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帝
| 正说清朝十二帝 |
35467987678967867.jpg)
《正说清朝十二帝》是阎崇年著作的一部作品，由中华书局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作品叙述了二百多年间，从努尔哈赤到溥仪。无论是英明的康熙帝，还是短命的同治帝，都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说清朝十二帝》就是正说一个王朝的兴衰没落，正说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讲述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页清朝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为中华民族做出了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失败与屈辱的辛酸记录。
目录
基本内容
中文名：正说清朝十二帝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阎崇年
页数：273页
定价：第1、2版：29.80元；第3版：36.00元
出版时间：第1版：2004年9月第1版；第2版：2006年9月；第3版：2014年8月
开本：16开
ISBN：第1、2版：710104445X；第3版：9787101102901
内容简介
“正说”就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中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正说”是针对“戏说”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间，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明朝历史、清朝皇帝和清朝宫廷，情有独钟，戏说成风。既引发了民众对清史关注，又使得人们对之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如同“久旱望甘雨”。“正说”讲的是历史，“戏说”编的是故事。小说家、影视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戏说，塑造人物，编创故事，那是艺术家们的一。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知道这是“戏”，瞧的是热闹，不可以当真。史学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正说，传承历史知识，提升文化素养，这是史学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学家去“戏说”，也不必苟求影视家去“正说”。然而，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广大观众和读者，正面讲述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故事。
清朝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页。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做出了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失败与屈辱的辛酸记录。二百多年间，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先后有十二位皇帝统治着这个泱泱大国。无论是康熙帝，还是短命的同治帝，都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说清朝十二帝，就是正说一个王朝的兴衰没落，正说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
图书目录
天命汗努尔哈赤
少年坎坷含恨起兵
十大贡献成功之谜
宁远兵败悲剧之因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崇德帝皇太极
励志：登上大位
文治：革弊鼎新
武功：四向开疆
谋略：精心运筹
离世：不善己合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顺治帝福临
同母后的关系
同皇叔的关系
同爱妃的关系
同洋人的关系
同僧人的关系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康熙帝玄烨
对历史：八大贡献
对自己：好学不倦
对朝政：勤慎理政
对臣民：仁爱庶民
对西学：吸收接纳
对子孙：督教以严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雍正帝胤禛
前奏：储位之争
登极：疑窦丛生
余波：纂书自辩
改革：承上启下
死因：众说纷纭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乾隆帝弘历
出生地点之谜
亲生母亲之谜
两后死因之谜
香妃身世之谜
乾隆历史功绩
盛世下的危机
相关阅读书目推茬
嘉庆帝颙琰
平庸天子
惩治和珅
和珅现象
危机四伏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附录一：和珅二十罪状
附录二：和珅抄产清单
道光帝旻宁
铺匣风波
鸦片烽火
历史责任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咸丰帝奕詝
错坐了皇帝宝座
错离了皇都北京
错定了顾命大臣
圆明园惨遭焚劫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同治帝载淳
慈禧的身世
同治朝新政
重修圆明园之争
同治死因疑案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光绪帝载湉
慈禧一言定大统
光绪的少帝生活
主战求变两失败
光绪帝与李连英
家庭生活的悲剧
光绪帝死因疑案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宣统帝溥仪
立嗣 废储 再立
登极 退位 复辟
国民 战犯 公民
相吴阅读书目推荐
清朝十二帝总说
清朝历史的十大贡献
图强维新的八次机遇
皇位继承的四个阶段
清朝选官的科举制度
八旗制度的历史弊端
清朝兴盛的历史宝鉴
质疑信息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阎崇年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本文仅就“正说”其中一帝努尔哈赤，提出如下质疑。
一个人造的神话
近一、二年间，一个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以下简称《正说》），真是红遍全国！其书发行量之钜，使人顿生“洛阳纸贵”之虑；其人俨然成了“学术明星”：电视访谈、报纸采访、请作报告，尤其是四处签名卖书，痴迷读者争先恐后，人人争识“韩荆州”……诸如此类，铺天盖地，声势猛烈！
