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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仲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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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 | |
| 原文名 | Zhongmian Cen |
| 出生 |
1886年 中国广东顺德 |
| 逝世 | 1961年10月7日（75岁） |
| 国籍 | 中国 |
| 别名 | 汝懋 |
| 职业 | 历史学家 |
岑仲勉（1886年 — 1961年），中国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以字行。广东顺德人。 1886年9月生。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就读两年半﹐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1908年10月考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12月毕业。其后在上海江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职员﹐业余从事植物名实考订及中外史地考证。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业余撰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引起史学界注意。1933～1937年在《圣心》﹑《辅仁学志》﹑《金陵学报》﹑《中山大学文史专刊》等杂志发表一批论著﹐其中尤以《水经注卷一笺校》及《金石证史》等引起一些史学名家的注目。1937年经陈垣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该所专任研究员。1948年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选读》﹑《两汉西域学》﹑《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1961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
学术成就
岑仲勉的家乡顺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李文田的故乡﹐故其治学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学派的影响。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奉为先驱﹐因而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和《登科记考订补》之作。岑仲勉还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学者劳格的影响﹐所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发扬了劳格的未竟之业﹐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过。 岑仲勉治学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证历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学﹑碑例﹑书法等专义﹐岑仲勉则以碑志考证史实﹐又纠正了清金石家过信石刻﹑偏责史实的毛病﹐客观地论证碑志之价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后收入《金石论丛》﹐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释之学中﹐在辨伪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文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与《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一起﹐对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贡献。在追录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为一重要发现。在职官典制考证方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是超迈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证方面﹐《括地志序略新铨》论定孙星衍排列之非。这方面的专著有50～60年代的《隋书求是》﹑《唐史馀审》﹑《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行第录》为对唐代文学史及传记学很有裨益的首创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如其中对李德裕﹑陈子昂﹑四镇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还著有《黄河变迁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这些专著反映了作者对西周以来的历史乃至黄河历史的广泛兴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辑方面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岑仲勉自四十岁至七十五岁三十馀年间﹐全部史学著作约一千万字﹐自1912年起发表论文一百八十馀篇﹐已刊专著十八种﹐特刊专著二种。
人物评价
