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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是中国当代作家周海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雪城
我去雪城的时候，正是冬天。雪城落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天刚放晴，雪还没化，放眼望去，到处覆盖着厚厚一层积雪，整座城市显出银装素裹、冰雕玉琢的样子。我找到老吴（老吴其实并不老，仅年长我四岁，只是在学校里我们老吴老周的称呼惯了）的宿舍，老吴人没在，桌上给我留了一张便条，告知他下车间去了。我喝了一杯水，抽了一支烟，翻起老吴床上的书。一抬头，看见床上靠里面的帐子上挂了一幅字：纸上云烟。这应该是老吴自己的笔墨。字谈不上有多好，甚至可以说没有章法，但其笔势显示出一种桀骜不驯的个性。这正应了字如其人那句话。
正坐得不耐烦的时候，有人推门进来了。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身材瘦削，一副挺让人信任的厚道的样子。我正迟疑地望着他时，他自报家门说他是小韦，老吴的哥们。老吴在车间有事走不开，他请我去吃饭。边吃边谈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早老吴一年分配进雪城卷烟厂的大学生，第一年都要下车间实习，两年以后实习合格重新分配到厂部（实际要不了两年）。他似乎对现在在车间实习颇有些自尊受损，一再强调他和老吴回厂部是铁板钉钉的事。
晚上和老吴倒腿，老吴第一句话就说小韦真够意思。第二句话老吴还没说，我就主动将老吴最关心的美女同学M的近况向他汇报，因为我知道他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老吴没有我想象中的激动（本来我认为他会大喘气三分钟），他很平静。这也可以理解，分别与遗忘，正是一对孪生兄弟。之所以还没有完全遗忘，是因为分别还不够长。随后就说起了文字。在校时老吴就在操练文字，他于文字是有野心的。说着说着声音渐渐都低下去了，老吴先响起了轻轻的鼾声。我因为睡生床，看了会书才迷迷糊糊地入睡。
第二天是周六，上午老吴招了一帮人来打牌。除了小韦（老吴的宿友小方周六回郊区的老家了），还来了一帮叽叽喳喳的女孩。她们都是南昌卷烟厂的车间操作工，参加与雪城卷烟厂合作的一个厂际交流项目，为期两年，现在已经快到期了，年前就要回南昌。
打牌的时候，女孩们个个嘴上叼着一支烟。老吴说这是烟厂的“福利”，操作工每人每天发半包散装烟，有时还可以夹带，厂里查的也并不严。所以烟厂的职工基本都抽烟，抽烟基本都不花钱。那时雪城卷烟厂新推一种混合香型品牌“宝都”（国产烟基本都是焦香型），味道很像美国的“三五”。我没抽过“三五”，但“宝都”的味道确实和平时抽的“红梅”、“渡江”大不同，最大的特点是烟味醇和，不呛嗓子。两圈牌打完，桌上笔筒里插的五十支“都宝”就抽完了。上午主打炒地皮。女孩们个个牌打得都很精，我和老吴搭档，小韦观战，眼看连着两轮就过去了，其中“A到J”两次，“J到底”三次。几轮牌打下来，或者是水平差距太大打着没劲，或者是桌上的烟抽完了，女孩们叽叽喳喳地又全散了，剩下我们三个老爷们在吹牛。
这时，老吴扭过头瞟了一眼，用胳膊捣捣小韦，朝门外呶呶嘴，说：看谁来了？
话音刚落，一位美女已笑吟吟地站在我们面前。美女现在和先生、帅哥一样，已经演变成一种称谓。不过也有名副其实的，比如现在站在面前的千玉玲。第一眼看见她，心中不由一动（我有一种“疑是故人来”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毫无来由）。她穿一件红色的风衣式夹克，领口露出里面紫色的半高领毛衣，下身穿牛仔裤，白色的休闲球鞋。直溜溜的短发，快到肩膀的样子。个头不高（后来得知准确高度163cm），但看上去却很挺拔。脸型是国字型的，有点像演员周迅。眼睛大而清澈，眉毛细长，当得上眉目如画四字。
“这是我们的校园诗人”，老吴是这么介绍我的。如果搁现在，我绝不承认自己是诗人。碰上有人说我是诗人，我会回一句：你才是诗人呢！不过有区别的是，在以升官发财为成功标志的当下，绝大部分人已经将诗人当作马戏团里耍的猴，而在我心底，对诗和真正的诗人则充满了敬畏。诗歌在我心中仍是一座神圣的殿堂。戏谑不过是生存的需要。但在八十年代末，诗人还是一顶桂冠，一种荣耀。我与诗人名不副实，与真正的诗人相去甚远，但听老吴这么忽悠，心下依然大爽。
