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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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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吕邦列 国 籍: 中国 职 业: 农民 出生地: 湖北省枝江市

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人，新时期“三农”政策下涌现出的最优秀的农民精英分子的典型代表，多年以为一直为了了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曾经被《南方周末》评为影响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运动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之一。

简介

以下皆为转载： ■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吕邦列，受潜江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把推进基层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他罕见地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竞得人大代表一职；他发起罢免了原村主任，并在后来补选工作中成功当选；他上任后即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施政。 ■然而，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在半年的执政过程中步履维艰。人生道路上屡遭挫折的吕邦列，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我该怎么走？”8月下旬，面对上任后难以承受的种种挫折，当选仅四个月的湖北省枝江市宝月寺村新任村主任，33岁的吕邦列写信向外界求助。 信中写道：“自从2001年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了！我不想当逃兵，但不当逃兵我怎么办呢？” 在2004年4月20日举行的村委会主任补选工作中，吕邦列赢得了80%的选票，以绝对优势当选。在这之前，他曾成功发起罢免原村委会主任吕万科的“运动”，因此被一些人看成是靠“造反”上台的村主任。 然而，单枪匹马的吕邦列，在上任后按当初向村民承诺的那样打算“清账”时，却发现自己被完全孤立了。 其他村委会委员是上届班子的遗留成员，自然不可能支持他。尽管上任5个月了，吕邦列似乎仍然是一个“非法”的村主任：民政部门至今没有给他颁发当选证书；村委会的公章甚至也被人拿走，最后交到了一名副主任手中。他没有办法，他所依赖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相关实施办法，并没有规定过谁保留公章这样的具体问题。 4月26日，吕邦列上任后第一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结果因为参加的人没过半数而流产。这一天，他第一次走进村委会办公室，发现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连灯泡也已被人拧走。 上任至今，吕邦列召集的村务会议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然而从没有过当“官”经验的他根本“压不住场”。一开口，就磕磕巴巴，丝毫没有他写文章时的灵气。结果，几乎每次开会都搞得一塌糊涂。 “邦列是个好人，人蛮老实，蛮吃苦，可他不是当官的料，他斗不过那些人啊。”看到吕邦列的种种困境，许多村民这样说。 在一位村干部看来，吕邦列在反应速度和表达能力方面存在缺陷。“可他倒好，有理也只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要命的是，新的工作难以开展，前村委会工作遗留的麻烦却接踵而来： 6月2日，原村党支部书记张加喜状告原村委会合同纠纷案开庭，吕邦列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庭应诉。 7月13日，枝江县城的一个人过来，称前村委会借了他8000元钱，现在到期了，得还。吕邦列称“没钱”，三言两语下来，对方火冒三丈，称“以后不要让我在外面看到你”。 8月23日，邻村的两位老人找到吕邦列家里，要吕邦列“行行好”，将村里欠他们的两千元还了。老人一坐就是两天，吕邦列最后心软，将他们领到镇政府，以自己的名字打了个白条，让老人先领走1000元。 挨打已成家常便饭 最惨的是，上任至今，吕邦列曾四次被村组干部打过。这个把基层民主当作为百姓维权武器的村委会主任，如今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维护不了了。 到宝月寺村参加社会实践的两位大学生陈日强和谭翊飞见证了吕邦列的一次被打经过：7月6日，吕邦列召集村组干部举行议事会，结果会还没开，村民理财小组组长朱小洲便要求村里还钱。被拒绝后，朱小洲一拳将吕邦列打出鼻血，吕拾起一块石头还击，但没有打中。自始至终，也没一位村干部过来拉架。而有意思的是，架打完后，吕邦列擦擦鼻子，继续开会。但话没讲几句，村支委胡桂珍即破口大骂，同时将吕邦烈准备的会议提纲撕碎。 