岑仲勉被誉为大器晚成的史学家，前半生混迹官场，后半生潜心向学，经历与学问俱奇。他生前留下千万余字学术文章，被历史学家刘节誉为“著作等身、群言是宝”。 论及上世纪的广东史学界，曾有两位以中古史研究闻名的大学者，一位是陈寅恪，另一位就是岑仲勉。他生前曾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两大学者，身后却寂寂无名，只留下史学著作洋洋千万言。 裹挟在中国近代社会巨变、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风雨中，岑仲勉留下了世纪广东学人的另一重背影： 与陈寅恪世家望族、留洋多年的背景不同，岑仲勉是一位广东土生土长的平民学者，用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是草根学者。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名校经历、没有史学科班训练，岑仲勉以近50岁的高龄从仕途隐退转入史学界，从广东闯入北方主流学界，甘受茅屋秋风之苦，终成一代史家，其身世经历，颇为传奇。 岑仲勉“幼承庭训”，父亲是前清举人，堂兄是顺德最后一位翰林。年轻时受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耳濡目染着西学冲击，在这场家国身心所面临的革命风暴中，他一生没有摒弃投身史学的理想，独辟蹊径，续中国传统学问之命脉于一线。 萧然万物，弦歌不辍。在“偌大一个中国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动荡年代，岑仲勉钻入书斋，追寻经世致用的理想。但他留下的逸事传闻寥寥无几，可说可谈的近乎单调，使他的形象接近呆板。 南方日报记者通过多方努力，还原了半个多世纪前这位近乎封闭状态的纯学人的精神历程。在岑仲勉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的影子，又可以看到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先驱的种子。他形销骨立，却以过人的意志，挣脱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之归宿，迈向现代学人学术与人格的独立之境。 “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与不幸欤?”(陈寅恪语)学术的境界和使命自有不同。在如今“大师满天飞”、“学术明星云起”的年代，岑仲勉式的学者，几乎已成绝响。 这一期“广东世纪学人”，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的背影。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在这一世纪命题下，岑仲勉式的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自觉传承了“学者的使命”这一精神向度。岑仲勉的学术生涯、传奇经历，或许可以给今天的学者以最好启迪:绝不能“在现状下苟安，在思想上躲懒”。 叫板陈寅恪，“弄斧一定要去班门” 半个多世纪前的广州康乐园里，有这样一个背影，一个老人踽踽独行，从校外蹒跚着来上课。高度近视的眼镜，一身唐装布鞋，左胸前挂个怀表，言语讷讷，因身患帕金森病，手脚抖得厉害，那模样简直跟他的学问一样，古旧深沉。这位貌不惊人的大学者，名叫岑仲勉。 当年在中山大学，岑仲勉与陈寅恪同为名师，学问最深，年岁也最高，又皆以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每年都会向入学新生介绍道:“我们系里拥有中古史两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满门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体师生的光荣。” 但这二老绝少碰面。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和岑仲勉已经在论著中隔纸传音，前者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对后起的岑仲勉赞誉有加，并将其视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的标志。 那时，岑仲勉还只是个中学教师，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陈寅恪一读就惊为天人:“岑君文读讫，极佩。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暮岁之年，二老际会于康乐园时，已变身两病叟。陈寅恪讲《元白诗证史》，岑仲勉讲《隋唐史》，一个目盲足膑，一个头晃手摇。二老都用自己的著作充教材，异曲同工，成为校内两道景观。有趣的是，由于同是致力于隋唐史，岑仲勉有不少见解与陈寅恪相左，总是在讲课时一一挑明。在当年的隋唐史课上，岑仲勉总能旁征博引，论证陈寅恪所述不尽确当。如此“针锋相对”，很快招致一些人不解。岑仲勉本人得知后，十分坦荡地宣称:“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 岑仲勉总有一股“弄斧一定要去班门”的书生义气。在课堂上，岑仲勉有句名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晚年，得知陈寅恪受排挤，岑仲勉曾发出这样的喟叹:“寅恪兄亏于现状啊!” 陈寅格对岑仲勉的学术成就也非常推崇，晚年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曾多次引用了他的学术成果。据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回忆，二老虽是旧相识，晚年却很少来往。只因二老一聋一盲，即便会面也无法谈出一二，倒不如以文会友，更加畅快淋漓。 除去学问相近，两位病叟爱好也颇为相投，都酷爱粤剧，可这二老一个失聪一个失明，一个只能看，一个则只能听，倒也各得其乐，相映成趣。 弃官为学，“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的这句话，或许是清末民国的一代文人，身处乱世而得以解脱的内心信条。 1931年，岑仲勉从平步青云的官场上毅然隐退，到广州圣心中学当一个小小的教务处主任，留下人生中最具深味的一笔。 那一年日本在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家国乱世，在一个自幼读遍经史、怀抱治世理想的传统儒生内心，会激荡出怎样的波澜?