小，指靠不上，所有活路都是她的，却料理得一样不差。
时家秀自小受父母宠爱，家境又好，却不娇生惯养，也不张狂跋扈。同她父母一样，为人踏实随和，不惹是非。而且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人样长得端庄秀丽，典型的东方圆脸，杏眼蚕眉，中正鼻，是桃子园少有的几个美人之一。
由于是同学，从小学到高中，多年一起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活动，彼此的父母又熟悉，还住在我三爹屋场对门，挪挪腿就到她家，因而也没少到他家玩。他的父母对我这个小客人非常热情。她妹妹比我们小两岁，是低年级校友，初中时一起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活动，后来回乡和我们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开会时常碰面，还一起在棠垭水库渠道工地劳动，也非常熟悉。
1968年夏天，我和时家秀一起为大队文艺宣传队写节目，把写作地点搬到他家里。我们在一起凑节目，她妹妹忙前忙后端茶递水搞服务，她母亲上山放牛，中午晚上都在他家吃饭，一连三天，才把节目编好。
1969年我应征入伍，她们姊妹同来送我。自此一别，而后见面稀少。时家秀在桃子园小学和大队卫生室工作很长时间，因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始终未能外出招工。与郧西的一个工人结婚生子，也不能离家随夫。二老尚未归山，儿子尚未成年，丈夫便因病亡故。她一人带孩子、照料父母，确实辛苦、艰难。 80年代末，我在南垭十字沟路上曾与她碰面，时龄40有余，独自挑一百多斤包谷来换稻谷，又挑一百多斤谷回去。那时凡已参加工作的同龄人，都不会干这么重的体力活了。
我心里不禁泛起这阵酸楚。据说晚年以后，曾多处为单身老人当保姆，收入虽然足以糊口，其中的艰辛必然不为外人所知。
她妹妹70年代初招工到国防工厂，并与本大队军人袁宗汉结婚。袁宗汉与我同龄，小月份，上学比我们晚一年，高中毕业比我低两级，比时家秀等三人低一级。按辈分是我爷爷，而时秀英也就成了我婆婆。袁宗汉复员后安置到时秀英所在厂，从厂办主任干到工会主席、纪检书记退休。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入伍，后来也转业回父母所在的厂。一家团聚，其乐融融。90年代末曾在小溪塔与他们夫妇见面。至今尚有电话、微信互致问候。
邹传银是桃子园大队前身石板店子大队会计邹国兵的长子，与我同龄，与时家秀同生产队（后来的村民小组）。邹国兵是我干姐夫邹国龙的二弟，都是邹治银的儿子。他当大队会计时，我父亲当大队支部书记，开会，算账，没少在我家吃住。而我也常随姐姐袁国英或单独到他们家玩。因为姐夫邹国龙是邹传银大伯，邹传银按习惯叫我舅舅。但我根本没把自己当舅舅，只当是玩伴是同学。
邹传银还有个叔叔，早年从军，一直在部队干到副团职，和袁国家的哥哥一样，是桃子园唯有的两个副团职干部。邹传银的弟弟70年代初入伍，在兰州军区服役，也干到副团职，90年代后期转业再兰州市供电局工作，曾为当兵前的民办教师经历，找过我开证明。我当时任夷陵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我说证明可以如实开具，能不能算工龄不能保证，由接受安置机关人事部门按政策确定。他说，只要证明入伍前当过民本教师及具体时间就行，我便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的名义为他开了这个证明。
邹传银性格较为内向，喜欢埋头搞些小玩具小发明之类的东西。学习成绩好，但不张扬，很少与人干架。与我同年考入南垭完小读五年级，1961年考入分乡初中，1964年考入宜昌县高。学期间对物理尤其感兴趣。假期一同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他不仅参加快板书、三句半、合唱、活报剧表演，还在乐器组拉二胡。
