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魯迅研究小組的日子(李華章)
作品欣賞
憶魯迅研究小組的日子
那是歷史記憶，那是青春年華。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考取華師中文系後，從大二開始，在課外花了近兩年時間，從頭到尾瀏覽完《魯迅全集》（10卷本），可能是1938年最早出版的那套。也許是打下這一點點基礎，培養我對文學評論的濃厚興趣。在剛步入文壇不久，1972年8月28日，《光明日報》二版的頭條位置發表了我的評論《熱情培育文學新苗》，內容是學習魯迅的心得體會。此文後來被收入《魯迅研究資料編目索引》（1949，10一一1974，12）和廣東省文藝創作室編選的《文藝創作學習資料》。
1976年4月，據說是幾家省級報紙、期刊負責人的推薦，我有幸借調到湖北省武漢魯迅研究小組工作，對我來說，名為研究魯迅，實則是學習魯迅。研究小組附設在湖北省委宣傳部，由陳扶生副部長主管。組長易竹賢（武大中文系教授）、副組長黃曼君（華師中文系教授），都是對魯迅作品熟悉了解的專家，另有四人從部隊、企業、文化單位借調來的。成立之初，我們的任務是潛心讀書，有目的地讀書，讀魯迅的書，一篇一篇的讀，一字一句的讀。當時，全國在北京、武漢、廣州、廈門、上海、天津等地成立了六個魯迅研究小組，掀起了學習與研究魯迅的高潮。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對魯迅之子周海嬰的來信作出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這是毛澤東同志逝世前為魯迅做的最後一件事，也是功德無量的大事。毛主席的這一批示促成了《魯迅全集》（新的注釋本）的編輯、注釋工作的「立即實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擬新出這一套《魯迅全集》，分配給湖北的任務是注釋雜文集《熱風》，由武漢大學負責，我們協助完成任務；其次，是在廣大群眾中普及魯迅著作。試驗點定在宜昌雲池鄉（雲池大隊）。於是，我們六人小組一方面研讀魯迅作品；一方面摘編、注釋魯迅雜文，以及學習前輩關於魯迅的文章與研究史料，編印《讀點魯迅》一書，內部交流，不定期出版。與此同時，北京魯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同意我們小組報送的選題《魯迅論文藝》。經過集體努力，於1978年5月完成書稿（37萬字）。 那本《 魯迅論文藝》1979年1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湖北省武漢魯迅研究小組（當時尚未恢復署作者名），印數14000冊。這是我參與編著、注釋的第一本研究魯迅的書。我至今很感念這個最初的學術訓練，懂得了做學問的方式。同時，也影響了我後來的文學人生。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又重讀魯迅的全部著作。那《狂人日記》「救救孩子」 的呼喊聲，仍然震撼着人心；那《阿q正傳》豎立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塊豐碑；那如匕首投槍式的16本雜文集，開創了一個「魯迅雜文時代」。 《魯迅日記》(上下卷)與《魯迅書信集》(上下卷)以及魯迅譯著，為「五四」新文學研究留下了珍貴的史料。「魯迅的方向代表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語）。魯迅堪稱中國「新文學的開山」（ 蔡元培語）。其作品深刻的思想性與完美的藝術性，至今仍滋養和照亮中國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心靈,，影響着世界文學。
記得我讀《答北斗雜誌問》，讀了一遍又一遍，那親切的感受記憶猶新。它發表於1932年1月20日《北斗》笫二卷1期，後由作者編入《二心集》。這篇篇幅短小、內容豐富的文章，從創作源泉、創作態度、典型化、文風，到文藝批評、外國文藝的借鑑等，都提出了應該遵循的原則，這是魯迅先生長期創作經驗的總結。不僅極為親切，而且具體可行。比如，「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 不生造除自已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等等，足見魯迅的寫作態度與著述理念是最嚴謹的。魯迅逝世後，曾留下十分沉痛的遺言：「莫作空頭文學家。」這對今天的廣大作者、作家仍然很有教益。我從事業餘創作幾十年，除了深深感謝生我養我的大湘西那片神奇熱土的無私饋贈之外，還長期得益於魯迅文藝思想的哺育與指引。我以為，常讀點魯迅，溫故而知新，以承續我們中華民族之根和精神之魂；常讀點魯迅，可從中汲取豐富深厚的思想和藝術的營養，讓自己的肩上多一分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少一分自我迷醉, 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讓寫出的作品多含一點「鈣」，多一點「風雲氣」 ，以突破個體經驗的自我滿足，開拓更遼遠的審美境界。
在研究魯迅的日子裡，我們曾兩次上北京採訪前輩作家和前輩學者，徵求專家意見。比如夏衍先生、曹靖華先生等。印象深刻的有，笫一次走進北京大學，高大的校門令人肅然起敬。校園裡湖光塔影，秀樹繁花，岸邊垂栁，水面風荷，但到處一片寂靜。教授宿舍「燕園」「鏡春園」，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到了王瑤教授家裡，一棟矮矮的平房出現在眼前。一進門便是書房，約二三十平方米，書架整齊地擠滿屋子，似圖書館的擺放方式。生活用房狹窄，沒有沙發，只有幾隻大小不一的板凳。個子矮小的王瑤先生熱情招待，言談拘謹。問及《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有關問題，他介紹涚，本文最初發表於1936年8月15日，魯迅逝世後，由許廣平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1935年12月，正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此時此刻，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為我黨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和政策，着重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同時告誡全黨不要忘記右傾投降主義的歷史教訓。文藝畀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一方）與「國防文學」（周揚等人一方）兩個口號的論戰。徐懋庸寫信攻擊魯迅「破壞統一戰線」，張春橋等也圍攻魯迅。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魯迅寫了這封著名的回信。信中說：「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如何注釋魯迅信中的「四條漢子」？需不需要注釋？王瑤先生頗有點為難，小心翼翼地說：「可注可不注。」「四條漢子」即夏衍、周揚、田漢和陽翰笙。他們都是中國文藝界的大人物、大領導，是得罪不起的。他的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稿，曾經被他們大批特批過。至今心有餘悸。顯然，王瑤先生的模稜兩可，說的不是心裡真話。後來，在閒談中，他竟請黃曼君老師幫忙，托人給他女兒找個工作。因他女兒正在靠拉平板車爭錢……令人心生感慨，一位堂堂教授、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的生存狀態，竟是如此這般的無奈，足足叫人出乎意外……
第二天，我們訪問了著名研究專家唐弢先生，時在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他在上海時期所寫的雜文，常被讀者誤以為是魯迅的雜文，一樣的犀利，一樣的深刻，一樣的筆法，一樣的風格。我們同樣地問他：魯迅所指的「四條漢子」需不需要注釋？唐弢先生極其莊重、態度鮮明地說：「應該注釋。現在是現在；歷史是歷史。」「對學術問題應當存真求實！」聆聽這一席話，凸顯出這些專家學者對待學問的嚴謹態度，為我們編著《魯迅論文藝》指明了方向，對每一條注釋必須狠下苦工夫，絶不能掉以輕心！
今年是魯迅誕生141周年。他的作品歷經了歷史和時間的考驗，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高峰和「經典」。 中國因擁有偉大的魯迅而驕傲與自豪。「經典」是人類千百年來審美經驗的積累，是樹立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高高的標杆，是一座巍巍的豐碑。湖北武漢魯迅研究小組雖然於1978年上半年解散了。但我們學習魯迅、研究魯迅依然任重道遠。讓魯迅作品、魯迅精神留給我們永遠鮮活的記憶![1]
作者簡介
李華章 ，湖南漵浦人，湖北宜昌市文聯原主席、黨組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