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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綸(公元1453—1510年),明代醫學家,字汝言,號節齋,浙江慈谿人。

人物生平

[1]
  王綸先世居陝西銅川,五代時遷居浙江慈谿。其幼習舉子業,據慈谿《王綸墓誌》載:「公童時早慧,屬對不凡」「長就學,益自勵,攻苦食淡,鮮嘗甘寢,名稱籍甚,為邑鴻儒,成化庚子,以詩領浙江鄉薦。」
  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公時年32歲)舉進士,歷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工部都水司、儀制郎中、廣東參政、湖廣右布政史、廣西左布政史等職,官至巡撫湖廣都御史,後因父病而精於醫術。其兄經,進士,亦知醫。《(雍正)慈谿縣誌•卷七》載:「綸為人友愛,性剛方鯁介,不媚流俗,且為文平實雅淡,理明意遠,尤精於醫,所治無不瘳者。」《(嘉靖)寧波府志•卷二十一》載:「外任時,常朝聽民訟,暮療民疾,歷著奇驗。」
  他朝官暮醫,在繁忙的政務之餘,矢志於醫學的研究與實踐。他論病定方,不泥於古,把金元諸家學術思想有機的結合,參合自己的心得與臨證經驗,治病救人,頗有良效。薛己稱讚他說:「及登第,任歷中外,皆得人心,至於人之疢疾,治無不驗。古人所謂良相良醫,蓋兼體之矣。」今配神農祠中。

醫學著述

[2]
  據《茲溪縣誌》載,王綸有著作五種:
  《本草集要)8卷。據該書自序云:此書初作於明•弘治壬子(公元1492年)。稱「凡三易稿,歷四寒暑而書成」。現流傳本,乃係嘉靖己酉(公元1549年)邢某在陝西重刻本,該書多發丹溪翁之微,故明代稱此書為本草中之善本。
  《明醫雜著》。《千頃堂書目》作8卷。目前流傳的系薛己注釋本,改為6卷。據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工氏自雲:「予修《本草集要》既板行矣」,更「欲著《隨證治例》,使窮鄉下邑,無名醫者,可按方治病,閉戶一月,纂成五篇,後覺難下手而止……又嘗欲讀丹溪《語錄》、《餘論》等書,著得醫論二十條,及補陰、積術等丸方論」,由於「奔走仕途,皆未成書」。後於弘治十五年,在廣東任布政司左參政時,才將上面一些文章集合一處,取名《明醫雜著》。此書以闡述工氏對雜病的證治方法、堪稱王氏的代表之作。
  其他著作:共三種。《中國醫籍考》、《千頃堂書目》中皆列有《醫論問答》一書;《浙江通志》引《黃氏書目》及《千項堂書目》里都列有《節齋小兒醫書》一卷;《慈谿縣誌》記有《胎產醫案》一卷。

