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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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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初唐四傑

外文名稱: Chu Tang si jie CTSJ

別名: 王楊盧駱

人物: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時代: 唐朝初年

職業: 文學家、詩人

初唐四傑是中國唐代初年,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為"王楊盧駱"。

四傑齊名,原並非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而言。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四傑名次,亦記載不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唐開國後"復有王楊盧駱",並以此次序論列諸人,為現所知最早的材料。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為首。杜甫詩句"王楊盧駱當時體",一本作"楊王盧駱";《舊唐書·裴行儉傳》亦以楊王盧駱為序。

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持(楊炯《王勃集序》)。他們的詩歌扭轉了唐朝以前萎靡浮華的宮廷詩歌風氣,使詩歌題材從亭台樓閣、風花雪月的狹小領域擴展到江河山川、邊塞江漠的遼闊空間,賦予詩以新的生命力。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傑出人物。[1]

簡介

舊唐書·楊炯傳 記載:"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四傑活動於唐朝高宗、武后時期。他們在內容、風格等方面對宮體詩有較大突破,並將五言律詩發展成熟,勇於改革齊梁浮艷的詩風。

四傑的名次歷來有多種排序,宋之問在《祭杜學士審言文》中第一次提出"復有王楊盧駱",《舊唐書·楊炯傳》也採用這個排序,但是楊炯本人對這個名次不同意,表示"愧在盧前,恥居王后"。與四傑同時代的張說在《贈太尉裴公神道碑》中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此外,《舊唐書·裴行儉》也有"楊王盧駱"的排序,吏部侍郎李敬玄盛讚四人,但裴行儉見面後,便說:"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沉嘿,可至令長,余皆不得其死。"四人中王勃被有些人認為是成就最高的,例如明代陸時雍的《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貢獻意義

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作品風格

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陳,下啟沈宋,其中盧、駱長於歌行,王、楊長於五律。後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從他們才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台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着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儘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占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着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衝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台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着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序》;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

參考來源

  1. 初唐四傑詩詞名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