千玉玲的眼睛亮了一下，笑容更深了。不过她的笑容并没有过多地流露在脸上，而是通过眼神传递出来（也可以说，她用眼睛笑）。接下来三人聊变成四人聊。千玉玲、小韦坐在对面小方睡的床上，我和老吴坐在老吴睡的床上，中间隔一张打牌的长桌（兼平时吃饭、看书）。一开始我的话很少，因为我跟不熟的人往往不知道聊什么话题。倒是千玉玲的话多一些。我记得最深的是千玉玲引用了《滕王阁序》里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邀请我们在来年的秋天去南昌玩（千玉玲又补充了一句，“滕王阁还是秋景最美”）。她特地看着老吴又看了我一眼，说：也邀请你的老同学去。老吴扭过头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小韦一眼，说，好，肯定去，有小韦领我们去。除此之外，因为你一言我一语的，这初次谈话的其他内容我都忘了。不知是因为我的视觉记忆好还是我沉溺于一种场景，我却永远的记住了某些姿态：比如她坐在那里，双手紧握在一起。比如她笑起来的时候，头略略偏向一边。比如她的目光依次扫过我们，然后停留在我面前，我就觉得自己被覆盖了。
后来我将被子垫在腰部，斜靠在帐子里边的墙壁上，正好挡在“纸上云烟”上面。这是因为坐在帐子里的阴影中，眼前似乎有一层屏障与遮蔽，而我看对面的千玉玲则是一片光明。
大概是牌瘾没过够，老吴说离吃饭时间还有一会，再来一圈。我正好和千玉玲坐斜对面，自然就分到一家，老吴和小韦一家。这场牌我和千玉玲打得非常默契，除了拖拉机吊主出错一次（正好把千玉玲的一对大小王吊下来了），一会儿一圈就赢过去了。这真是有点奇怪，因为我的牌一直打得不好，总是被对家指责的对象。特别是老吴，我们俩一打对家就要吵，因为他也是个臭牌篓子。今天轮到他和小韦吵了，不过小韦总是笑笑不作声。千玉玲边打边说“不得报牌，违者罚分”（也是老吴在报牌），我说你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可就要小人一下，动手了。我将老吴的一张老K从中间拿下来。我和千玉玲的目光时不时地碰到一起。我出对牌的时候，她总是赞许地看我一眼，又似乎是心领神会地笑了，那笑容依然深藏在眼睛深处。
打了几圈，大家肚子都有些饿了。我们就商量着中午的饭。我提议订盒饭，吃完接着战斗（我真是希望这场牌打得没完没了！）。这样，吃完中饭一战斗就是下午四点多，有些暮色初临的样子。我和千玉玲连战连捷，都有些再下几城的意思。不过大家都有些乏了，特别是老吴输牌太多不想打了，我只好知趣地把手上牌放下。晚饭的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千玉玲提议自己烧，大家都说好，老吴说千玉玲的红烧排骨乃是卷烟厂一绝。买菜自然是千玉玲的事，老吴掏出几张钞票递给千玉玲。千玉玲出门的时候，不经意地瞥了我一眼。我对老吴说：我也去吧，好不容易宰你一顿，我得挑贵的买。
我骑着老吴的自行车带着千玉玲去了菜市场。去菜市场是一条逼仄的石子小路，一米多宽，两边是红砖青瓦的居民房。都是平房，一看就有些年头，有些砖头已经残破了，用水泥抹上。门前都搭了一层塑料薄膜的劈叉，下面放了几双胶靴，积雪都已经扫到墙角下。门口边的墙上嵌了一根自来水龙头，因为下雪上冻，水龙头口子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凌。这条小路走通了，就是大棚式的菜市场。
从去菜市场到回老吴的宿舍，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其实，正常买菜骑自行车去半小时也就够了。而对我，这多出来的一个小时是多么珍贵呀！）。我们的话时断时续。奇怪的是，我们一点也没有陌生和隔膜，似乎今天不过是接着从前未完的话题。千玉玲说，她在高中一直是尖子生，班主任一直把她作为重点大学的苗子来培养。但是高二刚开学的时候，她的爸爸生病去世了。她的天也塌了。她陷于极度痛苦的状态而不能自拔。她患上自闭症。整整一年时间，她不愿意见任何人，包括她的妈妈。她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周围摆满爸爸的遗物，沉溺于对爸爸的往日的回忆。那是一段以泪洗面的日子，也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一直到现在，伤口也没有愈合。