两个月前，胡桂珍、朱小洲刚被吕邦列当众免去村小组长的职务。 事实上，去年6月26日吕邦列因为罢免原村主任开始挨打之后，被打已成家常便饭。 第二次被打之后，一位好友建议：直接找上门去，捅对方一刀，你不欠我，我不欠你。然而吕邦列坚持打官司，后经过二审判决，官司总算打“赢”，不过吕邦列诉讼费加上律师费一共花了4000多元，对方赔付了不到1600元。 吕邦列称，在搞罢免前村主任和当选村主任之前，他在宝月寺村没有“仇人”。 与此同时，吕邦列在经济上已陷于绝境。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他，如今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吕邦列82岁的老母亲，天天就担心两件事：一是吕邦列会不会再挨打；一是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 吕邦列上任时承诺，他将按村民组织法要求，拿评议工资。即到了年底，他的工作成绩经村民代表大会评议通过得到认可，方能拿到钱。他也是宝月寺村第一位作出此承诺的村主任。目前，因为村里的账上光剩下债，工作中碰到用钱时，吕邦列只能自己垫付。对于年底时工资能否拿到手，吕邦列心中没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说”。求助信发出之后，有两位曾来宝月寺村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为吕邦列发起募捐，然而截至目前收效不大。 曾参加过宝月寺村委会竞选的村民吕邦林认为，如果按照现在的境况再投票的话，吕邦列可能仍然会当选，但票会丢很多。 关于吕邦列所面临的困境，“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说明用选举手段解决村级矛盾，其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因为有了村级矛盾然后引入村民选举制度去解决，还是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后激化了新的矛盾。” 而曾与吕邦列见过面的湖北监利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则称，吕邦列今天的局面，根本上缘于村民选举制度在设计上的缺陷，它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做保障，并且与传统的农村文化相冲突。李昌平认为，像吕邦列境况并非个案，他曾认识浙江义乌一个民选的村委会主任，能力比吕邦列强得多，结果当选后也陷入于困境，以至于上百万家产都差不多赔了进去。

年纪轻轻的“上访户”

9月27日下午，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来到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个月前，他向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位副主任提交了一份《关于宝月寺村财务审计的建议》，这次过来问问结果。这样的建议吕邦列也曾向百里洲镇党委、政府提过，都是音信皆无。“他们管不管是一回事，我提不提又是一回事。”吕邦列说。 外表老实巴交的吕邦列，内心其实很不安分。兄妹8人当中，吕邦列最小。父亲在吕邦列17岁时去世，临死前，拉着他的手，嘴里喊着“邦列”。显然，老人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自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儿子。 因为家贫，吕邦列高中未毕业便离开学校，之后种过菜、搞过推销，去过北京、广州。但都没赚到什么钱。在一位本家看来，主要原因是他“小钱不愿挣，大钱挣不来”。 2000年，吕邦列决定“赌一把”。他将自己的责任田卖给四哥，凑了1.4万元，在附近的白马寺村承包了20亩地，种一种新鲜的作物———金丝绞瓜。结果，由于天气大旱，几近绝收。不过也有人说，即便是当年丰收了，吕也未必能赚到钱。因为这种瓜在本地根本没有市场。“他是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此人这样评价吕邦列。 之后，吕邦列向被镇里安排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反映了干旱情况，希望镇上能够酌情减免当地税费。电视台在报道里却说吕收成较好，镇里还欲扶持吕发展。随后，吕遭到了当地村民普遍指责，认为他说谎，为镇政府在该村继续征收高额税费提供依据。 一怒之下，吕邦列开始不断上访，反映农民负担问题。他曾在一年内两次去北京。“那段时间他白天挑砖(当建筑工)，晚上看书，等到攒够了路费，就去北京上访。”好友陈敏峰说。 在宝月寺村许多村民的眼中，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他们不明白，年纪轻轻的吕邦列，为什么不做个本分的庄稼人，而是非得满世界自己贴钱乱跑？ 2001年5月，上访毫无出路的吕邦列找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与其讨论其费时一个月写成的《百里洲发展方略》，其核心观点是，将当地分散的农用地进行重新调整，以进行规模化种植。除此之外，吕邦列还写成了一篇题为《破解“三农”难题》的文章。 然而，李昌平认为，他想法很好，但是很难操作。并劝吕邦列先留在北京打工，解决生存问题。“他当时对我很有意见，”李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就觉得，他回村里不会有好果子吃。” 