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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榷

 

 

 

國榷》為記載明朝歷史的私家編修編年體史書,作者談遷。該書鑑於經史官員壟斷了明歷代實錄,很多地方忌諱失實,而各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偽陋。談遷尋訪到各種資料,廣徵博引,力求徵信。天啟元年(1621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後完成。順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國榷》記敘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對於研究明史,尤其是研究明代建州女真及崇禎一朝的歷史,有重要參考價值。

寫作背景

時代背景

談遷生活的年代,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明朝統治者消極怠政、宦官專權亂政、黨爭結社頻頻,天災不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再加上清軍不斷叩關。值此國危的時代,「士習甚囂」 [2] 的言論不絕於耳,懷抱着經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們不甘朝野傾軋、世風日壞,期望憑一己之力,救國家與人民於危難之中。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願望往往受現實的摧殘,在農民起義的洪流和清軍鐵蹄的征服下,這批在野士大夫們被迫接受這樣的身份轉換,成為了明朝遺民,從此開始了對人生及未來的抉擇和思考。談遷就是這樣一位「遺民」的代表,他親歷時代的巨變,思想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轉變,更迭的世局逼其發出「亡國不亡史」的疾呼。

作者背景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萬曆皇帝行將入土,這不僅僅是明朝歷史走向衰亡的時期,更可以說是談遷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談遷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夏,談遷赴京考試 [3] 再次失敗之後,他並未像其它書生那樣終其一生繼續考取功名,而是認清了自己難以考中,於是自願置身田園。 [4] 選擇「綴耕之暇,匯為《兔園冊》」 [4] 的耕讀之路。「壬戌夏,談遷結識了錢而介,每個月都見面商討編書事宜。之後分別,也多次書信往來。 [4] 從天啟二年(1622年)夏,二人認識,每月會面,到天啟四年(1624年)兩人分手仍維持書信往來,談遷與錢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廢然返矣」 , [4] 由漫無目的耕讀到有意識地讀書,從吟詩作文到集中研習經史著作。

談遷放棄了科考,也等於放棄了從政路線。既然不能在政治上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就乾脆退而求其次,走學術研究路線。「經史是古代學術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讀書人主要的研究方向」, [5] 談遷「少讀國史,輒仰名閥」, [6] 再加上晚明時期,湧現出了大多數在競爭激烈的科場中屢次敗北,遂把畢生精力放在學術文化研究上的學者型史家,於是形成了一股治當代史的風氣。史家群體的出現,使得修國史成為士人們引以為傲的事情,受這一時風的影響,在閱讀了大量當代史著之後,天啟元年(1621年)前後,談遷終於選擇了自己後半生的奮鬥目標——治當代史。

文化背景

自古以來,修史總是作為一種「鑒往事,知來者」 [7] 的文化觀念,根植於儒家文化體系中,無論治世,抑或是亂世,修史總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或揚長避短,或褒貶善惡。而明末清初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亂世時期,更是為大批史學家修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對國家和社會前途命運的擔憂成為他們致力於撰史的動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們對過去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走向的探討」。 [8] 明清易代對於像談遷這樣的史家而言,不僅僅是變了天,換了皇帝,更是正統、道統如何繼續維持的問題。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在他們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漣漪,經歷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後,思想上同樣經受了一番衝擊,必然希望從根源上找到明代社會何以走向滅亡。而修史則是他們表達這一心理變動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史學家,以史言志可以說是清楚明白地表達他們政治立場的平台。然後站在史家的立場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並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去評價有明一代的統治得失。

作者簡介

談遷,明末清初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人。終生不仕,以傭書、作幕僚為生。喜好博綜,子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啟元年(1621年)始,完成《國榷》初稿。崇禎十七年(1644年)為內閣大學士高弘圖幕僚,為高弘圖和張慎言所器重,薦為中書舍人、禮部司務,參與修史,但不願"以國之不幸博一官",力辭未就。順治二年(1645年)回原籍,增補《國榷》中崇禎、弘光兩朝史事。順治十年(1653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聘,攜稿赴京,校補釐訂《國榷》。對清初賦役制度混亂繁重,曾上書戶部,建議"立法定製"、"輕徭薄賦"。順治十三年(1656年)夏,南歸海寧。次年夏又應沈貞亨聘,去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作幕,是年冬病死於幕所。其他著述有《棗林雜俎》《棗林外索》六卷、《棗林集》十二卷、《棗林詩集》三卷、《北游錄》《西遊錄》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論》二卷等。

歷史影響

談遷認為在他之前成書的諸家編年明史「訛陋膚冗」,不能起到總結明朝興衰經驗教訓的作用,遂立志要以明實錄為本,參閱諸家私著,自成「一家之言」。 談遷的《國榷》秉筆直書,一是《國榷》初稿完成於天啟六年(1626年),此時清兵尚未入關,寫來毫無顧 及,二是再稿成書於順治前期,尚無文字獄之興,談遷以故國遺民的悲憤心情編撰國史,對建州史事毫不隱諱。更重要的是此書寫成後長期未曾刊刻,僅有傳抄本,清初曾一 度都列為禁書,所以它躲過了四庫館臣的胡刪亂改,成了獨詳萬曆以後建州史事的唯一巨著。用 以校對清修《明史》和清初史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1]

參考文獻

  1. 不當官也照樣能當史學家,清江E號子 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