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闲斋笔记·褒贬未允
原文
《庸闲斋笔记》数卷，海宁陈子庄大令所著也。大令名其元，为金华教官二十年，以卓异荐为知县，历任江苏大缺，复调上海，数年告归。陈氏为浙江第一旧族，故大令于先朝掌故、家世渊源，述之较详，又颇能留心时务，阅历既深，凡所纂论，均惬人意。惟每于左文襄公事，颇觉推崇过当。又其问所论文襄与曾文正公龃龉一条，则更持议偏颇，褒贬失当。余固疑大令当尝受文襄私恩者也。后又阅之，果言文襄于去浙时，保荐浙士三人，丫丙、陈政钥与大令也。然文正实尝访得大令，而荐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
窃谓文正之宏奖素广，广则受之者不以为奇，文襄之荐剡素隘，隘则得之者益以自惠。即大令于涉笔之时，亦时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荐也。”
且文襄意气之矜忮，素着于时，彼意以为偶一纪述，毋宁抑曾而扬左，抑曾则断无后患，抑左则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转而为誉，亦人情所时有也。呜呼！世风之偷薄久矣。余常怪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两端：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义，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斯皆无识者流也。
夫公义所在，不顾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荐拔之恩，复挟争胜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群无识者助之以取胜，而名实两全，则人何惮而不背恩哉？余恐后之在上位者，以文正为鉴，而不敢荐贤也。此亦世道之忧也。
作者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早年以副贡入曾国藩幕，后随李鸿章[2]办外交。历任浙江宁绍台道、湖南按察使，晚年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大臣。1879年著《筹洋刍议》，主张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主张变法，鼓吹西方君主立宪。1884年中法战争时期，任浙江宁绍台道，与提督欧阳利见在镇海击退法舰进攻。1889年以左副都御史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所著《庸庵全集》收入《庸庵文编》、《续编》、《外编》、《海外文编》、《筹洋刍议》、《浙江筹防录》、《出使奏疏》、《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等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