在学术界看来，果真如此，史学成“显学”，真乃学术之大幸。可惜，这一切不过是人造的虚拟神话！易中天学中文、教中文，本不懂历史，却是那么大胆妄品三国，到底品出了什么？给读者、观众什么教益？却是俗不可耐的调侃、做秀！信口开河，把真实的历史变为荒诞不经的闹剧。以学术来衡量，其书不伦不类，其说谬言歪理，毫无评论的价值。
阎崇年则不同。他是专门研究清史的，自号是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被某些媒体奉为“学术权威”、“阎清史”。实在说，其实阎崇年仅略知努尔哈赤，稍及皇太极，其余，即入关后直至末帝宣统，计十帝，本无研究，与易中天相类，敢讲自己不懂的东西，先在《百家讲坛》为十二帝“解密”，继之形诸文字出版。此书既非学术专著，又非专题研究，亦非故事、演义，与《品三国》同属不伦不类的“四不象”，只能算做是十二帝的“简介”或“说明书”罢了。但就是这样一部硬伤累累的书，何以如神话一般？并非其书其人的魅力，乃媒体之伟力，才造成其大红大紫之奇效！
神话，毕竟不是真实地存在。现在，该是打破其神话，还源历史本来面貌的时候了。
努尔哈赤历史定位质疑
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天启六年（1626）去世，跃马弯弓，驰骋40余年。终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统一女真诸部，初步形成满洲；其二，创建国家政权－－史称后金；其三，向明宣战，断绝同明的隶属关系，揭开了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也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给努尔哈赤做出的正确的历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清朝的开创人、满族形成时期的领袖。不论从哪个方面说，无论后世子孙取得何等伟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个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那么，给努尔哈赤定位，既简单又容易。但阎先生为其定位大误，史实大错，有错而不知改，又在《我为何重视努尔哈赤》（见《北京晚报》6月2日）一文中，连连铸成新错，其荒谬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阎先生有意抬高努尔哈赤，其定位远远高于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干三帝亦不能与之相比，唯独给努尔哈赤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称号；又评其贡献最多，总结出“十大功绩”，连康熙与乾隆两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阎先生制定的“十大功绩”究竟是什么。
“统一东北地区”，为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之一。阎先生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证明：“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正说》页3）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原则性错误。稍知一点清入关前史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终其一生，只统一了半个东北，至皇太极去世前，才基本“统一了东北全境”（尚余四城，仍为明守）！阎先生自称研究努尔哈赤数十年，出此大错，谁人信之？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载《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本系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尔哈赤说的一段话，对其执政16年，最终统一东北的业绩的总结。顺便指出：皇太极已于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关后改称副都统）吴巴海镇守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管辖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龙江正式设治，即始于此。但阎先生（为省文，以下称“作者”）不明历史真相，却把皇太极说的话及其业绩廉价地移植给了努尔哈赤！本来努尔哈赤并没有统一东北，又强加给努尔哈赤的这一段话，纯属张冠李戴，成了无稽之谈！说到此，并未结束，他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进，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这话说得也不错，但关键处却说错了人：本来属于皇太极的功绩，硬是强加给努尔哈赤。试问：为何如此颠倒史实，任意篡改历史？
《正说》开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促进满族形成”、“制定满族文字”三项功绩，实则就是满族形成的一件事。统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创制新文字为标志，才使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得以成立。换言之，满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诸部统一的必然结果；没有其统一，也就没有满族。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割裂。作者硬是把一件事给分解为三，以凑足“十大功绩”。
诸如“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丰富军事经验”、“迁都沈阳”等，何须以“功绩”论！因为这些与历代创业之君所行相类，努尔哈赤并无特别之处。试看历史上哪个创业帝王不建政权、不建都？迁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屡次迁都，最后定都于大都（北京）；明成祖自南京迁都至北京，辽与金的都城亦一迁再迁。他们各自制定民族政策，指引他们走向成功！这些必做之事，无须论为“功绩”。如以迁都为功，多尔衮决策迁都北京，其功绩之大，不在努尔哈赤之下吧！唯《正说》把此类事看得过重，做了不正确的表述，大书特书，无非是刻意抬高努尔哈赤吧！