“我在家是老小，我爸爸最爱我了。我家兄弟姐妹五个，只有我，爸爸说我才是他的骄傲。”千玉玲有些哽咽了，声音发颤。
我赶紧用话岔开：“其实上大学现在也有机会，你有这样的基础，现在考都来得及。”
千玉玲说：“后来高三下的七月份我还是参加高考了。因为脱了一年多课，最后我的高考成绩只达到了大专线。但是我的志愿只填到本科，大专和中专我一个没填。分数线公布后，我就直接到爸爸以前的单位当工人去了。”
我有些惋惜地说：“我想还是上个大专可能更好些。”
千玉玲定定地看着我，说：“我不后悔。”
“不是我想要的，宁可没有。”
我说：“我没有你那么决绝。”
千玉玲的话一样勾起了我对高中生活的回忆。那回忆并不遥远。我告诉她，我的母校是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我的理科是弱项，但高二分科后，我的文科优势发挥出来了。高二年度学校所有的文科奖项（作文竞赛、地理竞赛、哲学竞赛）我拿了个遍。我和同座一起组织全县第一个文学社，同座和我一样喜欢诗歌，我们连喜欢的诗人都那么一致：既喜欢俄罗斯的诗歌太阳普希金，也喜欢盛唐的谪仙人李白。课余他写上句我写下句（或我写上句他写下句）的联诗，我们珍藏起来，准备将来出一本诗集。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美好的画图。但是临近高考我的失眠症加剧，黑夜和白昼颠倒，结果高考失利，和你一样只达到大专线。这是人生第一次的落差巨大的沉重打击。我沉沦、迷惘下去，经常一个人在大学漆黑的阶梯教室里苦苦思索人生的真谛，寻找指引方向的星光。“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但形而上的问题尚悬在头顶，形而下的问题接踵而至：大一上学期一下子就挂了两门必修课，面临留级或退学的危险。我曾经负气地想：最好让我退学，我将开辟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那也许是一条荆棘之路，但我将勇敢地走下去。
我并不是什么“校园诗人”，也没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但我热爱诗歌，我只有在诗歌里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尘世的慰藉。这就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的：“诗，是伤口上绽开的一朵微笑。”
这微笑是灯塔，是星光，再次激起我前行的勇气。
千玉玲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我真希望有一天你把这一切都写出来。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出来。”
走出大棚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几颗寒星挂在天幕上，天更冷了。回到宿舍，小韦看到我和千玉玲一前一后地进来，脸色唰一下就变了。千玉玲说：小韦，把电炉通上电，给我打下手。老吴朝我使了个脸色，说：老周，走，我俩一道再去买点卤菜，晚上好好搞点酒。我说好啊。在路上，老吴说：你俩再不回来，小韦要找你拼命了。我说：我俩真动起手来，你帮谁？老吴说：说说罢了，搞不起来的，小韦唯千玉玲之命是从。
拎了一包油炸花生米和两袋卤菜回来，千玉玲已炒好了一个素菜，排骨还在锅里焖着。千玉玲说：你们边喝酒边吃着，再过半个小时排骨就可以起锅了。老吴说：来，一起吃啊。千玉玲说：你们吃吧，小韦和我约好今晚去看电影，快开场了。小韦一言不发，站在门外等千玉玲。我想，他们看完电影肯定就直接回各自的宿舍了，而我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回校的火车票，难道此时此刻就是离别？这时，我迅速做了一个决定：我将自己的地址和邮编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递给千玉玲。灯光下，我看见千玉玲的脸微微红了，眼里掠过一丝羞涩和不安，头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可她还是接过我的纸条，紧紧地攥在手心。随后，她和小韦的身影融入夜色。
