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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粹主义的言论集中在互联网。

产生背景

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 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 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又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强弩之末。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词语释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词语内涵

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的概念：1、民粹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2、民粹主义产生的条件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3、民粹主义的主体是某一社会群体依据自己的偏爱而形成的中心地区；4、民粹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反对代议制政治；5、民粹主义的特征包括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以及具有易变性。

本质特征

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主要特点

1、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主张直接民主； 2、把所偏爱的群体进行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辨视自身的依据； 3、缺乏核心价值观； 4、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 5、民粹主义既可能从民众中产生，又可能被精英所倡导；既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潮，又可能形成运动，甚至具有长期的政治后果。

需要警惕

有人说，民粹主义像雾像雨又像风：有时是进步势力的工具，有时是保守势力的工具；有时是左翼力量的工具，有时是右翼力量的工具，总让人琢磨不透。当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趋势。如英国公投“脱欧”，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借欧洲难民问题发表反穆斯林移民的言论等。它们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它们是“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二是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由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如果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的言行主要表现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不仅无可非议，还会赢得本国、本民族人民的赞赏。像中国明代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的左权将军等，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和缅怀。但是，民族主义一旦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把珍爱自己民族的情感异化成憎恨别的民族，就不仅具有排他性，有的还具有灭他性。对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在一些西方国家，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坐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剧是主要因素。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发达国家65%以上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根据美国官方数据，美国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仅占全民总收入的3.1%，而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占到51.4%。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一些美国人开始痛恨现有经济体制，认为它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出现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倾向，有人担忧外国移民抢走自己的工作，有人甚至主张以强硬手段和暴力对付外来移民，等等。 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德国右翼分子制造的暴力案件不断增加，德国司法部称其互联网上种族主义和排外的煽动性言论泛滥成灾；部分中东欧国家由于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极右思潮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招牌，打着“爱国家、爱人民”的旗号，很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反对者往往顾忌被扣上卖国的大帽子而不得不保持沉默；政府在管控民粹主义者非理性行为时也更加谨慎，甚至不敢作为。

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极具传染性，容易在全世界扩散开来。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同时，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收入差距拉大、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警惕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努力避免其干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局；尤其要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铲除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社会土壤。

典型案例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得到10点结论：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社会反应

重视民粹主义倾向对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影响，警惕“未民主先民粹”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民粹主义不只像其通常所表现的那样，只是面对国际争端时的极端现象和过激行为。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政治生活和社会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不仅有助于消解民粹情绪，而且有助于提高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人们经常单纯地把民粹主义看成一种追求民主的思潮。但事实上，即使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不是相互对立的，前者的内涵也要比后者贫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