不过吕邦列承认，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得到过赞同。“他总是考虑一些国家领导人才去考虑的问题。”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说。事后回顾，吕邦列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他看不到希望，因此极想找人倾诉。 吕邦列并不成功的上访历程中，也有一个反例。2000年，百里洲248户农民因避水搬迁，开始每户拿到国家补偿款1.3万元。无意中，吕邦列发现了疑点，怀疑镇政府克扣补偿款，遂找人签名，到北京找《中国改革》杂志反映问题。回来后发现，镇政府又给每户补发了2000元。 仅有的这一次成功，使人们开始对吕邦列刮目相看，他由一个“疯子”变成了一个“能人”。同样也是这次成功，也为他以后竞选人大代表和村主任打下了重要基础。 票箱里跳出的人大代表 2003年1月，吕邦列应《中国改革》杂志之邀，赴北京参加一个乡村建设培训班，在那里，他听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讲座，还认识了离百里洲一百多里远的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1998年，这位曾四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竞选市人大代表的教师最终以高票当选。 “这(认识姚立法)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吕邦列说。从此之后，吕邦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基层民主。近年来，每当在推行民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吕邦列总是本能地去找姚立法探讨。 关于以自荐方式竞选人大代表，姚立法曾提到包括经济状况、家人支持等8项前提条件，而除了“持续的政治热情”这一条，吕邦列几乎无一具备。 但吕邦列的“政治行动”还是开始了，第一个行动就是罢免本村原村委会主任。 2003年6月23日，吕邦列提出《对村主任吕万科的罢免动议》。理由是非法收取“一事一议”费；非法任命村组干部；拒绝财务、村务公开；拒绝推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谈及此举的原因，吕邦列称，他主要是想证明：如果老百姓对村干部不满意的话，是可以罢免他的。“我想让老百姓看到民主的力量。” 力量果然很快就展示出来，宝月寺村2152名选民中有709人签名支持吕邦列的罢免议案，超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五分之一票数。如前文所述，吕邦列也很快尝到后果，在提出“罢免动议”3天之后，就被3名青年男子棍棒袭击。吕邦列被打后，数十宝月寺村民就此事到枝江市政府集体上访，迫使吕万科辞职。吕邦列在补选中获胜。谈及支持吕邦列的原因，一位投了他的票的宝月寺村民说：“他(吕邦列)虽然未必能带我们致富，可是他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不贪。” 不过，尽管与原村主任吕万科成了冤家，但吕邦列并不认为对方是个“坏人”。“他也是受害者。他原来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但上台后就变了。”吕邦列说，“好多村干部都这样，关键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 2003年底，吕邦列决定参加枝江市人大代表选举。他自费印了2500份题为《请尊重您手中的选票》的宣传单，宣传单解释了代表法有关规定，“如果你们亲手选出的人大代表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他们会如何行使这一职权呢？” 寒冬中，吕邦列跑了三天，向选区内的村民挨家挨户散发，其间还被狗咬伤过一次。 最后，4500多名选民勾去了4位正式候选人的名字，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填上了“吕邦列”。这使他成为宜昌市第一位以此方式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 吕邦列竞选人大代表成功之后，他所在的百里洲镇党委书记被调离。至于调离原因，曾有这样的传闻：一位上级领导质问这位书记说，为什么这么有群众基础的人，反而进入不了候选人名单？使对方有苦难言。 竞选成功后，吕邦列在其参加的第一次市人大会议上就开始发难。在主持人宣布完主席团名单并征求意见时，吕邦列举手发言，认为按照程序，主席团人选应该征求代表意见，但没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其次，他对主席团人选的背景资料并不掌握，无法判断其是否合格。发言时，百里洲镇人大主席急得直拽吕邦列的衣角，但吕邦列置之不理。最后，吕邦列投下了这次人代会上惟一的一张弃权票。 宝月寺村所在的百里洲镇，其实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历史上曾水患不断。1702年，有个叫路飞霄的当地人决定筑堤防洪，为此3年不剃头，3年不回家，磕头请老百姓帮忙筑堤。最后大堤筑成，水患解除。 时至今日，吕邦列对这个小时候听来的故事记忆犹新。“一个人要想做出点事情，没有点恒心是不行的。” “清账”为什么这么难？ 