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失意与艺术的得意(郭向明)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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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失意与艺术的得意》是中国当代作家郭向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政治的失意与艺术的得意
——浅析苏轼遭贬文化心理及谪居时期的艺术成就之关系
人生命运的多舛，体悟最深的莫过于司马迁。“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掷地有声的话仍如在耳侧。仿此我们可继续推演太史公受辱而作《史记》，杜甫流落乃成《三吏》《三别》，吴敬梓落第方有《儒林外史》，曹雪芹困顿而著《红楼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不少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多孕育诞生在作者饱受“磨难”之时。若使这些先贤圣哲春风得意，仕途顺利，恐难有铮铮铁骨、遗世独立之精神传世，也不会有吞日吸月，传诵千古之文化精品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磨难”是上帝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一个个不屈者走向了生命的涅槃之境。
苏轼，这位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伟人即为突出的代表。
自古文人多疏狂。孔子的“狷者有所不为”，庄子鄙弃功名富贵，楚狂接與之风歌傲法，屈原之露才扬己，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漠视名教，陶渊明之委运任真，以至于“狂士”李白，“四明狂客”贺知章、杜甫、白居易、杜牧。到了宋时，他们心仪唐代才子风流倜傥、潇洒任性，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冲淡仕途功名的得失，他们比前人多了儿分旷达。“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苏轼之疏狂即堪称典型。
有人统计，苏词中疏字出现次，狂字次，疏狂合用次。对苏轼来说“与世疏阔”并非他主动的选择，而是在不能自主的失落面前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追寻。在苏轼的时代，一方面文人们面对本朝积贫积弱的不景气局面，缅怀汉唐帝国的赫赫声名，记取历代王朝灭亡的教训，关注现实社会的内忧外患，心头的责任感比以住任何时代都要深重。另一方面，经济进步和文化发达又培养了他们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的自信，使他们对政治跃跃欲试，希望“兼济天下”，但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其版图一样，远不及汉唐帝国恢宏雄阔。最高统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识逐渐被皇室宗族意识所取代君临一切的情形愈演愈烈，致使党派纷争迭起。
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王朝对文人的利用和迫害越来越反复无常。这一切都使敏感的文人在心理上形成了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感。如升沉不定、“忧谗畏讥”的范仲淹，由坎坷到显达终至光荣致仕的欧阳修，历行新法不免意冷心寒的王安石。当然，苏轼也不例外，进和退的矛盾像个顽固的幽灵困住了他的一生。早在他刚刚金榜题名，走入仕途时，便发出“人生木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感慨。他的政治热情产生之时，便透出必然冷却的势头。“乌台诗案”彻底打碎了苏轼心中的理想。舒亶、李定、王圭、沈括，这些“文化群小”极力弹劾苏轼，欲置其为死地。于是黄州、惠州、儋州，让苏轼阅尽人间凄苦。从此，疏离了官场，却更加接近了自然。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成了苏轼自由生活的乐土，独立精神的家园，文化艺术的摇篮。
黄州是东坡先生命运坎坷的起始也是最困顿不堪的驿道口，当然也是其艺术才华如万斛喷泉汩汩流出的时刻。苏轼在黄州备受煎熬，从他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我们便可看得十分清楚。“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属，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于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儿免矣。”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但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一生的喧闹，奏响了心灵的跳动之弦，去寻找“千古风流人物”，追怀“明月清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千百年来被世人公认的豪放派经典杰作即诞生在居黄期间。
苏轼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边承担着理想破灭的悲哀，一边又豪迈高歌，旷达自遣。“空庖食寒艾，破灶烧湿苇”，这篇诗书俱佳，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贴》同样诞生在这一人生的低谷时期。特殊的人生际遇促成人类佳作的诞生。黄州，这个神奇的地方，害苦了苏轼，也成全了苏轼。正如余秋雨所言，“黄州是苏东坡贬谪之外，更是他涅槃之地，正是经历了这一磨难，使得东坡先生突破重围，使得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开始回归自然、回归清纯，真正成熟了……与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贫穷困顿，成熟于孤独寂寞。”
