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angwsididuen) 教授、经济学家

== 人物经历 ==

== 学术成就 ==

迪顿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方面。其标志性著作是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a)。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引入现代消费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对偶理论，着重讨论了这一理论在福利经济学和计量分析中的应用。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b)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Stone)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这个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它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个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来这一系统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1991年迪顿应邀在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讲坛(the Clarendon Lectures)进行学术讲座，他利用这次机会融会贯通了自己和其他学者有关消费的研究，并于次年出版了专著《理解消费》(1992)。该书介绍了1990年代初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指出在消费研究领域，一直坚持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明确地以微观个体的理性决策为前提，以生命周期内对特定时期的约束为条件，以模型和对数据收集处理的高度技术性为特点的。

迪顿于19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并建立了一个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团队，使得普林斯顿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主要基地之一。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设计，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家庭内部歧视，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时质量和数量效应的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等。他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迪顿(2010a)认为家庭调查数据的数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这些调查不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还提供了关于健康度量特别是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ics)、婴幼儿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经验的自我报告数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真实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经济发展因涉及到对低收入经济体(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经济体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于劳动经济学或者健康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另外，基于刘易斯的价格模型，迪顿与拉罗克(Deaton & Laroque，2003)提出了一个关于商品价格的时间序列统计模型，并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给量从长期来说是无限弹性的，供给增长率随当期价格与长期供应价格之差发生变化，而且商品价格固定在供给价格上。通过这个模型，他们说明了价格在短期内会随着收入发生变动，但长期来看价格相对于收入是不变的。此外，迪顿等(Deaton & Heston，2010)还研究了价格指数问题。他们曾指出，由于国际比较项目(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ICP)计算出的各国价格指数没有显示出各国之间收入的差异性，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等，ICP的农村价格或是没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过价格比较大国和小国的收入差异不具有说服力。迪顿还曾尝试着研究推动世界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迪顿之前主要是对收入、储蓄、价格等微观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的。后来他的研究集中在贫困、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福祉等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迪顿除了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外，还一直致力于贫困度量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调整基于空间价格差异的标准收入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迪顿(2005)认为，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计算方法是对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人数的简单统计，虽然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透明但实际操作性差。迪顿及其合作者(Deaton，2010d;Deaton & Dupriez，2011)提出了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出国际价格差异来比较不同国家间人们的生活标准。由于PPP汇率指数的经常性调整，使得PPP汇率指数在衡量贫困时具有不确定性，修订后的汇率指数对改变实际的贫困状况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针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将近10亿)的现象，迪顿(2010d)认为，这是由于全球贫困线不恰当设定导致的，目前使用的ICP更新程序也是不完善的，它会导致国家贫困线下降而全球贫困线上升。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the 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迪顿还指出，在使用国际数据特别是用其对比贫富国家情况时，应该对使用的数据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数据的差异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对于未来全球贫困线的设定，迪顿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基于贫穷国家的贫困线，比如印度的1卢比贫困线或者全球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虽然这些贫困线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ICP的不断修订改变了这些贫穷国家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全球贫困线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富裕国家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也是迪顿比较认同的一种方法，它仅根据美国的CPI进行更新。由于每天1美元标准被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使用，因此按美元衡量的贫困线更容易被接受。

衡量印度贫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来自NSS的家庭调查数据，但很多学者对调查结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贫困线以及计算印度贫困的消费价格指数提出了质疑。迪顿(2008a)利用NSS关于食品的数据，比较了印度官方价格指数、印度农业劳动者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gricultural Labourers，CPIAL)和印度产业工人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Industrial Workers，CPIIW)，他发现贫困线的设定确实会受到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可能出现错误的影响，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贫困度量问题也长期受到悬而未决的调查数据和国民核算之间不透明的影响。

健康问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目前还不能完全估计出它对经济学以及卫生和流行病学等领域的影响。近年来，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经济学中，收入是衡量个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健康不仅可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还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够促进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认为，居民的健康状态与收入是相关的，但实验证明，这种相关性远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顿(1999)通过有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个人收入的提高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不过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变化一定会对总体死亡率产生影响。通过对人类身高、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迪顿(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不能肯定。因此人类身高是衡量生活标准的一个不可靠指标。疾病特别是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迪顿等(Deaton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关于发育不良和选择的模型，为深入了解早期幼儿健康对成人死亡率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迪顿还分析了美国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等地人民的健康问题。迪顿等(Deaton & Lubotsky，2003)从美国种族构成的角度，分析了死亡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黑人分布比较大的地方，其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比较明显，死亡率也比较高。这不仅是因为黑人群体较高的死亡率和低收入二者的相互作用，还因为在黑人分布较高的地区，白人的死亡率也较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南非，迪顿等(Deaton & Case，2006)基于两国经济水平，比较了两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健康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越健康越幸福"的假说。研究表明，健康状况会自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印度和南非人民的健康状况，那么南非由于艾滋病的存在，人们的健康状况相对于收入水平就比较低，其人口预期寿命也比印度要短。即使在没有考虑艾滋病的情况下，南非人的预期寿命也比从收入角度所预期的要短，这主要是由于南非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

一般而言，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都会提供一些直接、且容易收集的、与福祉信息相关的指标，比如经济地位、健康、家庭环境等。迪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的。迪顿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他们指出，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方面，情感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指的是一个人每天所经历的情感特征，即能够使人生活愉快或者不愉快所表现出来的高兴、紧张、悲伤、愤怒等情感的频率和强度。而生活评价(Life evaluation)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构想。传统的主观幸福感调查一般强调的是生活评价，特别是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通过对45万多份盖洛普健康方式幸福指数(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的调查问卷报告进行分析，他们还发现影响情感福祉与生活评价的因素是不同的:收入和教育与生活评价是密切相关的，而健康、照顾、孤独相对更能反映出情感变化。前者对社会经济形态比较敏感，而后者对能够引起情感变化的环境比较敏感。一般而言，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步上升，情感福祉虽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明显。但低收入会加剧因为离异、疾病和孤独等不幸带来的痛苦，从而影响了情感福祉。因此迪顿得出结论，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满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与较低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福祉相关的。

安格斯·迪顿是2015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