了解吕邦列目前的处境，还要结合宝月寺村的历史。 事实上，吕邦列并不是宝月寺村“造反”的村主任，也不是第一位挨打的村主任。 吕邦列决定“造”吕万科的“反”之前，提前买好了一份人身保险。如果他因意外死了，那么他82岁的母亲和6岁的女儿将可以得到18万元。这是吕邦列每年来最大的一笔支出。 吕邦列说，之所以这么做，是缘于前任村委会主任张家贵之死。 在1999年的村委会竞选中，张家贵战胜已被撤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的另一位候选人张加喜，当选村主任。张加喜是被张家贵通过“上访”告倒的，因贪污问题被撤职和留党察看。 张家贵上任后不久，宝月寺村民的人均负担迅速降了一百多元。从那时起，宝月寺村的村民们对选举看得越来越重。“只有当民主给村民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时，他们才会相信。”吕邦列说。 然而，2001年9月，在坚持清理宝月寺历史账目期间，张家贵深夜在家突然遭打。 有人冒村民吕云甲之名打110报警，但当晚无人出警。两天之后，吕云甲家的几十棵梨树反而被砍。 三个月之后的2002年1月，张家贵因心脏病医治无效死亡。“我儿子是被气死的呀。”时隔三年，张家贵的母亲鲍春秀说。张家贵被打案至今未破。 吕邦列认为，张家贵之死给宝月寺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因为担心被打击报复，对村里的种种乱象，许多村民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再没有人敢站出来的话，老百姓将彻底绝望。” 宝月寺村的财务问题一直是吕邦列“执政”后工作的“核心”，4月20日高票当选村主任后，便意味着吕终于可以亲手处理这一问题。 但4月26日开会那天，吕邦列打开村委会财务室的门，终于看到了最担心的一幕：财务室一片狼藉，地上铺满了撕毁的账本。一个柜子的门内侧用粉笔写着：“小心内有炸弹。人贵有自知之明。” 吕邦列当初竞选时，曾作出清账、建经济合作社、成立老年协会等承诺。然而上任后发现，第一步便走不下去了。近十年来，宝月寺村历经多届村委会，而账目却从未进行过正式交接。 吕邦列称，正是因为曾承诺清账，他才在竞选中赢得那么多选票。 但是，吕邦列上任后才发现，自己远远低估了清账的难度。 5月份，吕邦列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债务问题的村民会议上，村民吕小石会上称“要将腐败分子揪出来”。结果当晚自己家的梨树被人砍了几十棵。 根据贴出的财务公开栏上的数字，宝月寺村委会目前的债务总共达152万元。在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看来，这个数字并不算大。因为整个百里洲村均负债是200万元。 然而一提起欠债的事，曾在宝月寺村担任30余年老书记的张春兰却是痛心不已，1982年，他向下届村干部交接的时候，账上还有20多元的集体财产，如今却剩下一屁股债。“都是让这些败家子给挥霍了！” 据村委副主任兼会计张代友介绍，村委会所欠的债，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借来“上缴”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宝月寺村委会为了完成镇上的征收任务，大都要通过借高利贷上缴。经手的村干部可以拿到10%的提成，而欠下的债却越积越多。 宝月寺村的清账并非没有进行过。2000年，在村主任张家贵的极力要求下，百里洲镇政府派原经管站站长胡庆国牵头清查宝月寺村1997、1998、1999三年间的账务。胡耗时一月，基本将问题搞清，其中涉及到村、镇两级干部吃喝送礼问题。“许多白条子都是瞎编的，”胡庆国说，“当时的调查结论写了厚厚一沓。一笔笔、一件件清楚得很，甚至连解决方案也写了。” 然而正在紧要关口之际，胡庆国突然被调走搞土地丈量工作。 “张家贵当年曾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求看清查报告，我说，这个现在不能给你看，但迟早会让你看。”胡庆国说。 可是，几个月后，张家贵抱病身亡。这也成为胡庆国永久的遗憾。但是，“领导没说公布，我怎么敢公布？” 2003年1月，张家贵生前所查的账务部分公开，但宝月寺村民反映，那次仅仅是贴出来几个数字，至于存在哪些问题，由谁造成的，则皆没有说法。“有一年我们村里的支出账是52万元，这笔钱都到哪去了？谁都不讲。”一位村民说。 直到现在，这份2000年的清账报告，仍然没有向宝月寺村民公开。 在百里洲已经结束的夏季农业税征收工作中，宝月寺村仅完成3万元，不到应缴税额的一半，名列全镇倒数第一。在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看来，主要原因在于“个别村干部”没有配合。而吕邦列则认为，如果把村里的问题查清处理了，宝月寺村民借钱都会把税缴上。 据悉，目前百里洲镇正配合中央文件进行村务公开工作，吕邦列认为，这是揭开“清账”问题的一个好机会。而据王青山介绍，这次公开是针对2002年税费改革之后，之前的账目并不涉及。在王青山看来，宝月寺村的当务之急是“班子团结问题”，而不是“清账”问题。 对于“清账”的前景，宝月寺村的一位退休教师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这绝不仅仅是宝月寺村的问题，“全镇有40多个村，你宝月寺一开了头，那其他的村怎么办？上面能收拾得了吗？”“张家贵拿命都没换来清账，凭你吕邦列就能？”早在当初作出竞选承诺时，就有朋友这样告诫他。