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玄廬

沈玄廬，先是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而且是歷史上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大地主，後又是殺害共產黨人的劊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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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簡介

沈玄廬（1892-1928)原名宗傳，字叔言。後改名沈定一，字劍侯，號玄廬，署子丞。他的父親是滿清的名進士，官至巡撫；自己則是滿清的末科秀才，在雲南廣通做過知縣、武定做過知州。曾在家鄉推行社會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初，曾任浙江省參議會議長。1917年與侯紹裴等創辦《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五四運動時，參與主編《星期評論》。此時發表提倡新文化思想的文章和新詩。1921年曾與譚平山創辦共產主義小組，編輯《勞動與婦女》。他的新詩多反應工農大眾的苦難生活和反抗鬥爭，1920年創作長篇敘事詩《十五娘》，反映農業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是其代表作。沈玄廬曾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以後又是殺害共產黨人的劊子手。他於1928年8月28日遇刺身亡，劃上了毀譽參半的人生句號。

基本信息

中文名：沈玄廬

國籍：中國

出生日期：1892

逝世日期：1928

沈玄廬:好出頭地主成農運領袖原圖鏈接

人物簡歷

沈玄廬是浙江蕭山衙前鎮人，1883年10月出生在一個官宦家庭。他19歲中秀才，1903年任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知事，在廣通興辦教育，以愛民為箴言，因懲治貪官污吏而得罪上司，於1909年辭官回鄉。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一時期，寓居滬上的沈玄廬經常閱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和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並與孫中山、朱執信、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共商中國社會的改革問題。五四運動爆發，沈玄廬積極參與組織上海各界的聲援活動。為了進一步啟發民眾的革命覺悟，沈玄廬與李漢俊、戴季陶在上海創辦了《星期評論》。《星期評論》社當時還有邵力子、陳望道、劉大白、俞秀松、丁寶林等人，在當時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中產生很大影響。

1920年春，陳獨秀到上海創建共產黨組織，住在漁陽里6號，後來這裡成了《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和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誕生地。3月間，共產國際派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分局的維經斯基和夫人庫茲涅佐娃、秘書馬邁耶夫來華了解情況，指導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經陳獨秀介紹，戴季陶、沈玄廬與維經斯基建立了聯繫，參加了陳獨秀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沈玄廬與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李達等共同發起成立上海共產黨組織，沈玄廬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參與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嗣後，沈玄廬和陳獨秀等一起指導上海的工人運動，還與俞秀松等在浙江創建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與宣中華、劉大白等浙江第一師範進步師生在杭州成立「悟社」，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 　　 1921年初，沈玄廬隨陳獨秀南下廣州，與陳獨秀、譚平山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沈任主編，對工人階級和廣大婦女進行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做了一些前期的準備工作。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沈玄廬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領導衙前農民運動的聲望，他仍作為正式代表出席黨的四大。但在會上，沈玄廬反對黨的國共合作路線，聲言要中國共產黨放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全面服從國民黨。他的錯誤主張受到黨內許多同志的嚴厲批評。此後，沈玄廬與戴季陶沆瀣一氣，發表了許多違背四大路線的反動言論，並在5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公開支持戴季陶的「國民黨最高的唯一的原則就是三民主義」，「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反動主張。鑑於沈玄廬的背叛行徑，中共中央決定開除沈玄廬的黨籍。

1925年1月，沈定一出席有20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5月，他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謂純粹的三民主義，公開背叛中國共產黨的宗旨，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但亦有一種說法是，他本人因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退黨。　　

1928年8月28日，沈定一被兩個不明身份的人暗殺於浙江蕭山縣衙前鎮家鄉。到了40年後的「文革」時期，沈定一的墳墓又被當地的紅衛兵用炸藥炸得粉碎；而到了處處開發、經濟第一的2006年，殘存於蕭山鳳凰山上的沈定一墓地在轟隆隆的推土機下被徹底剷平毀棄。直到今天，當地的政府官員仍然把握不住是非分寸、依舊是模稜兩可地對外講：「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組建中國最早的農民協會

