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问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目前还不能完全估计出它对经济学以及卫生和流行病学等领域的影响。近年来，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经济学中，收入是衡量个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健康不仅可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还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够促进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认为，居民的健康状态与收入是相关的，但实验证明，这种相关性远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顿(1999)通过有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个人收入的提高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不过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变化一定会对总体死亡率产生影响。通过对人类身高、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迪顿(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不能肯定。因此人类身高是衡量生活标准的一个不可靠指标。疾病特别是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迪顿等(Deaton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关于发育不良和选择的模型，为深入了解早期幼儿健康对成人死亡率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a matter of great moral 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纠正，迪顿(2011)认为这取决于健康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通过考察与教育、收入和地位差异有关的健康不平等、贫富国家间巨大的健康差异以及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童年时期的不平等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公共干预可以在改善影响儿童未来的不良家庭环境方面发挥作用。针对成年人，应优先采取措施防止因为疾病、丧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疗成本太高而使他们成为赤贫。对于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贫穷国家的不健康状况，迪顿认为把它标记为国际不公平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极度匮乏的个人和群体。这一论断应出于共同的人性，而非国际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