然而，对于行事习惯于勇往直前的吕邦列而言，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他说，这是他继2000年种金丝绞瓜之后，人生中第二次大的“赌博”。 吕邦列的乡村民主路 2005年12月01日 17:43 文/记者 玛 雅 在太石村事态未平的背景下，重新透视吕邦列，我们看到这位34岁农民精英前景不明的求索路。 从体制外“闯入”体制内 2004年上半年，《凤凰周刊》先后发表《湖北农民吕邦列“跳出”人大代表票箱》、《湖北村官吕邦列：“我用民主取代‘主民’”》，报道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农民吕邦列，从上访专业户到市人大代表、村委会主任，从非制度化参与到制度化参与的经历。 2001年9月，为了减轻赋税，吕邦列代表家乡农民北上，加入了京城睡在地下通道、工地里的上访一族。孤立无助中，吕邦列找到一个“知音”——《中国改革农村版》。他从阅读这本杂志中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并要求承担了杂志社在枝江市的发行业务。他还结识了《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带着自己起草的《百里洲发展方略》，同李讨论解决农村中的现时问题。 2003年1月，吕邦列应邀进京，参加由亚洲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服务和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乡村建设培训班。七天里，他最大的收获是树立了法律意识。“国家法律规定了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有官员欺负我们，我们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 一个月后，吕邦列上书枝江市委、市政府，要求调查宝月寺村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走过场”，公布村里2000年财务账目。他以静坐绝食促使问题得到落实，5天下来，险些丢了命，得到的结果却是被敷衍。 心寒之余，吕邦列认识到，一个人知晓法律是不够的，而要大家团结一致，坚持依法办事。他开始向村民宣传法律知识，很快得到一些成效。 2003年6月，吕邦列提出《对村主任吕万科的罢免动议》，理由是，不依法管理村务，得到宝月寺村709位选民签名支持。但是村委会拒绝召开村民大会实施罢免，有人还在夜晚对吕邦列棍棒袭击。 11月，枝江市开始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受曾经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影响，吕邦列决定竞选人大代表。他向所在选区的选民发出2500份《请尊重您手中的选票》宣传单：“我相信各位父老乡亲对我镇、我市政府内的贪污腐败分子和作风粗暴的干部是深恶痛绝的。然而，这些干部是各位父老乡亲共同把他们推上台的。” 12月?6日，吕邦列以“另选他人”方式获得选区6000余选票中的4551票。老百姓为他放起了鞭炮。 2004年4月20日，宝月寺村选举村委会主任。在1330张选票中，吕邦列以80%的高票当选。上任后，他在村里推行村民自治，尝试以民主的模式建设新乡村。 “我用民主取代‘主民’。”吕邦列说，“这种治理模式能从根本上保护村民的利益。” 体制内差事，体制外思路 然而，梦想难以成真。当吕邦列驾着他的理想驶入现实，等待他的竟是四面楚歌。 4月21日第一次召开村委会，讨论向镇里上缴灌溉费，他就和其他委员发生争吵，形单影孤地从主持人的位置上挪到了第二排。他提出，要求镇上解释收缴灌溉费的理由以及公示费用的使用情况，以便各村监督。党支书和其他委员却认为，要和镇里搞好关系，以求得到一些政策倾斜。 “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说话得注意。”一位委员提醒吕邦列。 这话其实不无道理，但是这位一路冲撞上来的“草根精英”却不明白。 一直关注吕邦列的北京学者李凡介绍，“原来政府准备用他做个典型，从改革维权到发家致富，这样一个系列本来很完美，可是他和上面关系搞僵了。”枝江市旁边有块农地，政府和企业交易，强行占用了，只给农民一点钱。吕邦列找媒体将此事曝光，搞得政府灰头土脸。“这件事吕邦列做得也不妥，管的方法不对，作为人大代表，不能还把自己当作普通农民。”李凡说。 吕邦列成了“坏人”。 宝月寺村党支书和上面“串通好”，要把村里几百亩地卖掉，并在一天夜晚把地里的作物给铲了。吕邦列因之和村民一起到市政府上访，被媒体曝光，再一次把政府惹恼。 “我和上面的关系不太好。”吕邦列说，口气有几分无所谓，“我当村主任后要改选村民组长，上面说你要保持原状。我坚决反对，还是改了。做到最后他们不闻不问了，对我不再干预也不支持。” 吕邦列当选后第一次开人大，镇党委书记和他住一个房间，和他交心。他到哪去，他们也到哪。但“今年初开人大会时，他们态度有些转变，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可以接受的，能提些好建议。而我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写提案也尽量写些他们能做到的。以前我不知道人大代表怎么当，后来慢慢学习、调整。”吕邦列说。 辞职，唯一兑现的竞选承诺 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吕邦列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去做赢得民心的事，找到进一步构造自己民意基础的资源。