县高中与宜昌二中只有一个操场之隔，散步、逛商店、到市内，来回都经过他们学校。因而也常去和他们聊天，有时还在他们食堂吃饭。那时，桃子园在县高的，除小学同级的邹传银、袁正生、时家秀，还有小学低一级的袁宗汉。而且还有阮仕钊、邢国森等初中同班同学。在那儿，经过邹传银介绍，认识了和他同级的本县连沱人刘德才（刘学武），后来成为共事十多年的战友。
邹传银和邢国森文革中越搞越张扬，经常坐邢国森抢来的三轮摩托车，背着抢，在宜昌至分乡的公路上来回奔跑，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很深印象。回乡后，生产队和大队、公社推荐优秀青年参军、招工、招工农兵学员，总没他的份。只能当桃子园小学民办教师、棠垭初中民办教师。因为神情郁郁，有段时间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不能坚持上课，回家休养。稍好后，大队安排担任了管电员。80年代，再回棠垭初中教物理。在“民转公”时，经过考试，转为公历教师，才有了踏实的归宿，干到退休。
袁正生是桃子园四队袁国益的长子，和小学老师袁国本同队，住在任祖英对门、袁国本坎下，三家相距不到一里。1955年和我同时上小学，也是有名的调皮佬。袁国本接替杨灵芝，把我和他都收住了。后来又调来一个教数学的高老师，教学有方，也很严厉，我和他都不敢再调皮。虽然小错不断，但学习成绩一直都好，1959年同时考入南垭完小。我1960年跳级考入县三中，1961年三中与一中合并为新的县一中，他和邹传银、时家秀成为县一中初中部招人的第一批学生。1964年他们又一起考入刚从小溪塔搬来镇镜山的宜昌县高中，和我所在的宜昌二高仅隔一个操场。
袁正生聪明，鬼点子也非常多。因为家庭困难，因为太过聪明，或者是真爱占小便宜，又总被人被发现、揭露，在当地老少妇孺口中落下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名誉”。并且这个名誉，就像幽灵缠绕他的一生，不止一次断送他的前途。按说，他高中毕业，既当过民办教师，又有上工农兵大学、招工招干、恢复高考重考大学的机会，顺当一点，总有出来工作的机会；就是扎根农村，也有可能成为基层干部。但他一样不是，甚至外出做民工大家都不信任他，据说是他因交友不慎惹出不少麻烦。所以他到老也只是一个诸事不顺的农民。种地，打工，结婚，生子，养家糊口。虽然有文化，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比没文化的舒坦。
原因全在于那个“不值得信任”的幽灵。我跟他自小一起长达，并且没少到他家玩。他父亲忠厚、能干；母亲是个小脚，却勤劳能干；自小家里就把袁正生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至少，小学带饭，他碗里经常有煎鸡蛋，我不是经常有；初中、高中假期同在大队文艺宣传队，他经常有一身新衣服，我也没有；他的聪明至少不亚于我，在桃子园同代人中，算得上体面、有文化、有能力，应该成为领风气的人物。想不通他会沾染贪小便宜的习惯，背上“不值得信任”的名誉，把自己的缠绕得磕磕碰碰、坎坎坷坷，处境连普通农民还不如。
你说他很坏吧，至少我觉得不坏，起码不偷不抢不赌不嫖不吸毒，没有坐班房。跟我相处多年，没有糊哄吓诈，连意见也没闹过。我说不清他究竟占没占过小便宜、犯没犯过大错。为什么“不值得信任”的名誉总背在他身上？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责任，有多少是习惯性的偏见？我不知道。对他的处境，我同情，失望，无可奈何。作为儿时玩伴、同乡、同学和宗亲，我内心只能承载这多。虽然于事无补，也是一种情缘。
回乡四玩友
回乡四玩友是1967年八九月份走到一起的。十字沟的王明炯，南垭的全家林、本大队七队的袁宗汉，都是县高中1965年入校的同学，三人在学校逍遥，玩得很好。王明炯是我南垭小学五年级同学，和我也很熟。我跳一级，他休学一年，所以高中差了两级。听袁宗汉说，我就在八队，翻岗一里多路就到。于是袁宗汉带他们来找我玩。