苏轼是中国文人的典型，真正使三教思想的灵魂圆融地统一起来的文士非他莫属。可以说时代造就了苏轼，历史造就了苏轼。古代文人要么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要么以道家或佛家思想为意念本源。三者之间亦每每参融互补，平衡调剂，到了宋代儒、道、释才真正合流归一。《宋史》本传写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自嘲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实际上是诗人一再遭贬，历尽艰危困苦，甚至在“乌台诗案”中差点送了性命，然为了坚持原则，义无反顾，绝不“稍自韬戢”。
苏轼一生坎坷，尽管少时“奋历有当世志”，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盛世，有志于“尊主泽民”、“致君尧舜”，他立志改革北宋的积弊，但由于改革思想与王安石不同，因此熙宁年间，他上书反对变法，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元祐年间，旧党执政，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又加以反对，遂于旧派发生抵铻。这样“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但事实可证，苏轼一生屡遭挫折，但均超脱，两次自请外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可能济世便民。任职密州时他从官仓中移用粮米“专以收养弃儿”，他还关心生产，与百姓一起捕蝗抗灾，直到晚年远放岭南还拳拳不休地咏叹“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像苏轼这样心怀济世之心，却有志不能获聘，不能见容于当世的文人很多，屈原、贾谊、陶潜、李白……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不能避免地要面对穷与达的基本矛盾。坐庙堂之上可骋济世之才，但伴君如伴虎，随时有被贬谪或杀戮的危险处江湖之远，可自足自适，但不免有心怀魏阙、惋惜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这样，历代文人的心态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仕隐原型随着历史长河的变迁不断积淀，至苏轼便不可避免的呈现其共性。但苏轼不同于屈原的一腔忠贞，愤而投江，更不同于李白的出入神仙道化的浪漫幻想。苏轼“能在如梦如醉的人生历程中保持清醒的主体意识，坚持淑世惠民的品格，成为一种光耀的'主动’人格的表现，而与陶渊明的'被动’人格异其趣”，朱靖华《苏轼论》，《水调歌头》中，词人勾勒出一幅明月当空，孤高旷远的境界中，杂用道家的观念，俯仰古今，抒发了出世与入世矛盾的儒家心理，同进又以佛禅的感悟，揭示了睿智的人生理念。词中貌似出世的内容实质上是入世思想的反拨，是其“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儒家精神的写照。
苏轼的超旷达观，是一个执着于现实人生者的超旷达观，其立身处事的心理准则，主要还是儒家的精神。而释、道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最终体现于他的思维理性一思考问题的方法和逻辑。如他建议神宗的政治纲领是“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这完全是儒家以修德为证、以人为本的思想，而建议神宗的施政方法，则是“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换言之，就是顺应自然，以求水到渠成之功，这不分明有点道家无为而治的意味吗？两者相结合，似乎就是以儒家为本，而以道家为用了。当然，把他的政治思想与生活态度结合起来看待时，又未必尽然。元丰初，被贬黄州时，其身份是“罪发”，其生活是以“债负山积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值此之际，他先在给章惇的信中说“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后又在给秦观的信中说“至时必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显而易见，这仍是“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的态度。这种无为而为，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自然易使人们把他看作是以道家精神统摄其心的人物。
可以说，苏轼的人生哲学理念，是儒、道、释兼容而因时变通的，兼容则宽厚通达，因时变通则超旷而又务实。苏轼接受了儒家积极进取、热爱生活的生命精神，但比正统儒家通达旷放。他接受道家哲学尚自然、贵自由、重独立的精神，但并不像庄子那样愤世嫉俗所以虽然终生仕途坎坷却并不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他深谙佛门随缘之理，以此来解释并坦然面对各种不幸，但并不接受佛门厌世苦行的人生观，他对道教养生术也感兴趣，但并不接受其神仙荒诞之意。苏轼在精深地理解诸家之说的基础上打通壁垒，博采众长，形成了兼容有度，杂糅而有体，因时变通而不失本真，超旷通达又切实有用的人生哲学。[1]
作者简介
郭向明，山西吕梁人，文学爱好者，《我的民工兄弟》《遇见吕梁》《文峪河水库赋》等多篇文章散见于《中国文化报》《杂文月刊》《吕梁文学》《吕梁日报》《中国作家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