醫學成就

[3]
  熟習內經,參合諸子倡四法
  王氏作為丹溪的弟子,崇尚《內經》旁及諸家,才能融匯貫通,由其是對仲景、東垣、河間、丹溪諸大家的理論及學術觀點更為興欣、他說:「仲景、東垣、河間、丹溪諸書孰優?學之宜何主?曰:宜專主《內經》,而博觀乎四子,斯無弊矣。四子之出初無優劣,但各發明一義」。他強調:「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一次貫之,斯醫道三大全矣。王氏在倡導四大法則的前提下,對論治雜病更有心得。他在繼承丹溪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發揮了雜病以氣、血、痰、郁論治的觀點。他說:「丹溪先生治病,不出氣、血、痰、故用藥之要有三: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痰用二陳湯,久病屬郁,立治郁三方,日越鞠丸,」他進一步發揮地說「蓋氣、血、痰之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誤藥雜亂而成郁。故採用此方治病時,以郁法參之,氣病兼郁則用四君子湯加開郁藥、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藥之大要也。這是在「雜病用丹溪」大法指導下的四法,認為雜病的病機不外氣、血、痰、郁,而郁病更為常見多見,在治氣、血、痰病均「以郁法參之」。這種以豐富的臨床經驗為基礎,知事達變,綱舉目張的論治方法,值得借鑑。
  專注寒涼,慎用辛操與溫補
  王綸學宗丹溪,認為「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對內婦、五官等20餘種疾病的治療大法皆採用滋陰降火法。例如在對「傷寒時氣病後調養」即使在「先服參、芪甘溫藥一二服,以補六氣,隨後便服滋陰生津潤燥之藥」這種時時顧及陰津,對後世溫病學派「保得一分津液,便存得一分生機」頗有起迪與影響,並且創造補陰丸。他對一些醫家「不知氣血之分,往往服參、茂次為補」濫用溫補辛溫之品提出了批評,提倡要慎用參茂及溫補辛燥之法。
  縱觀王氏醫著及論述,他多次實火立論,用藥偏主寒涼與清熱滋陰之法。但亦並不是偏廢辛燥溫補,只是繼承了朱氏衣缽而有所發揮罷了。
  調理疾病,靜心息慮勝百藥
  王綸在論治疾病應用四大法與四小法的基礎上,還重視疾病的調養,提倡要注重自我心理調養,病人要「靜心息慮」則勝於服藥。因為心之官則思而脾主思,患者為思,則心火妄動,五火隨三,脾氣益傷,諸髒受害。因此他批評「世人遇病而猶態情任情,以自栽賊者,是因不知畏死者矣。又有一等明知畏死,而怕人知覺,諱而不言,或病已重,而猶強作輕淺態度以欺人者,斯又知畏死反議取死,尤可笑哉」認為只有靜心息慮,君相三火不動,雖有疾病,勿藥而自愈「達此理者,必能清心克已,凡百謹慎,而病可獲痊。否則雖有良藥,無救也」。由此可見,王綸在醫學心理學及疾病護理學上也有他的論見與成就,是符合現代醫學與心身醫學的科學道理。
  辯論痰證,偏重火郁而精觀
  王氏辨論痰證,精確而詳備,認為痰屬濕熱,乃津液所化,其產生機理是由於「氣血濁逆,津液不清,熏蒸凝聚」所致,他又說:「痰之本水也,源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同時詳細地敘述了痰證的臨床表現,如「為喘為咳,為噁心嘔吐,為痞膈壅塞關格,為泄,為眩暈,為嘈雜,征仲,驚悸,為癲狂,為寒熱,為癰腫,為胸間漉漉有聲或背心一點常如水冷,為四肢麻木」等等。
  在治則上,他認為「二陳湯為治痰通用者……,抬其標也,然以之而泊濕痰、寒痰、痰飲、痰涎則固是矣,」溫藥和之只能應用於濕痰,寒痰等。而大多痰證卻是「因痰火上」或「火邪炎上、薰於上焦,肺氣被郁,故其津液隨氣而升者,為火熏蒸凝濁郁而成……而其原則火邪也」。這些疾證稱為老痰、郁痰。此等痰證,「亦非半夏、茯苓、蒼朮、枳殼、南星等藥所能治也」正確的治療「惟在開其郁,降其火,清潤肺金,」開創了治痰的一大法門。並且制訂了一系列的治痰要方,在主方之下,又詳細地敘述了加減法。
  內傷發熱,補氣養血辨明陽
  王氏在「發熱論」中日「世間發熱證,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外感,內傷乃大關鍵」。他對發熱認為應有內外傷之分,而對內傷發熱更加強調了應辨別陰陽。一曰陽:是陽氣自傷不能升達,降下陰分而為內熱,乃陽虛也,故其脈大而無力,屬肺、脾。二論陰:是陰血自傷,不能制火,陽氣升騰而為內熱,乃陽也,故其脈數而無力,屬心、腎。而經日:脈大無力為陽虛,脈數無力為陰虛。而陽虛發熱是飲食勞倦所傷,陰虛內熱是勞心好色所傷。由此以陰陽為綱對內傷發熱的病因病機闡述無遺,可謂提綱挈領。
  在治療上,王氏熔東垣、丹溪經驗於一爐,認為:陽虛發熱是真陽下陷,內傷元氣所致。故「東垣發補中益氣之論」用「人參、黃芪等甘溫之藥,大補其氣而提其下陷,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也」,陰虛發熱是內傷真陰,陽氣偏勝變火所致,「故丹溪發陽有餘陰不足論」用「四物加黃柏、知母補其陰而火自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總之「益氣補陰皆內傷證也,一則因陽氣之下陷,而補氣以升提之,一則因陽火之上升,而滋其陰以降下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王氏博採眾長,詳述了內傷發熱的病因、病機及治療大法,豐富了內傷發熱的理論。
  立方遣藥,通常達變善化裁
  王氏在處方用藥上,擅長滋陰降火,化痰解郁,補氣血等,集丹溪、東垣、河間諸家之長,而且還通常達變,善於化裁。告誡人們用藥雖有因地之宜之常法,亦有變法,醫者終識常而通變,況能把握用藥之真諦。他創立了一系列臨床至今乃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劑,如補陽丸、化痰丸,治疳丸等。補陽丸是在丹溪大補陰丸的基礎上裁化而成,使之更符合病機和證候,用補陰法使陽齊,治療世人「火旺致病者」而從化痰丸」生出加味化痰丸方、治中風「痰滿胸隔,咽喉不利」多被歷世醫家所用。師古人不拘泥,通常法而知變法,是王氏主要的學術思想與觀點。
  中風偏枯,補發前人之未發
  中風偏枯,多見於老年,死亡率較高,王氏論述此證頗有心得,發前人之未發,補前人之遺缺,論述症候表現十分細緻,特別是辨別中風、偏枯的病因病機宜分標與本之論,尤具卓識。他說「古人論中風偏枯,麻木酸痛不舉諸症,以血虛,死血、痰飲為言,是論其致病之根源。至於得病,則必有所感觸,或因風、或因寒、或因濕、或因酒、或因七情、或勞力勞心,房勞汗出,因感風寒濕氣遂成此病。此血病疾病為本,而外邪為標。」王氏剖析中風偏枯的發病原因,比前賢更全面更深刻,符合臨床實際情況。
  在治療上,善於應用化痰法,如卷四《風症》所舉病案及擬治諸方,較多應用化痰藥物。異在此基礎上吸收了一些民間的處治方法
  論述男科,強調肝火重脾胃
  男科疾患,多數系陽萎與夢遺、滑精之類世人皆以腎虛或命門火衰為依據,誤人非淺。王氏論治男性專科,強調肝腎鬱火,注重脾胃為患,有別於傳統的以腎虛、命門火衰的觀點。

參考來源

  1. 彭榕華. 王綸《胎產醫案》醫學貢獻初探[J].. 世界中西醫結合雜誌,. 2012,7(07):553-555+562. 
  2. 陶曉萍. 王綸醫著及學術思想簡介[J].. 中醫文獻雜誌,. 1999(03):12-13. 
  3. 陸曉東,胡松春,蔣新新. 王綸學術思想及其醫學成就[J].. 天津中醫學院學報,. 1994(04):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