三个人找上门，我很高兴，父母也很高兴。袁宗汉是本队袁世家的儿子，我父亲要叫叔。世家太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一起共事很多，熟悉不过。王明炯和全家林虽不是本大队人，可南垭、十字沟说起都是跟前块头，相距不过七八里，走亲访友未曾撞到也曾听说，也算知根知底的人。而且我们都快二十岁，已是成年人，只要我们玩得来，父母不会反对。当天就在我家吃晚饭，第二天又到袁宗汉家。玩来玩去，就形成了推磨转圈的四人组。
袁宗汉兄弟姊妹多，姐姐出嫁，还有八九个人一起生活，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母亲还是小脚，家里非常困难。但他的父亲是党员，既打家铘、打薅草锣鼓、打鱼，还打猎，很有名望。哪怕穷，哪怕累，精神一直乐呵呵的，走起路来还唱山歌。在我见过的老人中，他口才也非常好，谈古论今，析事说理，一套一套的，声调还抑扬顿挫，好听极了。为人很谦和，对我这样的晚辈，每次见面都叫学名；还叫得非常亲切好听，一说一脸笑。跟这样的老人接触，能学到很多，心情也非常愉悦。袁宗汉的性格也像他的父亲，对我这个侄孙很尊重，叫我学名，同他父亲一样亲热、好听，脸上堆着微笑。他晚我一年入伍，在部队我们也常通信联系。他入伍前与本大队回乡知青时秀英订婚，复员时安置到爱人所在国防工厂，从办公室主任一直干到厂工会主席、纪检书记。 王明炯的家庭条件应该算最好的。他是独子，家中有爷爷婆婆、父母亲。父亲王宏瑞和我姑爹王宏善同辈，是华中师范毕业的高材生，长期从事教育，曾任南垭小学校长。因患严重神经衰弱无法坚持正常工作，拿百分之七十工资在家病养。我到他家玩时，一家五口，都拿我当贵宾。他父亲头疼得厉害，中午要睡一会儿，怕吵，我们尽量不说话。睡觉起来，精神稍好，边和我聊天。因为我和王明炯都属绝对调皮的学生，他父亲总是叮嘱我们要走正道，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对每个具体的人，哪有那多革命事业让所有人接班，顺顺当当混口饭吃就不错了。不说普通农民，种地纳粮，守信守法，就算接班了；就是招了工、上了班、没有任何错误，只因企业大锅饭吃不下去，一样下岗，他接的什么班？只有公务员吃了纳税人的税，承担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算是接班了，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公务员。一个人怎样为革命做贡献，还是要落实到公务员、教师、医生、技术工作者、科学家、艺术家、工人、农民这样具体的职业。但在当时，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总以为只要努力，终有机会进入国家干部队伍（当时没有公务员一说），总以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鼓励自己。王明炯后来招工进宜昌县化肥厂，由于长期管基建，成为建筑工程师、职业监理。退休后仍多年从事监理工作。
全家林家里更困难。虽然地理条件不错，孙家坝是旱涝保收的水田组，南垭村最好的生产队。但他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他是老大，有好几个弟妹。父母再勤劳再能干，毕竟拼不过健全人。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到他家玩时，他父母特别热情，不仅倾其所有，而且留我们多玩，不让我们帮着干活。鉴于他家的情况，全家林选择尽快找媳妇结婚，改变家里劳动力缺乏的状况。找的正好是我们组的柳良芬，我同龄的小学同学。当时我虽然暗恋她，却没打算立即谈对象。她爽快地答应了全家说媒，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的媒人是我的干妈全顺英，我从小叫全妈，是全家林的姑妈。