1921 年8月19日，沈定一在浙江蕭山龕山東蓍草庵戲台上的講演題目中，提出「誰是你底(的)朋友」。據記載者形容，「當時聽者，擁擠不堪，大多數的農人工人，聽了他的話，感動到十二分，如見天日，這是因為他極力模仿那地方的土話，說出很明白的利害來，句句話都被農人工人聽懂了。」

1921 年9月，由沈定一和劉大白、宣中華等組建的衙前農民協會，是中國最早的農民協會。而被稱為「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組建的廣州海陸豐總農會，成立時間是在次年的6月，所以，衙前的農民運動應該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民運動，先後有十多萬貧苦百姓投入到這場聲勢浩大的現代農民革命鬥爭的序幕之中。

而更早在1916年浙江省議會成立時，作為議長的沈定一曾將家裡農田分送給佃戶，實行「耕者有其田」，他自己也下田耕作，並要求其他地主為農戶實行二五減租。對此，地方官吏則加以威逼利誘，誣指農民運動是「過激主義運動」，為此，沈定一於1921年11月9日在《民國日報》上發表《沈定一代農民問官吏》，特向地方官吏提出三條質問，並限省長八日內予以答覆。可以說，當年的沈定一，說話一言九鼎，在浙江地段，是橫跨黨政兩界的顯赫人物，浙人稱其為名副其實的 「定一」。

作為地主，他不惜損害自身利益，動員工農群眾起來造反，並領導了抗租運動；作為省議員，他敢於怒斥省督軍；作為另立山頭的西山會議派，他卻呼籲不怕犧牲，趕赴廣州爭奪權位；作為自立實踐的創辦者，他的這一切新思路和新觀念可以說都是驚世駭俗的，讓那些舊勢力們膽戰心驚、惶恐不安。

參加「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出訪

1922年的冬天，沈玄廬任蕭山東鄉教育會長。他提出了「教育即革命，配合革命即教育」的口號，希冀從教育入手達到革命的目的。在沈玄廬的精心籌劃下，東鄉的許多村莊辦起了學校，杭州等地的一些革命知識分子紛至沓來，他為他們免費提供膳宿，他還出資支持徐白民、宣中華等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創辦《責任》周刊。這段時期，沈玄廬在家鄉着着實實做了一些好事。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作為浙江代表的沈玄廬拒絕參加中共三大。主要是沈在黨內沒有爭到職位，又看不慣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以及黨對農民問題不夠重視等。沈玄廬還藉口所謂「黨內同志拐走了他的兒媳」，寫信給陳獨秀表示要求退出中國共產黨。然而，孫中山沒有忘記這位衙前農民運動的領導人，1923年8月經孫中山指定，沈玄廬參加了由蔣介石、王登雲、張太雷組成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出訪蘇聯。在歷時75天的考察中，沈玄廬深為社會主義蘇聯的革命成就所感動，盛讚蘇聯是「巴黎公社播下的種子所開出的第一朵鮮花」。回國後，他打消了退黨的念頭，服從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指令。

1923年12月，孫中山授意沈玄廬以個人身份參加中國國民黨，並奉命回到浙江改組國民黨浙江省組織。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國共兩黨達成了正式合作的協議。沈玄廬以國民黨浙江省代表參加，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大會結束後，孫中山又派他與宣中華等到浙江組建國民黨浙江省臨時省黨部，擔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負責人。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政府，驅逐清朝末代皇帝出宮，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重病在身的孫中山堅持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求全國統一。孫中山途經上海時接見了沈玄廬，委派他為浙江國民會議運動的宣傳員。沈玄廬不負孫中山的期望，在軍閥政府的嚴密監視下，他先後在杭州、嘉興、寧波、溫州、湖州等地活動，在各界人士中起到了很大的鼓動作用。