至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创“猛安谋克制”，都是本民族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毕竟是草创，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还是皇太极完成的。他增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又把此制推广到内蒙古，皆为努尔哈赤所不及。作者将八旗制的创建全部归功于努尔哈赤，亦失历史真实。
在作者评出努尔哈赤“十大历史功绩”中，其“推进社会改革”最具社会进步意义。在作者看来，努尔哈赤“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即“贵族共和制”；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田庄等，都是实行“社会改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在女真（满族）社会内部，建国家，定制度，应看作是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带到发达的辽东汉人聚居的农耕区，实则把辽东社会拉向倒退。
所谓“贵族共和制”，无疑保留了原始军事民主制残余，可以看作是女真（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进入一个发达而先进的辽东地区，仍行此制，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制度，与明制相比，显系原始而落后。
所谓“计丁授田”，并非真正实行“均田”。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将该地区因战争而荒芜的无主地，首先分别授给各驻守当地的八旗满洲贵族及其士卒，而在战争中被掳的大批汉人，一在其满洲王公贵族包括将官之家为奴，一在其庄园－拖克索，供其役使。连清人也承认：“国初时，浮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啸亭杂录》）他们在名义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主人。当然，也规定给“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变不了“计丁授田”的农奴制本质。总之，这是在战后打破明在辽东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由满洲王公贵族及农奴主对土地的重新占有，并无社会改革的意义。
所谓“编庄”，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吃、同住、同耕。实行此“三同”，满人为汉人所供养，汉人备受欺凌，直接被与之“三同”的满人所剥削。还有一种形式，即把汉人编入拖克索（庄园），每13个汉人编为一庄，给牛与耕地若干，其粮食除自食用，还将另部分缴纳官赋。果真实行此制，对汉人不无好处。但关键不在此。努尔哈赤把这些庄园按品级都分给了满官，如，每一备御官则赐给一庄，级别越高，其分得的庄园就越多。编入此庄的汉人成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发大批庄丁逃亡。这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载，满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连清太宗也说过：“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民人。”一个先进的辽东地区，行此落后的制度，这哪里是“推进社会改革”？作者称：努尔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实，哪里有“和解”？努尔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锐，到处都有汉人的反抗，国势岌岌可危。
在辽东真正实行社会改革，决不是努尔哈赤，而是继承其汗位的皇太极！他一即位，就大刀阔斧改革其父的弊政与落后的体制。据《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力主“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将满汉合住改为分屯别居，汉人自立一庄，用汉官管理；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编为户籍。优礼汉官，大量吸纳汉、蒙古人加入后金（清）政权，续建汉军、蒙古八旗，从而彻底改变其父所建单一的女真（满）族政权，改造成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权。又如，改官制，变体制，按明制设六部，废“贵族共和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皇太极的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努尔哈赤晚年的社会危机，将清政权引导到蓬勃发展的道路。
作者对历史事实缺乏认真研究和考证，将正、误乃至错谬混淆一处，统统作为努尔哈赤的“功绩”加以赞扬。所列“十大功绩”，硬是凑数，何如实实在在，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这丝毫也不影响对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我绝非否定努尔哈赤。前列努尔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将他置于开创者、创始者的地位，还嫌低吗？作者绞尽脑汁，事无巨细，不计是非，甚至将他人如皇太极的实践活动也算到努尔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将皇太极说过的话也变成努尔哈赤的语言！绝非治史者所为！
“正说”努尔哈赤中的谬误再举例
作者给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努尔哈赤自身的历史真实，大失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学者，亦失应有的学风与史德。上文仅就作者杜撰的“十大功绩”予以质疑，除此，《正说》与《晚报》刊文中的错谬之多，俯拾皆是，这在史学界实属罕见。