全妈让全家林拜寄我母亲，柳良芬就成了我父母未过门的干儿媳。两家走动更亲密。我当兵后，全家林夫妇不仅每年春节、父母生日到堂问候，而且平常家里有大小事，也少不了要过问要帮忙。2004年我父亲去世，全家林得信后还前来吊唁。柳良芬本就贤惠、能干，到全家后，挑起全部家庭负担，支持丈夫安心教学，使全家林顺利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当上南垭小学的校长。不幸的是，到我撰写此文时（2016年），得知他因突发心脏病已不幸去世，我只能望空吊唁。
劳动中结下友谊
在乡参加劳动期间，长辈、同学给予极大帮助。而一起成长的，除了已经提到的同学，还有尚未提到的年龄相差无几的同学、校友和乡邻。其中接触最多的是袁国锦、袁国华、袁正群、袁国文、蔡永富，与他们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结下的友谊终生难忘。
袁国锦是老家坎下屋场袁先绳幺爹的长子，作堆子扔炸弹的水手、渔人刘永天妻子袁国秀的亲弟，我表兄宋光木妻子袁国香的亲哥，柳氏姊妹柳良玉的丈夫、柳良秀的妹夫、柳良芬柳良菊的姐夫，袁国文的大哥。他和李万金被称为桃子园的美男子，确实比其他袁氏兄弟长得漂亮。175cm左右的个子，身材匀称，圆圆的脸无疤无痕。这在五十年代的边远山区已属难得了。蹊跷的是，他爹给他们剃头，把他姐姐、妹妹、弟弟都剃成了癞脑壳，又花费好大精力来治，唯独他没有感染。1954年，我父亲在道场上给我剃头，他父亲正好路过，见我被剃得哇哇叫，认为父亲的刀不快，立马从衣兜掏出剃刀递过来。我父亲想都没想，接过就剃，把我也剃成了癞脑壳。而后五六年，每周都要到南垭剃头铺上治癩痢的药。剧毒药膏敷在刮光的头上，本来就呕心、疼痛，还要在太阳下暴晒，常常晒得我昏倒过去。拜他父亲所赐，直到初中二年级，我才完全治好。
1957年他父亲突发脑膜炎去世，袁国锦十六七岁，没经过这样的事。我父亲当时是高级社主任，牵头帮他安埋了父亲。他和母亲一起抚养弟弟妹妹。1958年他当食堂仓库保管员，和柳良玉同在食堂出工，两人混熟，恋爱上了。为撮合好事，撑起这个家，善做媒的全妈出马，三天三夜做通柳良玉父母的工作，1959年他俩完婚。
这位族兄比我大八九岁，却是一位长不大的孩子，爱玩，贪玩，玩不醒。小两口沉浸在蜜月里，一个十七八岁、一个十五六岁，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一会儿卿卿我我，抱着滚来滚去；一会儿你翘我别，哭哭滴滴；闹出很多“他把我捏疼”“他不抱我”之类的笑话。幸而他母亲李家幺妈居中调停，哄了媳妇哄儿子，把他们逐渐带入正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困难时期李家幺妈也撒手人寰。安埋之后，举家家空空。两个孩子王带着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家不像家，但还是紧紧抱在一起。长兄长嫂少不经事也还是努力承担着责任。后来大妹袁国香嫁宋光木，最小的妹妹经人介绍送给无儿无女人家当养女。兄嫂带着弟弟袁国文和妹妹袁国翠，直到他们成家、出嫁。
袁国锦和柳良玉对弟妹的抚养教育和爱护有口皆碑，这为他们赢得很好的人缘。加之他们为人和善，特别好客，经常把年龄相仿的侄子、侄女、兄弟、姨妹一群人喊到一起玩，有喝同喝、有吃同吃、有乐同乐。他家就成了我、袁国华、袁正群、袁俊玲、柳良芬、柳良菊聚会的地方。国锦哥先后多次担任生产队会计、出纳，因家有娇妻、弟妹，外有朋友，用钱的地方难免多，往往把公家的钱挪用了，清账还不上，急得红血崩心。我们这帮衰友，十八九岁，没有一个当家理财，寡人一个，只带张嘴跟着吃，用钱时一点帮不上忙。而且他也不会把挪用的事告诉我们，挨了批评，责令归还，甚至撤职，我们才知道，真是难为他了。