我和老吴开始搞酒，酒多话也多。老吴说：“你和千玉玲今天可以说是目光如炬，火花频冒，谁都看出来了。最郁闷的是小韦。”
“我本来也没打算掩饰。小韦怎么啦？”我知道我有些明知故问。
“小韦和千玉玲的事我最清楚了。小韦进厂不到两个月，千玉玲就参加厂际交流项目来雪城卷烟厂了。一开始小韦就追千玉玲，他对千玉玲可以说是一片真情，也可以说是苦恋，因为千玉玲一直没答应他，只愿意和他做个普通朋友。”
“说实话，你是不是打算横刀夺爱？”
“好感是有的，横刀夺爱谈不上。再说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说。
“你要真有想法，我可以帮忙。你把地址留给她，这一招，绝！”老吴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说。
“真奇怪，我今天第一次见到她，好像从前在哪里见到过似的。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这种感觉。”我呷了一口酒，有些自言自语地说。
“上辈子？木石前盟？”老吴又露出他那特有的的笑容，带有一些善意的嘲讽。
“别老拿我开涮，说说你自己吧。”
“我一去就分在财务科，领导和同事对我的业务很肯定，现在车间里的师傅对我也很好。”
“今年集中写了一批散文，准备明年底出第一本书。”
“除此之外呢？你可是习惯了有爱的生活呀。”我笑着说。
“老周，这个我要向你汇报一下：车间有个老工人，就是我现在的师傅，家里有七个女儿，他说让我随便挑，看上哪个就带走哪个。”
我哈哈大笑了：“七仙女呀！结果呢？”
“结果？结果我只留意到，他家门前有一条小河。”
“世间真爱难觅。比如小韦，说真话，老周，小韦要有你的海拔（身高），千玉玲也就干了。”
老吴的这句话相当于一个大总结。这时，酒劲也上来了。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翌日清晨，老吴还没醒，我就乘早班火车回校了。
大三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吴来了一封信，末尾说：“去年底，离除夕还有十天，那帮南昌卷烟厂的女孩们（包括千玉玲）全回去了，而且不再回雪城，因为交流项目已结束。小韦去送的站。”
随着老吴的叙述，一组画面在我眼前徐徐拉开：那仍是在冬天，寒冬腊月，不过没有下雪。离别的人们挤在车窗下，因为不久就要到来的重逢，他们笑着互相挥手致意，或者一再重复着叮咛的话语。送站的人陆陆续续都散了，月台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小韦还孤独地伫立在那里，因为火车还没有开。小韦凝神望着车窗。可是他看不见千玉玲的表情。也或者，他并不是在看千玉玲，而是在看另一个自己。火车的汽笛响了一声，轰隆隆地慢慢启动了，铁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好像是不堪承受火车的重负。启动后的火车越来越快，眼看就要驶出月台。小韦追着火车跟在车厢后面跑起来了，一边跑一边挥手，大声喊着“千玉玲！千玉玲！．．．．．．”。不知道千玉玲有没有流泪，即使她流泪了，小韦也看不见了。火车风驰电掣而去，一会儿掠过树林、村庄、原野，成为一个黑点，消逝在看不见的远方。
火车从启动到掠过树林、村庄、原野，不过短短十分钟时间、200米距离。可有时候，这十分钟、两百米就是天堑。听老吴说，果然他们没有再见过面。小韦仍旧留在雪城，很快的娶妻生子，成为雪城的一个平平常常的市民，挣钱养家糊口过日子。在严冬，没有下雪的雪城也一样的寒冷凛冽，羽绒服抵挡不住西北风的肆虐。但是，超市、酒店、电影院、咖啡馆人潮如涌，公交车这辆钢铁甲壳虫穿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情侣们在街道旁的法梧树下忘情地拥抱、接吻，煮沸的四川火锅的香气弥漫在空中。城市，钢筋混凝土和流动着的钢铁组成的城市，人声鼎沸、熙攘喧嚣的城市，看起来它的热岛效应似乎能够融化一切，其实骨子里冷冰冰的。假如这座城市没有你爱的人，更是冷入骨髓。
雪城尤是如此。
作者简介
周海，70后，安徽省枞阳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