然而，他在竞选村主任时的三项承诺——清查财务账目、整修村里公路和依法管理村务——在实际操作中无一不指向失败。 第一件事没落实。吕邦列坦白地说，前期的财务账目被毁得乱七八糟，清查根本无法进行。有人并对他施加威胁。“算了，别查了。再查下去把命都丢了。”好心人劝道。2001年9月，时任村委会主任张加贵因为坚持清理村里历史账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3个月后身亡。张加贵被打案至今未破。 第二件事是吕邦列自己做的。由于发动村民修路十分困难，动员村委会的人一起做也得不到支持，吕邦列单枪匹马把村里的主要道路修补了一下。 第三件事被吕邦列“简单化”为“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决定事情”。然而，第一次开会只来了不到一半的人，后来的会更是越开越不行了。 为什么当初高票当选，上任后却得不到支持呢？吕邦列的解释很直观，“老百姓自由自在惯了，各人种自己的田，对公共事业不关心。要他来开会，没有经济利益，反而涉及出钱的问题，他根本不愿意参加。来开会的还不如来吵乱子的多。吵会的人都是心里有气的，每次都来。站在你这边的人，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也就不愿意再来了。” 2005年3月，因为“在村里做不成什么事”，吕邦列告别家乡，到广东打工。一个月后，他写信给村党支部书记，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 “竞选村主任时我对村民说，做不好，我辞职。现在我辞职了，也算是兑现我没有实现竞选承诺的一种承诺吧。”吕邦列说。 从这里，依稀可见吕邦列人格的影子：“刺头”、理想化、不服输，等等。这些个性特征固然有助于他“造反”，却似乎无助于他掌权，无助于在延续与变革之间维持起码的平衡。对所谓“改革者”内心结构包括个性进行反思，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这个脆弱却紧要的阶段，并非没有意义。 “我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 同他政治上的挫折相比，吕邦列经济上的窘况更甚。 由于曾频繁上访，打官司，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背上一定的债务。而且由于得罪了些小人，田一直不敢种，养殖也不敢搞。 当选村官后，吕邦列因为忙于村务，外出做工挣钱的时间很少。当村主任8个月工资2000元，直到年底才发，且早已被他自己“预支”了。村里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生活无着。老人找到吕邦列，说1996年贷给村里2000元，至今未还。吕邦列把老人带到镇政府，以自己的名义借出1000元，后来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扣还的。“老人来我家三四趟，说得非常可怜。”吕邦列说，“他借给村里钱，却反过来求你把钱给他。我实在看不下去。去年2000块钱工资，都这样还债了。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拿到。” 2004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在网上披露了吕邦列的困境，并公布账号为他募捐。吕邦列自己也向社会发出求助信。? 对此，曾有学者表示不大看好，认为可能被一些人利用，说所有维权的农民最终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还有学者说得更直白：“应该逼一下吕邦列。什么都没有，你当农民的时候挺过来了，现在为什么挺不过来？” 面对这些理性，甚至近乎冷酷的批评，吕邦列平静地接受了。把它看作是“逼使我成材的思路”。他说，“什么事情都是正反两面的。他们那样说，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在村里做的时候，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老人找我要钱，我要给他们，不可以把自己的工资留下来。因为打官司，我自己借钱也比较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募捐来的钱主要是用来还债的。当时也觉得学者的话有点残酷，但是反过来一想，人都是逼出来的。不逼的话，你就不可能去闯，就不可能走出一条路。” 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吕邦列心存感激。大学生共为他募捐到4600元，他给每一个捐款者都回了一封感谢信。他还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本子上，说如果有一天自己“能成功的话，要和他们会面，表示感谢。” 显然，吕邦列没有认命，他仍然在希冀成功。 从“北飘”维权到飞蛾扑火 或许，吕邦列的愿望只是幻想，也只能是幻想。 一个生活无着的民选村官，怎么能有效行使手中的合法权利？更何谈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的一切努力和追求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脱贫与维权，发展与民主，孰轻孰重？中国农民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民主权利更迫切。”吕邦列毫不含糊地说，“就说番禺太石村，这么富裕，农民还这么苦。