不过，不用多长时间，把款还齐，他又成为出纳或会计。因为是生产队干部，他对分片派工活路的轻重、报酬一清二楚。商量派工时，总是把我们这帮玩得好的年轻人跟他安排在一起。他领队，他会玩，我们跟从，跟着玩。既轻松完成任务，得到应有的工分，不至太累；又有更多时间打扑克、休息、聊天，大家当然开心。
国锦哥的缺点，是口齿不利。说话前总要先嗯嗯几声，说起话来断断续续，不流利。仅仅比口吃稍好一点。
袁国华，和袁国锦是一个太祖下来的兄弟，他们的爷爷袁宗仁、袁宗义是亲兄弟；和袁俊玲、袁正群、袁小萍的父亲袁国荣是异父同母的兄弟。三家人住一个屋场，又属五服内本家，相处甚为亲近。
袁国华与我同年，比我大两个月，是哥。这个哥身体壮实，自小能干活，学习成绩不是很好。读到四年级，没考五年级，就回家生产了。到我回乡参加劳动时，他已是二等男劳力中的一把手，比我们同龄的一群人都强。但他为人忠厚，性格有些木衲，不爱动脑筋，也不与人争长短。虽不憨不傻，却宁肯出力宁肯吃亏，也不惹事，玩伴也比较少。我与他同学同路，没有闹过矛盾，并经常到他们家玩，他叫一声国新弟弟，再没下文。哪怕我和袁国锦、袁国文、袁正群、袁俊玲甚至袁小萍一起玩得热之闹之，他在场也少有话说。一起打扑克也只埋头出牌，因为不肯动脑筋，牌艺差，常常他被侄儿侄女替换下去，他也还是一脸笑，丝毫没感觉到面子上过不去。20岁娶媳妇李玉莲，河对岸李家塘李家元的姑娘，我五妈的亲侄女。李玉莲也与我们同年，性格和袁国华完全相反。方脸大嘴，特别壮实，能挑能背，干活不输男儿，说话高声大嗓，耍起横是谁也不怕。但对我这个小叔子，却很有礼貌，说话也是轻言细语，一说一脸笑。很快生了侄儿侄女，跟国华哥把家料理得比许多人强。联产承包后，先是拆了老屋做新屋，后来又把家搬到棠垭起楼房。来十多里老家的田还一直种着，六十而后患高血压病，干活依然不输当年。我说，嫂子，辛苦了一辈子，儿女都成人成家，你和国华哥不愁吃不愁穿，身体不好也该歇歇了。她说，哪有人是干活累死的。命贱，干活还舒服些，不干活就真要死了。这还真是个理，一辈子干活，临老突然停下来，说定真会一病不起。看到他俩如此开朗快乐，我也十分高兴。
袁正群是袁国荣长子，袁俊玲的弟弟，袁小萍的哥哥。比我小两岁。他母亲徐桂英跟我母亲是同族姊妹，我叫幺幺。他的父亲袁国荣是下桃子园有名的才子，70年代以前唯一在外工作的人。我们这一代读书人自小以他为榜样。他解放初在宜昌县人民政府食堂当会计，幺幺带着三个孩子在老家。1957年国荣哥被错划右派，分配到雾渡河财税所工作。困难时期，常放假回乡劳动，回去时需要开具劳动鉴定。当时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喊我写鉴定。我问怎么写，父亲说赶好的写啊，让他早脱帽。我就写他如何立场坚定、如何反省错误、如何吃苦耐劳、如何爱护集体财产等等。三年就给他取掉帽子，一直在财税系统工作到退休。直到80年代初，三个子女都已成婚，国荣哥在鄢家河税务所工作，才将她和袁正群夫妇一起搬到鄢家河农村。80年代调回财政局任总会计师，退休后又聘用到财政局财务公司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才完全休息。
袁正群一上学，就和我们同路。我到南垭小学后再没一路上学，只是寒暑假经常碰面。真正绑到一起出工、玩耍，是19767年回乡参加劳动之后。那时我高中毕业十九岁，他初中毕业十七岁，生产队大部分时间安排我们在同一个组干同样的活，只是我工分稍高一点。同时又都在大队文艺宣传队排节目，雨天休息国锦哥喊我们打扑克又在一起，几乎天天形影不离。
袁正群聪明，反映灵活，爱动脑筋，也很调皮。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宋体剪字掌握得很熟练，排笔黑体字也写得很舒服。这在当时，是一项少不了的技艺。写会标、家家户户挂语录牌、在家里领袖像下帖一个红色的忠字，都用得着。我就非常认真地看他怎样勾画笔画，询问结体窍门。他毫无保守地倾囊相授。很快我也能剪出漂亮的忠字，制出不错的宋体大字会标。