作者写道：“金亡之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凌弱，众暴寡……”到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来”未获统一（《正说》页3）。这段话来源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史载明确告诉人们：这段话是对努尔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会局势的真实概括。但作者把它断为“金亡以后”，历“元明300年来”，女真社会就是这种状况。这完全是误读误解。事实是，金被元灭亡后，女真族遭到极度摧残，元气大伤。其残存的女真人散居东北，既无力抗元，亦无力内争。换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团势力。在元朝统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汉人”之中，身份低于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与压迫更甚于其他民族。入明，境况有所改善，女真诸部酋长不断受到招抚，赐以官职，生聚渐兴旺。自元迄至明中叶，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后，才渐次恢复了民族的活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努尔哈赤出生前后，延至其起兵时，女真社会才出现了如上面所描写的互相战杀的局面。可惜，作者连这个常识问题也出错，对女真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不正确的解释。
作者在解释努尔哈赤的“抚蒙政策”时，写道：“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作者将清朝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满蒙联姻，实始于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努尔哈赤以“保护人”的身份，与他们共同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努尔哈赤与之联盟的蒙古如科尔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后来的那种君臣关系。到皇太极时，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给内蒙古诸部按八旗制编旗，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会盟”并非努尔哈赤所为，确是康熙帝为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会盟”。更重要的一次“会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多伦并亲自主持“会盟”，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作者归纳努尔哈赤对蒙古实行“编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却是将其后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
更为离奇的莫过于说：“迁都沈阳后”，“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还“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是事实吗？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辽东、辽西先后辟为战场，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杀戮与抢掠，撤走时毁城，夷为平地，如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广宁等，都变成一座座废墟！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芜，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当时，朝鲜人、明辽东将吏等，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如，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写道：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内，辽东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朝鲜学者李肯诩记述：辽东大批人口逃入朝鲜，“前后数十万口”。明人陈仁锡记载：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辽东“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辽西锦州、义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类似记载，史不绝书。皇太极时，与明朝继续在辽西地区展开拉锯战，对峙10余年，以至人烟几绝，一片荒凉。努尔哈赤占据辽东，辽河地区处于激烈交战状态，战争乌云密布，谁来“全面开发经济”？即使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在作者的笔下，辽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宁。如此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作者不顾历史事实，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全面开发”、“迅速发展”，甚至奉努尔哈赤为“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区域经济”开发的“创始者”！这是作者的又一大“发现”？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
努尔哈赤之死，又是作者解不开的一个谜。本来，学术界对其死事早有定论，确认其非为炮击伤而死，实死于疾病。明官书《明熹宗实录》载：指挥宁远战役打败努尔哈赤的明将袁崇焕奏报：“奴酋（指努尔哈赤）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死于八月初十日（实际死于十一日）。”此报出自当事人袁崇焕给熹宗皇帝的奏疏，其他任何传言包括炮伤致死，皆不足信。作者在20年前出版的《努尔哈赤传》中，提出炮伤致死，或病死，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多种说法。那时，水准不足，不能辨真假，情有可原；而今已成“权威”，却仍含糊其词，声称：“清史界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这个（被击伤的）‘大头目’就是天命汗努尔哈赤”。所谓的“有学者认为”，实则就是作者本人！而在另一处行文中，却又说：努尔哈赤“忧愤而死”。努尔哈赤到底是怎么死的？作者还是坚持炮伤而死，但又不敢明说，便假托到清史界“有学者”的身上。治学之不实，于此可见一斑。关键是，作者读书不足，连《明熹宗实录》都没有认真全读过，又不信袁崇焕之说，难怪解不开不成问题的努尔哈赤死事之谜！
《正说》标榜“解密历史真相”，究竟解了几个“密”？恰恰相反，诸如努尔哈赤之死，以及以上所举事例，不但没解密，却是制造了史实混乱。努尔哈赤以下，还有十一帝，其谬误多得惊人。阎崇年“正说”的要害，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充斥唯心史观，给努尔哈赤及清史作出了错误的解读。
