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走了我们的家(杨建梅)
作品欣赏
父亲带走了我们的家
那时，父亲嗜酒，醉后说过最癫狂的一句话是：“老子一把火烧了这些房子！”
“这些房子”可不止一间两间，按建造的先后顺序有正房、右厢房、左厢房、面房，组合成一个大大的四合院，后来又在正房左外侧盖了一处灶房，全部一楼一底，五栋丛立，灰瓦土墙，空旷宽敞。若以“间”论，大小足有二十多间。它们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也就是我的父亲二十二三岁至五十余岁期间，最老的比我长兄年长，“收官之作”比我幺弟还小。
父母不停盖房的动力，来自于我们兄妹五人中的三个儿子，即我大哥、二哥和幺弟，他们承担着坚守基业、传承香火的大任，“不多盖点房，以后连媳妇都找不着”，这是父母的后顾之忧和深谋远虑。每增添一个儿子，他们就多一重压力，多一份规划，多一股“筑巢引凤”的力量。
光阴如梭，世事难料。父亲做梦也没想到，他耗尽毕生心血盖起来的五栋大瓦房，最后都人去楼空，变成了破烂不堪的“空壳子”。
随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时代召唤，村里的年轻人不再甘心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一个个像迁徙的鸟儿飞出了大山。许多人还真闯开了天地赚到了大钱，回村盖起了砖房、洋楼，使小村焕然一新。我家那几栋黄泥筑墙、木头搭架、瓦片遮顶的不曾装修、不经粉刷的老瓦房，愈加显得原始、粗劣、低矮，有如鸡立鹤群，在村里格格不入，大煞风景。
我的两个哥哥和小弟当然不稀罕这些破房子，羽翼未丰便飞走了。父亲守着越来越空的大瓦房常常黯然神伤，为什么榨干他青春和血汗的家业，在儿子们眼里就一文不值了呢？他实在想不通，想不通了就喝酒，喝醉了酒便发出烧房子的狠话。
父亲心里的那团郁闷之火并没有点燃，是接二连三的灾难，把房子推向了颓败。1995年7月，父亲爬树摔折了腰椎，卧床数月后，余生只能揣着一张三级残疾证弓身行走。同年8月，我二哥意外去世，人去楼空，父母再没走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其后的10月，家乡发生6.5级地震，所有房屋裂的裂、松的松，这方墙头塌了一个角，那片屋顶掉下一堆瓦，好好的大宅院变得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由于父亲爬不了高处做不了重活，遭受创伤的房子得不到及时修补，再经年深月久雨打风吹，瓦片愈加脆烂，墙体愈加豁裂，柱子愈加歪斜，起风的时候墙头刷刷掉落泥土，枯叶杂草飘进屋来，下雨的时节四处滴滴嗒嗒，墙脚也冒出一股一股泥水浊浆。
我们嘴上说着要为父母另起新居，行动上却没有半点表示。因为我们 “很忙”，为着房贷车贷所折腰，受着灯红酒绿所羁绊，只管自己的小家风生水起而顾不上父母的水深火热。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把父母接出大山，跟我们过上“好日子”。这一提议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说儿女在外不容易，不能给我们添麻烦，况且老宅再破也是根，只有抱着根、归于根，他们才踏实，才安心。就这样，我们一年年毫无结果地做着父母的相思工作，岁月一天天尽情快意地啃噬着他们的健康和住所。二老与房子相依相偎，一路跌跌撞撞又坚强不屈，挺过了三年、五年、十年……逐渐步入风烛残年。
去年11月底，八十一岁的父亲没挺住，走了。
当我千山万水赶到时，他老人家已冰冷地躺在木板上，双目紧闭，面容安详，就像处于极其舒服的睡眠中。这或许是父亲跟病魔打斗够了，泄气了，撒手了，一生的劳碌、伤残、病痛，也都解脱了。
在收拾遗物中，一本潮湿发霉的相册被翻了出来。里面有1958年父亲在煤矿上的合影，那时他才15岁，一群青葱少年中，我们兄妹几人寻找、猜测，最终不敢确认哪个是父亲。在一张全家福里，父亲年轻、高个，头发浓黑，神情笃定，嘴角微漾，和母亲并排站在四个小丁当的后面（那时还没有小弟）。还有一张是父亲送我去城里读中专时的单人照，他满脸沧桑却腰板笔挺，透着一股忍辱负重的韧劲。就在第二年，这腰就残了，再也直不起来了。
小时候的画面一幕幕浮于脑际：父亲每天天不亮上山砍柴、开荒；父亲背着我翻山越岭寻医问药，为我治病；父亲给乡邻们讲城里的逸闻趣事；父亲为村里的红白喜事掌勺当大厨；下雨天父亲在屋檐下缝蓑衣编箩筐；太阳下父亲一边锄地一边给我讲岳飞、姜子牙、彝族土司的故事；煤油灯下父亲读书看报、写写算算；半夜里父亲起来为远行的儿女做饭……回忆包抄而来，令我幸福，令我眩晕，令我以为时光倒流。恍惚中，我又变成了那个弱不禁风的黄毛小丫头，还有父亲温暖的大手可牵，还有父亲宽厚的肩膀可靠。
