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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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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指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后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无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后结构主义者与它的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

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后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后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后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着想要成为霸权。后结构主义成长作为对结构主义的感知假设的回应，它自己的分析系统是某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事实上，即使是在对底层结构的审查中，基于审查者的条件作用，也会引入大量的偏见。哲学的根本在于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文化产品都有其真正的本质形式，因为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由其本身形成的，因此是人为的。后结构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更为明确的批判观点，旨在解构各个学科的本质主义思想，以便获得更准确的话语。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虽然大家一直在说，但估计也并不是十分清楚。下面做一下对比分析：

结构主义者以语言学为模式，试图发展“语法”即作品诸要素的系统排列及其被拼合的可能性，以此说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意义；后结构主义者则审查统一模式为文本本身的运动颠覆的过程。结构主义者相信系统的知识是可能的；后结构主义则声称，所指的唯一是这一知识的不可能性。

结构主义者乐观地构筑着纯理论的元语言，以求说明文本现象；后结构主义者则疑心重重地考究着同一格局追索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悖论，强调自己的著作并非科学，只是文本而已。

结构主义仿佛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术语，涵盖了种种吸收诸理论方法而忽略追索被研究作品“真正”含义的批评活动。

因此，结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是坚信这些看似繁复杂多的文本后面有一个潜藏的逻辑结构，一个在各种文本之内都能得到均衡阐释的东西。对结构主义最为普遍的怨言，第一似是它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来统治文学，如语言学、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第二，则是他放弃发掘作品的真正含义，主张一切阐释均等有效，威胁到文学研究生死攸关的存在理由。

也就是说，像罗兰巴特这类的人无视作品的主题内容，而热衷于文字形式、代码和习俗惯例之间的游移不定，似是而非，或分崩离析的关系。另一方面，从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中借用范畴的批评家古人幸免了形式主义之疚，却被斥为带着先入之见解作品：忽视作品的主题差异，以求从中发现其学科中某一结构或系统的显现。

这样，结构主义批评家将目光从作品的意义及内涵或价值上一开，转向意义之所产生的结构。即使语言学明白无误用来为阐释服务，鉴于它并不提供对句子的新的解释，相反试图描述决定语言学程序的形式与意义的规范系统，这门学科的基本方向，依然是执着于结构，不以意义和关联物为作品的渊源或者真理，而仅仅把它们视作语言游戏的效果。他们的文字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了一个既定意义的阐发和鉴赏，转而来深究文本与特定结构和程序之间的关系。语言和结构，而非作者的自我与意识，成了阐释的主要渊源。

事实上，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争引来了这样一个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即对于文本本身究竟有没有某种确定的东西存在？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就很成问题。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本里究竟是什么，是一个极其丰富的宝库，以至于读者永远不能全部占有它；是不是一个既定结构，留出些空白让读者填补；亦或是一系列无定的记号，借此读者来一定结构和意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去思考。当把意义看做阅读的一个问题，看做运用代码和惯例的一种结果之时，这些故事渐而把文本当做洞见之源，暗示读者必须认可文本的某种权威意味，以求从中学到点什么，哪怕他于文本和阅读中所得，反让他质疑文本中的逻辑结构。所以结构主义本身有着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如果说结构对于一切文本的阐释是均等有效的话，那么文本本身的意义便消解了。所以后结构主义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结构主义的“拨乱反正”。

解构的哲学

解构一段话语，即是通过在文本中识认出产生了据说是论点、中心概念或前提的修辞活动，来表明话语如何损害了它所维护的哲学，或为它奠定基础的诸等级对立命题。解构的历史由来已久，解构是将事物内在逻辑推至极限，最终导致了其本身的分崩离析。下面以因果关系为例进行解构。

因果关系是我们这宇宙中的一个基本法则。假如不是事先认定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我们将无法认识世界。但尼采认为这个因果结构的概念并非是某种天生使然的东西，而是种精巧的比喻或修辞活动的产物。尼采举了一个例子。设想某人感到一阵痛楚，于是他去寻找原因。也许发现了一枚针，于是设定一种联系，颠倒了知觉的或现象的秩序“痛……针”，而促生一种因果秩序“针……痛”。我们是从果发生后去才去想象因。我们可以来与休谟、康德做对比分析。假设由两个现象，现象A、现象B。比如黑球撞击白球，白球滚动。休谟认为我们充其量只是看到了两个事件的发生，却并不知道这两者究竟有无联系。这与解构先承认因果关系的存在截然不同。

再看康德，康德第三组二律悖反，正题假设宇宙中有自由，即认为有超越于因果以外的自由因，其证明是：假如宇宙中只有因果变化，有果必有因，这样就可以推至于无穷，所以必须假设有自由因作为变化的起点。其反题认为宇宙中根本无自由，一切事情都按照自然的因果律而发生，其证明是假如自然界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有自由，就有一个超越于因果性的自由因，那等于说这个自由因本身不是为其它原因所产生，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因为自然中的一切不可能是没有原因的。

假设一段因果序列A→B→C→D→………………那么是什么导致了A呢，势必会导致一个无穷序列，导致了导致了A的东西；导致了导致了导致了A的东西…………永远找不到一个超出因果链条的自由因。而如果把A定义为自由因的话，那么A本身就在这个因果链条中，同样颠覆了自身逻辑。

康德是从它的反面来推断。假设因果关系是绝对的，跟解构很类似，都使其内部逻辑崩溃。但是康德想证明的是因果、自由在理性上的永恒矛盾；解构则是承认因果关系，但是企图颠覆因对果的指导，指出果才是中心。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解构因果关系，必须沿用因的概念来攻击因果本身。