“正说”充斥唯心史观
传承历史与文化，除写成严肃的学术专著、论文，又可借助多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诸如历史小说、评书、故事、演义，乃至影视、戏剧等，还有“正说”、“品说”，都可以用来阐发历史。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方式，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应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准确地解读历史，阐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换言之，历史的真实性与唯物史观，是史家阐释历史与文化的不可背离的两项基本原则。舍此，必然将历史引向歧途。阎崇年、易中天等人无视解读历史应遵循的原则与规则，随心所欲，以个人好恶的唯心史观，胡乱评说历史。易中天的所谓“品说”，表面看，应是严肃之作，以高品位、高格调来品出三国史给人们的教益。但与人们期望的正好相反，却完全是戏说，把一部如英雄史诗的三国史“品说”成一部荒唐的闹剧！不论他说得何等天花乱坠，不过是一堆文化垃圾！
照理说，阎崇年的“正说”，应比易中天的“品说”更正宗，更严肃，如《正说》明文标榜：其“正说”正是针对“戏说”而发。这说明该书应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高端之作。但事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作者打着“正说”的旗号，却不正说清史，不顾历史事实，不惜无中生有、张冠李戴、随意纂改，甚至杜撰清史；其史观之荒谬，提出诸多荒唐的说法，哗众取宠。如前已指出，作者研究清史很有限，除了研究过努尔哈赤、袁崇焕，其他研究，特别是清入关后，迄至清亡，基本没有涉足。质言之，没有做过哪怕是一般性研究。故其所说所写，多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简单归纳而成。正因为没做过研究，在识读和取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时，也是生吞活剥，不可避免地错谬累累，亦属自酿之恶果。
在“正说”清十二帝中，颇多“理论”发明。以努尔哈赤为例：他“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据说，这就是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这是什么话？清朝走向鼎盛，是努尔哈赤的“种子”所致吗？清朝走向衰亡，就是努尔哈赤的“基因”所害吗？这就叫“原生性影响”？何为“原生性”？清朝之兴与最后亡国，都是努尔哈赤决定的吗？无限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视同神人，作者的唯心史观真发挥到了极限！用这种“血统论”来解释努尔哈赤与清朝兴亡的关系，谁都看得清其中的荒谬。作者“总结”努尔哈赤成功的“秘密”，有“天合、地和、人和、己合”之说，其主观臆造，牵强附会，充斥唯心说。以“300年也会有王者兴”的宿命论，宣扬“天命”必归努尔哈赤！又称，清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八旗制度的腐朽。而八旗制度就是努尔哈赤开创的。”且不讨论清朝灭亡的原因是否是八旗制的“腐朽”，当初创立此制，不可否认，它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最终夺取了天下。最后，此制度变得“腐朽”，怎么也清算到努尔哈赤的头上？时代总是要变化的，原先的制度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也该变革，这是后代子孙的事，他们不变革，听任制度“腐朽”，怎么可以让努尔哈赤对二百多年后的事负责！这种不合情理的逻辑推理，不顾事实的解析，只能陷入荒诞不经的泥塘！类似的事例，在《正说》中俯拾皆是，是其唯心史观的大泛滥！
我本无意于阎崇年之学术，况且学术差错、失误难免，不必大惊小怪。但其谬论之多、错误之严重，为多少年来史学界所罕见！而其本人对此毫不在意，蔑视学术界。眼下又“正说”《清兴明亡六十年》，故伎重演，继续以想当然的唯心史观传播错谬，如此下去，岂不搞乱了清史！以假当真，以次充好，既败坏了学风，又败坏了民风。有鉴于此，不得不略为指谬，也期待阎崇年先生有所反省。
本文仅仅指出“正说”努尔哈赤些许错谬，至于其他错谬，及其后所谓“正说”的清十一帝，同样错谬累累，非本文所能容纳。如有必要，我很乐意继续讨论下去。
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 《天命汗》、《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等25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14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00余篇。
推荐
《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以阎崇年先生今年在央视10频道《百家讲坛》热播的大型系列讲座《清十二帝疑案》为基础修改增订而成，介绍清代从努尔哈赤奠基到宣统逊位将近290年的历史。针对当下流行的“戏说”宫廷戏，该书一方面对清代每个帝王的功过是非给予完整、准确的概括，另一方面又以澄清“疑案”为重点，比如顺治皇帝究竟是英年早逝还是剃度出家、雍正皇帝是正常继位还是夺嫡篡位、乾隆皇帝是汉人还是满人、慈禧身世之谜等等，这些恰恰是喜欢“戏说”者最爱刻意渲染、踵事增华的部分，也是一般读者最容易以讹传讹的部分，以通俗晓畅的语言，通过大量史实“正说”历史疑案，廓清不实传闻，还原历史真相，让读者在生动的历史故事中正确认识历史。对于一些目前学界尚无定论的历史之谜，作者还将不同观点一一列述，便于读者了解学界的研究现状。
媒体推荐
书评
《正说清朝十二帝》以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今年在央视10频道热播的大型系列讲座《清十二帝疑案》为基础，修改增订而成。该书有别于当下流行的“戏说”宫廷戏，让读者在生动的历史故事的叙说中正确认识历史。语言通俗流畅，不时流露些许幽默。
中央电视台制片人聂丛丛：“做了三年多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接触的专家学者近千位，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说的，阎老师是第一人。”
阎崇年先生“后记”：“《清十二帝疑案》在中央电视台10 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后，经常接到全国、甚至于国外的来信、电话，年龄最小者9岁，最长者86岁，感谢他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