與中共分道揚鑣，投向國民黨的懷抱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沈玄廬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領導衙前農民運動的聲望，他仍作為正式代表出席黨的四大。但在會上，沈玄廬反對黨的國共合作路線，聲言要中國共產黨放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全面服從國民黨。他的錯誤主張受到黨內許多同志的嚴厲批評。此後，沈玄廬與戴季陶沆瀣一氣，發表了許多違背四大路線的反動言論，並在5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公開支持戴季陶的「國民黨最高的惟一的原則就是三民主義」，「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反動主張。鑑於沈玄廬的背叛行徑，中共中央決定開除沈玄廬的黨籍。

1925年7月5日，沈玄廬與戴季陶經過密謀策劃，在蕭山衙前召開「臨時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沈玄廬主持會議，竭力鼓吹「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鼓吹「單純的國民黨運動」等。在沈玄廬的控制下，通過否定階級鬥爭和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宣言。沈玄廬破壞國共合作的行徑，受到參加會議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反對。衙前會議破壞了浙江省國共合作的大好形勢，為後來召開的「西山會議」以及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1925年11月，國民黨右派謝持、鄒魯、居正等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非法宣布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職務。通過了反蘇、反共、反對國共合作等宣言，形成了「西山會議派」。沈玄廬是會議宣言和決議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會上，他猖狂地發表反共言論，叫嚷：要解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領導職務，「誓與共產黨不兩立」。沈玄廬自願加入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的隊伍，公開與共產黨叫板，墮落成為國民黨右派，並出任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工人部長」。3個月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定進一步貫徹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派」的決議案，「西山會議派」首要分子鄒魯、謝持受到開除黨籍的懲處，沈玄廬也受到警告處分。

中共元老沈玄廬因何成罪人原圖鏈接

與共黨為敵，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沈玄廬在浙江拉攏各方勢力，為蔣介石搖旗吶喊。蔣汪「合流」後，國民黨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激烈，蔣介石以退為進，於1927年8月下野，「西山會議派」掌握了國民黨中央大權。反共急先鋒沈玄廬再受重用，獲得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的頂戴，並以國民黨中央黨部浙江特派員的身份回到浙江，擔任浙江省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 在反革命的「清黨」活動中，沈玄廬竭力主張把共產黨人趕盡殺絕。並親自帶領國民黨特務到各地收繳槍支，查封革命團體，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使浙江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為了「感化」共產黨人，他撥出款項，網羅反共人士，建立起專門關押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浙江反省院，並親任院長。這時，沈玄廬已經從一個對中共建黨有貢獻的人，蛻變成徹頭徹尾的反共急先鋒。

在嚴峻的革命形勢下，黨的組織秘密轉入地下。但是，由於沈玄廬曾在中共黨內擔任職務，對中共浙江黨內的情況和中共黨員的分布情況比較了解，因此在國民黨特務的大肆搜捕中，中共浙江黨組織的秘密機關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遭到捕殺。據有關資料，沈玄廬擔任國民黨「清黨」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黨員被殺害。原來生氣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風血雨之中，沈玄廬的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鮮血。

1928年春蔣介石東山再起，重掌國民黨大權。沈玄廬見勢不妙，無奈中回到浙江蕭山衙前，在戴季陶、張靜江等人的支持下，一面撰寫《防共方案》，陳述自己反共反革命立場，一面在衙前成立自治籌委會，集結舊友親信，分任要職，以圖推翻蔣介石統治。沈玄廬的舉動，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和不安，沈玄廬在赴莫干山會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槍殺。據徐梅坤《九旬憶舊》記載：「蔣介石通過何應欽派刺客在衙前刺殺了沈玄廬。」這個曾經「舍小家，為大家」的共產黨創始人，因背叛革命，最終落得個可悲而又可恥的下場。

糜爛的個人生活

1898年，沈玄廬16歲，按照中國人早結婚早生子的習俗，與坎山鎮望族周家之女14歲的周錦潮結婚。第二年，生下兒子劍龍，又過了一年，生下女兒劍華。以後，納母親的貼身丫頭王秉芝為妾，後又將兩名煙花女子韋雲、絳雲納為小妾。1920年，沈玄廬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的唯一女性丁寶林「熱戀」，直到丁寶林出家當尼姑方罷休。此時，儘管沈玄廬高喊「以天下解放為己任」，但在生活上卻始終是封建地主式的，而且還不滿足一妻三妾的腐朽生活，1924年初夏又迎娶了比他小23歲的王華芝。沈玄廬一夫五妻，大紅燈籠高高掛，是中共早期娶妻最多的黨員。