再看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射手跟农场主假说

射手"假说：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十厘米打一个洞。设想这个靶子的平面上生活着一种二维智能生物，它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宇宙每隔十厘米，必然会有一个洞。"它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看成了自己宇宙中的铁律。

"农场主假说"则有一层令人不安的恐怖色彩：一个农场里有一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十一点来给它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一年都没有例外，于是它也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上午十一点，就有食物降临。"它在感恩节早晨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但这天上午十一点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它们都捉去杀了。

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知道因为射手每隔十厘米打靶，所以每隔十厘米才有一个洞。但是对于二维生物来说他们只能观测到结果，永远推测不出原因。要么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杜撰一个，要么他们就当这个为世界的定律。事实上我们人类的世界同样如此。

再比如将石头扔向窗子。这时候我们会知道：因为石头砸向窗子，所以窗子破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经验、感觉和知觉应该是是：窗子破了，是因为石头砸向窗子。因为我们经验得多了，才会得出前一个句式。如果这个窗子是一个质量很高的窗子，如防弹玻璃，那么前一个句式毫无疑问就是错的了。

解构主义的具体运作模式

1、解构是德里达开创的。事实上，如果要给解构颁发一个诺贝尔奖，评奖家们会发现他们的名单会相当的长：德里达，本文提到的尼采、佛洛依德、康德都曾做过解构的努力，非直达柏拉图不可。因此解构的历史可谓是相当的长。

2、第二个误区即德里达是在《柏拉图的药》中玩弄文字游戏。比如药pharmakon跟法尔马凯娅pharmakeia的相近，以及药师pharmakos、蛊惑师pharmakeus之间的联系，看似有些牵强，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药本身就包含有药剂和毒药等意思，在修思向王献上文字的时候，修思肯定了文字的作用，而王则否定了文字，称之为虚假的东西。为了将文字比作某个东西，这种事物包含着能治愈人的一面，也包含毒害人的一面。所以药是最合适的比喻，药这个隐喻不是随意的。如果我们换一个比喻效果同样如此，之所以选择药，只是因为语言上的最简洁性。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偶然现象，我发掘它，是因为它有力且又经济地呈现了某种有分量的潜在结构，是一种深层逻辑的征兆。

事实上，很多大师也质疑德里达的这方面罗蒂说：“有关德里达的著作，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他爱用多种语言的双关，儿戏化的词源学溯引，典故无处不在，语音和排印上也暗设机关”他们认为，德里达文字的丑闻，是试图赋予“偶然发生的“相似性或联系以“哲学的”地位。“传播”了精子（semen），种子（seeds）和语义特征。这些都是关于语言的偶然性事实，同诗有关，却非哲学之普遍性话语的结果。

我们来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最永恒的二元对立莫过于男人和女人的对立，其中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人系由男人的肋骨所造，作为他的补充或“配偶”，女性是男性的补充，女性不是长有阴道的人，而是没有阳具的人。佛洛依德对女性带有很强的偏见，他谈到妇女“承认”了被阉割的事实，“发现”她被阉割了，以及她马上“认识”到男孩远为优越的器官等等。所以在英语词上man和woman就是一种，女性不过是男性的附庸，是以男性为原型的不完美的再造。再比如说阅读和误读的对立，在英语中是添了一个mis的前缀，显示了阅读对误读的支配地位。

所以说柏拉图的药非常重要，是运转在论点中的一种深层逻辑的征兆，即使这些特定的术语消失不见，文本中的逻辑也会以其他方式显现自身。德里达把赌注下在语词身上，胸有成竹地调遣它们，进而导向真正重要之物。

最后说一段从书上看来的一段很有文采的话作为结语吧：解构主义并无更好的真理观，它是种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与说明真理的努力中产生的困惑交相呼应。它并不提供一个新的哲学框架或解决办法，而是带着一点它希望能有策略意义的敏捷，在一个总体结构的各个无从综合的契机间来回流转。它在哲学的认真性中走进走出，在哲学阐说中走进走出。它虽然在一个松散芜杂的构架的内部和周围耕耘，而不在一块新的地基上建构营筑，却依然试求粗声颠倒和移位的效果。对于解构和解构主义现在可能无法评价，因为它离我们太近了。也许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回头看看，才能对解构主义在历史上的影响做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简介

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改造结构主义的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如法国的巴尔特、福柯、拉康、利奥塔、索勒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主要批判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传统的依附，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上，企图恢复非理性倾向，追求从逻辑出发而得出非逻辑的结果，揭示语言的规律。解构理论有时也称为后结构主义，因为它采用费迪南·索绪尔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论为主要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因果关系，旨在削弱索绪尔体系和结构主义本身的基础 。

代表人物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从各个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等。他的计划旨在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也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结构。主要著作有：《癫狂和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1984，1984）等。

一、对现代性的批评 福柯把现代性分为两个时期：古典时期（1660－1800）和现代时期（1800－1950）。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并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其实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日臻完善。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他集中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它用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来区分和规范各种经验形式。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福柯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性的理性压抑。在其思想早期，他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知识考古学”。这一考古学方法既不同于解释学方法，也与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福柯认为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是普遍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这些规则只是知识、知觉和真理的历史的先验条件。它们构成文化的基本信码，即知识型，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里各种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

考古学方法关注一个“推论的空间”，即研究在推论空间中各种要素如何历史地被整合到某一规范结构之中，而后这一结构又如何解体和被新的结构所取代。因而福柯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历史只是历史中各要素不断离散与重组的水平域展开，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在引导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