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沈庆之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南史·沈庆之传出自于《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1]
原文
沈庆之，字弘先，吴兴武康人也。兄敞之，为赵伦之征虏参军。庆之少有志力。孙恩之乱也，遣人寇武康，庆之未冠，随乡族击之，由是以勇闻。荒扰之后，乡邑流散，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年三十，往襄阳省兄，伦之见而赏之。伦之子伯符时为竟陵太守，竟陵蛮屡为寇，庆之为设规略，每击破之，伯符由此致将帅之称。伯符去郡，又别讨西陵蛮，不与庆之相随，无功而反。永初二年，庆之除殿中员外将军，又随伯符隶到彦之北伐。伯符病归，仍隶檀道济。道济还白太祖，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寻转正员将军。及湛被收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履袜缚绔入。上见而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客缓服。”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卒，群蛮大动，征西司马朱修之讨蛮失利，以庆之为建威将军，率众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狱，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庆之患头风，好著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每见庆之军，辄畏惧曰：“苍头公已复来矣!”二十七年，太祖将北讨，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
鲁爽反，乃遣庆之济江讨爽。爽闻庆之至，连营稍退，自留断后。庆之与薛安都等进与爽战，安都临阵斩爽。寻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辞。改封始兴郡公，户邑如故。庆之以年满七十，固请辞事，上嘉其意，许之。三年，司空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复以庆之为使持节，率众讨之。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斩诞。进庆之司空，又固让。
译文
沈庆之，字弘先，吴兴郡武康人。他的兄长沈敞之，是赵伦之的征虏参军。庆之自幼就有志气和勇力。孙恩叛乱，派遣人侵犯武康，庆之当时还未成年，随着家乡氏族的人一起击杀孙恩之敌，从此庆之凭着勇气远近闻名。灾荒兵乱过后，乡村里的人都流转失散，庆之亲自耕种田地，辛勤劳苦独立生活。三十岁时，庆之到襄阳去看望兄长敞之，赵伦之见到他对他十分欣赏。当时赵伦之的儿子伯符做竟陵太守，竟陵之地的蛮人多次进犯，庆之为伯符安排规划谋略，每次都打败蛮人的进攻，伯符据此获得将帅的职衔。伯符离开竟陵，又到别处讨伐西陵的蛮人，没有让庆之跟随他，结果无功而返。
永初二年，庆之被授予殿中员外将军，又跟随伯符隶属于到彦之而出师北伐。伯符染病而归，庆之仍隶属于檀道济部。檀道济回来禀告太祖，称赞庆之忠诚谨慎通晓兵法，主上便让他统领军队防守东掖门，渐渐地得到延见接待，出入皇宫。不久转调为正员将军。等到刘湛被收押的那天晚上，主上开宫门召见庆之，庆之来不及换下戎装就穿着袜子缚着裤子跑进去。皇上见到他如此装束吃惊道：“您为什么如此急速整装？”庆之说：“君王半夜召唤我这个禁卫军队长，没来得及穿宽大舒适的官服。”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去世，众蛮族大为骚乱，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伐蛮人失败，主上任命庆之担任建威将军，率众帮助修之。修之因为战事失利被关进监狱，庆之独自掌管军队进兵讨伐，大败缘沔各地众多蛮兵，捉住俘虏七千人。庆之患有头风病，平日好戴着狐皮帽，众蛮人恼恨他，称他为“苍头公”。蛮族人每次见到庆之的军队，总是畏惧道：“苍头公不多时又来了！”二十七年，太祖想要向北征讨，庆之进谏道：“我们的步兵难以与北方的骑兵相抗，这种状况时日已经很久了。如果北伐，恐怕将使王师严重受挫，难以实现君王的大志。”丹阳府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当时一起在坐，主上使湛之等大臣诘问庆之，庆之说：“治理国家好比管理家事。耕种之事应当问农奴，纺织之事应当请教女婢。现在陛下想要攻打别国，却与白面书生之辈谋划此事，事情哪里会成功呢！”主上大笑。
鲁爽造反，皇帝于是派遣庆之渡江讨伐鲁爽。鲁爽听说庆之来到了，连绵不绝的营寨慢慢退却，自己留下来断后。庆之和薛安都等进军与鲁爽交战，安都临阵斩杀了鲁爽。不久皇上封他和柳元景都为开府仪同三司，庆之没有接受。后改封始兴郡公，所辖的户口与县邑和原来一样。庆之因为年满七十岁，坚决请求辞去政事，皇上赞赏他的诚意，答应了他的请求。孝建三年，司空竟陵王赵诞依凭广陵造反，皇上又任命庆之做持节大臣，率众军讨伐他。从四月一直到七月才攻下城池，就屠城斩杀赵诞。皇上晋封庆之为司空，庆之坚决辞让。[2]
作者简介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今河南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 《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