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彼时的岑仲勉，一定不会无视他的堂兄岑樾作为科举时代顺德最后一位翰林的荣光，不会忘却他的同乡同宗兄长岑学吕正在张学良府中治军书的显达，也不可能不知晓他的昔日同窗故交杨永泰正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但他选择了激流勇退。 隐退前，岑仲勉先后在上海海关、广东财政司等处谋职，官至三水铁路局局长、陕西禁烟督察处官员，可谓仕途坦荡，但他毅然放弃职俸殷实、衣食优渥的生活，宣告了对官场俗世的心灰意冷。 这些变故必在常人那里引起苦痛挣扎，在岑仲勉心中却不失为快意割舍。在政府任职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研究属于经世之学的农学和植物学。1923年起，他就开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1934年致陈垣的信中，岑仲勉这样回忆步入学术的起点:“十余年前尝慨我国惟兴农或可补救，故喜谈稼圃之事，居恒亦以此自遣。” “学而优则仕”，中国文化自古有这种传统。从古至今的文人，能主动退出仕途的可谓凤毛麟角，仅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到了近代的学人之中，岑仲勉算是一位。 忧患意识与经世思想，纠缠于岑仲勉心底，迫使他中年转入史学，这与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不无相似。清末道光以后，西方列强力逐欧亚大陆，于是出现了中国19世纪的西北边疆新危机。值此紧要关头，中国传统士大夫学者里一批敏感的、走在时代前沿的人挺身而出，展开对中国边疆西北史地的研究，相继涌现出魏源、张穆、何秋涛、屠寄、李文田等清代著名学者，尤其是李文田更是岑仲勉同乡。投身于这股学术洪流，也成了岑仲勉“心向往之”的人生路径。 如今看来，岑仲勉弃官后选择广州圣心中学，独具苦心。圣心中学由法国教会所办，出版法文学术杂志，能直接通达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法国，借一本《圣心》杂志，岑仲勉得以和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扬名世界的法国汉学家论长短。岑仲勉无须再隐姓埋名，无须再蛰伏蹉跎，对于沙畹学科奠基式的世界名著《西突厥史料》，初出茅庐的岑仲勉也敢于叫板:“除西史部分外，中史材料之编纂，直未达到吾人所预期。” 三年后，岑仲勉的西北史地论文，引起著名史学家、广东籍前辈学者陈垣的注意，将他推荐给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直到这时，主流学术界才知有岑仲勉此人。1937年，岑仲勉被正式聘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走上学术之路时，他已年过半百。 在别人即将安享晚年之时，岑仲勉毅然投身学海，他晚年曾这样调侃自己:“早岁学殖荒落，中年稍振刷，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的确，对比“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的苏老泉———苏洵，岑仲勉踏入学术界的步子晚了许多。但古往今来，以这样的经历而做出大学问的人，恐怕也再难找出几个。 自学成才，甘为一介布衣 对比许多有留洋经历的学者，岑仲勉中途出家、自学成才的背景显得黯淡无光。别人是少年得志，骤得大名，他是中年转行，渐入佳境。岑仲勉完全依靠自学，既对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的史学进行批判继承，又在西学冲击之下具备国际视野，广泛涉猎近代东西方汉学的有关成就，于荒榛败垒中推陈出新，接续了传统学问在现代的生命力。 20世纪30年代的史语所可谓大师云集，赵元任、陈寅恪、钱穆、陶希圣、劳干等学者已负盛名，岑仲勉并不起眼。但他以厚积薄发之势，步入学术鼎盛期。如今，随意翻开一本当年的《史语所集刊》，岑仲勉的论文有时会占到一多半。在这十余年里，战火频仍，岑仲勉随史语所从南京流徙于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不遑宁处，却都无法扰乱其心。因为耳聋之疾，岑仲勉索性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时期，即便与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史语所同仁，岑仲勉也少有寒暄，形单影只。 何兹全回忆说，那时的史语所迁徙到南京李庄，与世隔绝，没有报纸和广播，外界战事只能通过从山下来送菜的人那里得知，岑仲勉算是老一辈，因为耳朵不好，他很少跟大家打招呼，大家也很少跟他打招呼。那时晚上在山里读书，只能点桐油灯照明，直冒黑烟，在灯下看书写字久了，鼻孔里都是黑灰。岑仲勉就在这样的幽灯暗夜里，寂寂与古书为伴，三个月读完《全唐文》，一个多月读毕《全唐诗》，爬梳钩稽，创见性地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 拨开世上尘氛，胸中自无火焰冰竞；消却心中鄙吝，眼前时有月到风来。岑仲勉以惊人毅力投身西北史地之学和唐史研究，“一个人咬得菜根，方能实心教育”是他的名言。可以想见，完全依赖自学的他，做学问是如何的苦———投身古书堆，没有师友求教，宛若一个在黑暗中跋涉的独行客。 在史语所的11年里，岑仲勉并未受到所长傅斯年的特别器重，傅斯年一直对留洋经历的学者非常看重，而对旧式教育背景的学者相对漠视。1948年，岑仲勉南归广东，入中大教书。然而，岑仲勉却独自完成了一场异于常人的孤独跋涉，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研学，到1961年去世的30年间，岑仲勉共留下1000多万言，后成书17种，论文近200篇。相当于30年内不间断地每日要著上千字，这样文火慢炖、硕果迭出的学者在中国当代史家中并不多见。 他的学问艰涩，他的交际寡淡，所以直到今天，岑仲勉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写他的文章也不过寥寥数语，至今也没有一本专门的传记来讲述这位眼花耳聋、性情闭塞的学者。我们只能从岑仲勉遗留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个茕茕孑立的学者影像，他曾说:“窃以为学以问世，不敢自信，则须求教；稍自信，亦期有补于世，非不得已，固不必以文为市。”可见他胸中自有天地，做的是学问，求的是正道。 岑仲勉的一生，清寒枯槁，更接近于一个书生的姿态:常伴青灯古卷，甘为一介布衣。 