一起劳动时，多半是我、国文和他三人一组。我们三人从力气上讲，比其他组要弱，但我们不甘落后，就特别注重劳动窍门的探讨和积累，用更省力的办法完成超量任务。1968年冬，我们在棠垭水库渠道工地炸山修平台开渠道时，先是和成年妇女一起除石渣，我们三人一起接力，探讨怎样下锄利用石头自身重力滚动，实现用同样的力，扒渣多而快。后来，我们发现成年男人们打坛子炮眼用的是青石钻眼成粉的老方法。三个人两个打锤、一人掌釺，一上午大不了一个二三十公分粗、四五十公分深的炮坑。觉得在页岩上打炮眼完全没必要把石头打成粉，只要能把炮眼中间多余的石块别撬出来就行。休息时间，我们不动声色地试了一下，果然成，于是自告奋勇要求三人一组去打炮眼，换原来打炮眼的成年男人下来扒渣。我们一接手，先认石头纹理，顺大纹选点下钻，一次选三四个点，胀出三四条石缝，再用钢钎别撬，把中间的石头别出来。然后顺坛边下钻，沿圈打三四条槽，再下钻铣边。这一圈下来，进度七八上十公分。接着第二轮第三轮，如此循环，七八轮之后，坛子炮坑基本成型，就下钻铣光铣圆，上午漂漂亮亮完成一个炮坑，功效提高一倍，且省力得多。老炮手们只看我们打得快，炮眼漂亮好看，没注意我们的方法，叹道：“我们还不老，就被三个毛孩子超过了。”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一次超越，心想读了书干力气活也用得上，并非只要有力气就行。
我1969年参军后，1970年袁正群和袁宗汉同时参军到同一个部队。1975年复员回乡务农，80年代初和母亲、爱人一起搬鄢家河村，种了几年柑橘，在落实副高以上职称子女招工招干政策时，因其父国荣哥是财政局总会计师，三十多岁招工进税务部门，在鄢家河税务所工作退休。90年末，他女儿参加春天商场招工，曾找过我，我说凭条件应该没问题，录取一有结果就通知你。可惜，没过两年，商场倒闭，他女儿只好另找工作。结婚时请我喝喜酒，我高兴地应邀出席。2011年其母徐桂英逝世，烧五七时我才知道，由我二妹袁芳琼带路前往吊唁。两年前他爱人患肝癌早逝，我事后才得信，而后再未碰面。
袁国文是先绳幺爹的二儿子，袁国锦的弟弟，跟袁正群同年。因父母早亡，家庭困难，读完小学就回家生产。我回乡劳动时，便绑到了一起。我参军后，他在工地放炮时被炸瞎一只眼睛，伤癒后公社照顾他，特招为广播员，在广播系统一直干到55岁病退。
袁国文70年代初与本生产队李万银的妹妹李万珍成婚，育有二女。90年代报考中专时，中专已不包分配，由我介绍，先后考取宜昌县师范的服装、财会两个企业定点班。但1996、1997年毕业时，定点企业已宣布破产、停产，无法安置，只能自谋职业。大女儿先经劳务输出到上海做工，后恋爱成家，现仍自谋职业经营一个水果摊。小女儿毕业时，长江市场已经开业，我曾是这个项目的策划参与者之一，与总经理王恩军很熟悉，承他允诺，将其招入市场部，一直干了下来。婚后生子，儿子已上大学了。
袁国文文化不高，但学习精神很强，渐渐适应了广播工作的要求，从外线电杆工到广播员到独自办站自采自播，都能胜任。全局都知道有个勤奋好学的袁国文。70年代末在鸦鹊岭疫区工作时，感染血吸虫，治疗后得血吸虫肝硬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55岁病退，本两个女儿都在城区，自己也在小溪塔买房，但还是和李万珍回到老家，经营原来的责任田。种粮种树，养猪养鸡，种香菌木耳。四季劳作，虽然辛苦，心情却放松愉快，加之山里空气，他对我说，这十来年，身体也渐渐好起来了，每年还多三四万块钱收入，到城里来啊，待不住。
我和老伴到他家做客，住石墙瓦屋，睡木架老床，自己下田摘菜，房前屋后摘香菌木耳，吊锅柴火煮饭，柴火灶台炒菜，炖钵炉子炖汤下菜，过得是典型的传统农家生活。条件比我弟弟家里要好。仿佛又回当年，似乎与外界已经隔绝，清净自在，乐而忘忧。到我修改此文时，弟媳李万珍已不幸逝世，因为交通不便，我和老伴未去吊唁。后来在长江市场见到他，劝他到小溪塔已买的房子里来住，不要一个人留在山上了。但他还是回到山上，继续种田，想必住到小溪塔虽然离两个女儿近了，但无所事事和孤独是肯定的，对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我只叮嘱侄女天天与他保持通讯联系。