那么多土地都卖了，一个人只剩下两三分地，每年只分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的土地‘入股’股息。在我家乡，农民至少还有一亩多地。这边公共利益分配这么不公平，贫富悬殊巨大，贫困农民的生存状况比内地还惨。这么富裕的地方，民主再不推动，真的会有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发生。” 而当具体到个人经历，吕邦列敛住了激情。 “经过罢免村主任、竞选村主任这一系列活动后，我觉得在内地，由于村里的资金是空虚的，经济发展也是薄弱的，村级民主是不可靠的。投票选举村委会，如果真正按照民主程序来操作，一次就要一两万块钱，这种制度成本村里支付不起。一般来说，凡是在争取民主过程中争取到村主任职位的，现在工作都不是很好做。争取人受了非常大的痛苦，或者是经济上的损失。现在如果有个好的发展模式，我会更热衷于推进村里的发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落实《村委会组织法》，民主对老百姓的凝聚力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在“否定”村级民主的同时，吕邦列迷信乡镇民主。他的逻辑很简单：乡镇有支撑民主的制度成本的能力。他似乎没有想过，不要说是乡镇，就是县级民主，全中国的贫困县有几个拥有支撑这种制度成本的能力呢？ 尽管对民主的理解并不深刻，吕邦列的民主诉求十分执着，执着得难以被说服。但是面对碰壁的事实，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盲目。“当时，我对他们贪污，不依法办事极度愤慨。当官的都这样搞，老百姓怎么办呀？我就是要让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农村得到实施。我推动罢免，竞选村主任，都是出于一种义愤，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上来后，能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我是在一边做的过程中，一边不断地体会这里面的酸甜苦辣。一个村发展民主，制度成本这样大，以前我头脑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慢慢体会到，在内地不发达的地区，推进村民自治的艰难困苦。” 不少人认为，吕邦列落到今天这种艰难困苦的尴尬结局，是因为脑子“进水”了。 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指出，“现在的主流思想是，似乎有一套非常标准的普世性的制度，能够统一解决中国的问题。真是这样吗？结果弄得很多农民当了村官后，因为矛盾激化，在当地呆不下去，变成了‘北飘’。当了‘北飘’后，和讲这些话的人结合，变为坚定地主张全盘西化，只有像美国那样，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就算想变成美国，回到你们村，没有美国的经济基础，你能变得成吗？都被那些讲这种话语的这个家、那个家们，把他们变成了连自己本土的问题是什么都不清楚的人。” 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为什么出现吕邦列这样的人物？他的政治热情是被谁唤起的？与学者的活动有关。”理想主义的吕邦列“希望通过个人的力量和整个强有力的社会体制相抗衡，肯定会出现现在这种结果。这件事对做研究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材料，他在帮我们探社会抵触的底。但是对他本人来讲是很糟糕的，让他用柔弱的肩膀去和整个体制作战，对他不公平。” 对此，吕邦列报以真诚：“我虽然在第一线，但是能体谅，学者也是为了老百姓能找到一条路。大家都在尝试，谁能知道哪条路更好？如果没有不断的探索和实验、不断的挫折和失败，我们就找不到一条真正的道路。我首先要感谢他们有这种心意，帮助我们去找这个路。但是他们的路能不能行得通，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答案。虽然看似有点残酷，有点不公平，但是人嘛，总是在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中才能走向成功。我没有抱怨。” 说到这，他含蓄地笑了，目光淡定。 我想到了飞蛾扑火。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四年级学生谭翊飞对此文亦有贡献) 我该怎么走？ 自从2001年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了！并且也在深思，基层民主之路我又该如何走下去呢？ ……现在的我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且还承担着还债的压力。我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继续为推动基层民主向前发展而奋斗呢？我还不想当逃兵，所以唯愿社会上有识之士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出谋划策渡过难关！ 我知道，如果我成了逃兵，将不仅仅是我的悲哀！那会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当逃兵我该如何走呢？ ——摘自吕邦列8月26日向社会发出的求助信《我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