与世无争，“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 19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里，中国学人最大的命运就是变革和转型。岑仲勉身处其中，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的治学路径。 岑仲勉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与王国维、钱穆等路径相仿，以乾嘉学派为主导，极大推进了清人治史路径的现代化转型。可他又并非闭目塞听的老学究，他眼观世界，精通英文、法文，又深谙植物学、农学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得以与当时最新的西方汉学成就接通，依靠自学成才，应时而生，空前绝后。 今天的史学界在追溯传统时有这样的说法，清代数一数二的唐史专家劳格以45岁之英年早逝，学问未及发挥。但半个多世纪之后，岑仲勉以45岁跨入史界，继承了劳格的未竟之业，成就上也更上层楼。在学问上岑仲勉隔代续接清人学问，如有神助，冥冥之中维系了传统经史之学在近代的命脉。 在民族文化转折的宏阔背景中，岑仲勉这类学人，轮廓极尽清简，但似乎又关系重大。在他们生前，不求声名显赫，也不会曲学阿世，只是甘为人梯的平民学者。但在他们身后，年轻一代国学根基大多被割断，难以续接，让岑仲勉们的学问往往只剩下空谷回音，留下绝响。 在后人对岑仲勉的追忆里，还留着这样一些已模糊难辨的形象:他去世前还带着研究生，但已很少来校讲课，家住广州市文明路，却一直婉拒学校派车接送，宁愿挤公共汽车来学校。他一直未改顺德乡音，对学生却坚持讲普通话，颤抖着手写板书，每每都是一面墙写满人名、地名、官名。他对学校给他分配研究生的做法不满(想自己招徒)，家中自设一小黑板，以回答登门拜访的学生提问(因耳聋只能看)。 一直在去世前，岑仲勉还在家里做着与世无争的学问。1961年，《重校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刚刚誊清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一直等了差不多30年后，这部著作才发表。在文革中，他的学问遭鄙夷唾弃，扔进故纸堆。多年后，人们才猛然想起这个学富五车的老学者，从废书库翻出业已发黄的文稿，重新发表。这让人遥想起陈寅恪当年送王国维的那句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地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果没有静心阅读，很难看到这个不苟言笑的老人心中也曾掀起波澜。他对写下“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诗人陈子昂情有独钟，对吟出“当时已惘然”而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李商隐青睐有加，对身陷牛李党争的李德裕的经世才能满怀敬佩。在著作《会昌伐叛集》前的“编证略例”中，他吐露了自己半生的治史心得，要“期取前贤之伟略，作后世之准绳”。 于无声处听惊雷。岑仲勉1961年去世时，距他发表第一本著作《佛游天竺记考释》过去了整整27年。岑仲勉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吾侪求学，其易十倍显师(指东晋高僧法显)，所造就或不及什之一，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乎!”此话成为谶语，最终在他身上应验。
半路出家的考古家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几经辗转搬迁，尽管时值战乱，但岑仲勉依然专心治学。1937—1948年，真可以用“喷发”来形容岑仲勉这一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他的代表作，如有关白居易《白氏长庆集》研究的系列论文、对《元和姓纂》等唐代典籍的整理研究完成于此时，而且解放后陆续出版的《突厥集史》、《隋书求是》、《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等书的初稿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48年，岑仲勉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61年病逝。在他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共撰写了近200篇论文，著作19种，共计近1000多万字，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 岑仲勉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在先秦史、历史地理、中外交通、民族史等领域均有所建树。比如他运用对音法研究西北史地，颇有独到之处。而在他的研究领域中，最为精到的当属隋唐史。他重实证考据，尤其擅长运用名物、制度、地理掌故等多方资料，比对考证史实。例如，《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一文，以唐代官制入手订正《曲江集》制诰的错误，并使人由此而对唐代文官制度有所了解，一举两得。他对唐人文集与唐代典籍的研究整理，尤见功力。不少成果不仅超过同时代的人，而且至今仍可称为范本；。像对《元和姓纂》、《郎官石柱》等等的考证整理，如果今天的读者在使用这些典籍时弃岑校不用，几乎成为不可想象、贻笑大方的事。 以金石证史，是岑仲勉学术的另一特点。清代金石学颇盛，大抵为专金石而兼史与专史而兼金石两途。他的金石证史继承了清代金石学中后者的精髓，加之他力求避免清代金石学或过信石刻、或偏责史失的弊端，因此他的《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不仅成为他的代表性成果，也对以后的学人以一种方法上的启示。 斯人已矣！岑仲勉先生丰富的学术成果，绝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详尽的。只是希望通过这篇小文，令“岑仲勉”这个名字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一些印象，一代学人不至于那样迅速地被人们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