蔡永富是纸家湾上冲蔡国学的独子，比我小两岁。自小到纸家湾叔伯家（ga）公家去，都要从他屋旁或道场经过。有几年他家喂条恶狗，听见脚步声就赶来，自然离得远远的，悄悄从屋旁经过，不敢吭声，生怕弄出响动，招来恶狗。后来不喂恶狗了，又都是熟人，见面打招呼，甚至上他家坐，吃他家樱桃和核桃，也是经常事了。他父亲比我父亲稍大，父母亲都叫他国学哥。他母亲姓魏，祖母也姓魏。我叫他父亲国学大爹，他母亲魏家大妈，他婆婆魏家婆婆。国学大爹身体强壮，干农活是生产队行家里手，我父亲瞧得起的很少几个人之一。他也会养蜜蜂，哪怕最困难时期，也有两三笼蜜蜂，最多的时候十几笼，一年割二三百斤蜜。早年魏家婆婆的身体尚好，当家主内，家务不用儿媳操心。国学大爹和魏家大妈只管出工干活，挣的工分比谁都多。
蔡永富在像蜜罐的家庭长大，调皮，任性，不肯读书，没上几年学就不读了。却不娇养，个子虽矮，但长得体壮，有一把蛮力。后来他母亲魏家大妈爬上木子树柯木子，不幸跌落，盆骨开放性骨折，摊床几年，一家人服侍照护，好后不能行走，需要背进背出。接着魏家婆婆去世，蔡永富尚未成年，就过上了苦日子。 我回乡后，常和他干一样的劳动，在一起玩得很多。论力气，他比我足。但他个子小，山区挑楂子挑大粪挑谷上坡下岭，就没我一米七以上的个子轻松。加之，他爱出风头，好提意见，调皮不看时候不看对象，能不能搞赢都想搞一下，因而时常被贬到比他小几岁的人一个组，拿一样的工分。吃了亏他也不知悔改，有机会就出风头，有意见一样嚷嚷，傻得有些可爱。对于大伙同意了的事，明知一个人扳不弯，他也要反对一通，当然不会少挨批。
同组袁玉梅的父亲去世，曹汝林等在灵堂打丧鼓，我们都在老人会帮忙。蔡永富非常想到灵堂接唱出风头，可是他对丧鼓只听过，不记得一句词，问我和袁正群：“你们说唱什么？”袁正群说：“你不记得能词能唱什?”他说：“你们帮我编几句，上去我再自己编。”我说：“你实在想唱，我告诉你唱几句，但你要唱完就走，千万莫纠缠。”他说行，你快说。我说你这样唱：“师傅果然是高人，来到灵堂放高声，桃园结义歌声美，子牙垂钓悼亡人。师傅唱歌唱得累，我换师傅歇一会，我歌没有师傅多，我声没得师傅美。师傅歇会来教我，唱了三国唱封神。我跟师傅当徒弟，师傅唱歌我来和。”他说，写下写下，我照着唱。于是给他写下，他到灵堂开唱，人家一听，这小子还懂礼行，就让他唱完。但是曹汝林也知道这次蔡永富是编不出来的，就要为难为难他，唱着问他的师傅是哪一个，又问他可知桃园结义是哪三人。这叫盘歌，只有学过，词记得熟，才能答上。蔡永富跑出来说，桃园结义是哪几个？我说刘关张啊，桃园结义刘关张，携手沙场美名扬，同生同死同手足，共成蜀汉帝王乡；曹吴合击杀关羽，皇叔伐吴为二弟，张飞罹难因性急，白帝托孤刘备死；英雄结义千古传，焚香磕头桃园里，浩歌正气教后世，义薄云天自此始。他又说写下写下，我去唱。我说别慌，唱完这个，他肯定不信你，你接着问：师傅唱本好得很，可知唱本来何处？三国水浒人尽知，可知三国演义何人作，水浒传是何人写？唱完你就走，不要纠缠，你不是他对手。他唱完，曹汝林不傻，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他就说不知道，请出题的歌师回答。我本来已经告诉蔡永富答案，可他忘了罗贯中和施耐庵的名字，又支支吾吾不肯走，惹火曹汝林，骂他王八爬到称钩子上自称自，出了自己都答不出的题。蔡永富那是对手，被帮忙的人拉了出来。在农村出了题，别人答不出要你答时，你是必须正确回答，才认为你不是故意让人难堪。像蔡永富是要挨打的。谁料想他这点记性都没有。
70年代，蔡永富娶本生产队袁先槐幺爹的长女袁桂玲为妻，成了我族间妹夫。先槐幺爹1956年去世，桂玲妹妹只有六岁，还有两个弟弟，由幺妈一手带大，吃的苦比袁国文他们还多得多，因而也特别懂得兴家理业、勤劳、孝顺，渐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们的儿子十几年前成为乡村卫生医生，在原大队部公路边起了住房和诊所，成为一方人物。[1]
作者简介
元辰，本名袁国新，中国文艺家协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