父亲也曾一度是许多人的依靠。他代过课、当过工人、做过会计、任过生产队长，算得上我们村里唯一的“全能型人才”。我隐约记得他给队里记工分、发粮票的情形，也常有人到家来请他读信、写信。他最大的爱好是研究医药，把房前屋后种满当归、白芍、黄姜、三分三等药材，一个老旧的木箱装着他的医书、银针、药瓶、棉球、注射器、消毒液等。村民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疑难杂症，都往我家跑，向父亲索药，请父亲医治。父亲还会给人“看日子”，遇上哪家娶媳嫁女、施工动土、庆祝满月、乔迁新居、远足出行，都要先来找他翻翻书、解解惑，讨要几句口彩吉言，敲定一个良辰吉时。
父亲对村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有心的人家会塞给他半斤八两烧酒，说些感激话，无心的人家期待而来，欢喜而归，没什么过意不去，不必顾虑欠了人情。反正只要有人开口，父亲就能给出圆满答案。
为父亲守灵的那几天，我并没怎么哭泣，因为我还没直面失怙的事实。每时每刻，我都觉得老爸就在眼前，堂屋、卧室、厨房、院子，不用抬头就能看到他的身影，不用转身就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坐在门口迎接我的微笑还在，他手足关节凸起的大疙瘩还在，他鼓着腮、涨红脸的咳嗽声还在，他轻缓的脚声还在……
在此之前，我对老家也没注入过多少感情。那贫瘠、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那灰土、昏暗、烟熏火燎的老瓦房，那破衣烂裳、饥肠辘辘的童年，都充满了苦涩回忆。我宁愿数十年、数千里在外漂泊，也不愿多跋涉一步老家坎坷不平、崎岖难行的山路。这些年，回家仅仅是为了完成看望父母的责任，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回去住上一天两天，见到的是越来越陌生的面孔，听到的是土里土气的腔调。小山村的风土人情、习俗礼仪、远亲近友，都与我拉开了看不见的鸿沟，即使身在故乡，我的心也远在他乡。
让我不得不正视父亲已逝、我将与老家作别的，是母亲的被迫离开。父亲走了半个月后，母亲终于同意，去姐姐家养老。这就意味着，那些潦倒的大瓦房将彻底空了。它们一旦失去人气，便会像丢了灵魂的躯体，加速腐朽，面临垮塌，变成废墟。
临走前的几天，姐姐和弟弟对老宅作了大规模清理。老物件老古董很多，值钱的一件也没有，无非是些厚厚薄薄的衣被、好好坏坏的农具、裂牙豁口的餐具、缺胳膊断腿的桌椅。小弟把它们一趟趟运往门外，稀里哗啦一通打砸，点起大火呼啦啦燃烧，统统销毁。那场面我没看到，每打一个电话回去，每听到一样东西少了，心里就多一份缺失，多几分疼痛。父亲没了，我们的家也没了。
好强了一辈子、拖着老残腿也从不肯歇下来的母亲，到了姐姐家却什么也不想动，整天整天坐在院子里，叨叨着要回家。她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她在那个山窝窝里住了六十年，熟悉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丛草、每一个石头，与它们有着剪不断的交集和分不开的感情。她要回去烤柴火，回去睡木板床，回去坐硬板凳，回去守着和她一样老态龙钟的破宅子。
我知道，让母亲挪窝是极残酷的做法。我和她一样，也承受着莫大的煎熬与沉痛。那是我的生命之源啊，我的血液从那里流出，我的认知从那里开始，我的记忆从那里萌芽和生长，我的足迹和悲喜铭刻在那里。我的心里充满了不舍，不舍父亲孤零零躺在大山深处，不舍母亲耄耋之年还得背井离乡，不舍我们断了回乡的归路。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以为来日方长，尽孝之事可以慢慢完成。我以为父亲会一直等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去陪他。殊不知，一片轻薄的黄绸便覆盖了他的一生，一方小小的炉膛就把他熔成灰烬。是我亲手捧起黄土，把他一寸寸掩埋，是我扯下孝衣，投入到呜咽的火中。是我强行要求母亲，让她离开与父亲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家。
父亲走了？父亲走了！他的英容笑貌不再，他对儿女的操心就此止息。我只能把思念埋在心底，无限绵长。
父亲走了？父亲走了！我的心就像刀剜一样，一点一点被掏空，一阵一阵在抽搐。
我常常控制不住地想父亲，想他在世时的点点滴滴，想太多该为他做的事还没做。我也从未有过地想家，想那五栋灰头土脸的老瓦房，想那个乡情浓郁、乡音淳朴的小山村，想熟悉的犬吠，想温暖的炊烟，想美味的粗茶淡饭……想着想着，视线模糊，泪珠滚滚而下，喉咙哽得喘不过气来。
我多么想回到从前，回到烟火扑面、父母双全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