是非功過，蓋棺難論定

沈定一的一生，可以說充滿着光怪陸離、色彩斑斕的語言與行為，到今天都難以給一個中允的價值評判。

曹聚仁評介說，「沈定一先生，雖已為社會淡忘，他卻是火一般熱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殺為止，沒有一天不活潑潑地生活着。」 　　

原先被稱為十次機會主義路線鬥爭之一的頭子羅章龍，在回憶錄中這樣評介沈定一：「沈玄廬本身為官僚兼大地主，卻刻意深入勞動者中生活，其率先對佃戶李虎成實行退佃退租，並參加衙前農民鬥爭，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我在滬杭甬鐵路開會時，沈聞訊騎着自行車，頭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趕到郊外數十里道棚參加開會。沈在會上傾聽大家討論，並發言道『我們很早就聽說過書記部和共產黨人來人到工人區去，便像春雨後竹林一樣，一夜工夫，毛竹就冒出苗頭來了。』隨後，沈把革命道理用當地土語譬解，深入淺出，聽者無不動容。在會完畢，沈手推腳踏車，步行隨大家走回城站，邊走邊談，好像完全忘了疲倦似的。」

1978 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採訪時也談到沈定一，「這個人很特別。楊之華原先就是他的兒媳。他是蕭山縣的大地主，但思想開明，曾主動搞減租減息，還辦起第一個農民協會，在當時全國算是最早的一個。他很早就信奉共產主義，並加入了共產黨。後來他寫了封信，指責說，共產黨搞得太濫，什麼人都可以參加，連地痞流氓、拆白黨也拉進來了。還說什麼拐走他兒媳的，竟然也是共產黨員，等等。總之，他表示不幹了，當然，這裡也有誤解和猜測。他的這種錯誤態度，當時曾受到黨內同志的批評。」 　

中共早期領導人彭述之的夫人、當年與瞿秋白、楊之華過從甚密的陳碧蘭，在其回憶中也說到，1924年初，沈玄廬曾帶着他的兒媳婦楊之華來上海並訪問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兼教授的瞿秋白，並要求瞿幫助楊之華進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而平時不喜待人的瞿秋白卻對沈十分熱情。賓客宴請之後，楊之華還得以免考進校上課，並在學校入團入黨，這對楊之華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即從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里解放出來。但沈玄廬卻因此向後退了，由於楊之華與瞿秋白結合，沈玄廬大起反感，甚至罵瞿秋白為流氓，因此他憤而脫離了共產黨。

清黨過後，沈定一因國民黨內部派別互相傾軋，辭職退出浙江省黨部，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家鄉，在當地組織農會，結納農民，推行減租，試辦農村地方自治。其被刺身死時，得年44歲。

這個被農民兄弟親切稱為「三先生」的沈定一，角色可謂複雜多變，撲朔迷離，甚至連他的被暗殺都成了難解之謎。有研究者分析，沈定一的被暗殺極有可能是國民黨人所為，因為沈定一的最後一次遠行，是去莫干山與國民黨的要人戴季陶、朱家驊、李濟深等人見面，會談的過程不很愉快，結果在下山返回蕭山的途中遇害，在那樣兵荒馬亂的亂世，對兇手的追究最終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而據沈定一的學生徐梅坤《九旬憶舊》記載，沈定一之死，是因為這年春蔣介石東山再起，重掌國民黨大權，他在衙前成立自治籌委會，集結舊友親信，分任要職，以圖推翻蔣介石統治，這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和不安，所以「通過何應欽派刺客在衙前刺殺了沈玄廬。」

沈定一的死在今天看來，不但是一個謎，也是一個歷史的悖論，表現在革命初始階段時的思想紛亂性與動搖性。要知道，革命本身並不是按照程序預設的、恆定不變的和純淨無瑕的，革命過程本身有着它多種可能性與可變性，作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亦難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