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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錄》是哲學著作,由王陽明的門人弟子對其語錄和信件進行整理編撰而成。王陽明是中國明代哲學家、宋明理學中心學一派的代表人[1]。此書記載了他的語錄和論學書信。「傳習」一詞源出自《論語》中的「傳不習乎」一語。

內容簡介

《傳習錄》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

《傳習錄》包含了王陽明的主要哲學思想,是研究王陽明思想及心學發展的重要資料。上卷經王陽明本人審閱,中卷里的書信出自王陽明親筆,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雖未經本人審閱,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並記載了王陽明提出的「四句教」。

「心即理」本來是陸九淵的命題,《傳習錄》對此作了發揮。王陽明批評朱熹的修養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與至善。王陽明認為「至善是心之本體」,「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他這樣說是強調社會上的倫理規範之基礎在於人心之至善。從這個原則出發,他對《大學》的解釋與朱熹迥異。朱子認為《大學》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學子通過認識外物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認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這個知是「良知」。在他看來,朱子的格物窮理說恰恰是析心與理為二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論服務的。致良知說是對陸九淵心即理思想的發展。王陽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本體論的含義。然而,如果偏重從本體論研究它,就會忽視它在王陽明修養論中的基礎意義。

知行問題是《傳習錄》中討論的重要問題,也反映了王陽明對朱熹以來宋明道學關於這個問題討論的進一步研究。

他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說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

王陽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強調道德的自覺和主宰性。他說:「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人心能夠知曉行為的善惡,也能自覺地去為善,這就是本心的「明覺」,這是對程顥思想的發展。《傳習錄》中對人心的「虛靈明覺」有很多討論。若要全面正確地把握王陽明「心外無理」及其他學說,深入地研究他的這些討論是十分必要的。正因為人心的本質是理,並且人能自覺到這種道德意識,所以人不需通過外物去認識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現。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認識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慾之蔽。人心的明覺在程顥和朱熹處都有論述。讀者在讀《傳習錄》時應明了王陽明和他們的聯繫與區別。

應該承認王陽明以上的這些思想的確為人性善作了本體論的說明,有其歷史意義。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學說對人性惡的原因研究不夠。雖然他的學說在明代下層人民中亦有影響,但仍不能說它有較大的普泛性。王陽明也注意到過「利根」和「鈍根」之人要區別對待,但他的思想只適於利根之人。後人批評他「近禪」正在於此。這也是他不如朱學的所在,王陽明的這一偏失開始受到現代學者的注意,但是在當代新儒學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對此尚注意不夠。

《傳習錄》是王陽明的問答語錄和論學書信集。是一部儒家簡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不但全面闡述了王陽明的思想,也體現了他辯證的授課方法,以及生動活潑、善於用譬、常帶機鋒的語言藝術。

《傳習錄》包括了王學所有重要觀點[2]。上卷闡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誠意的功夫等觀點,強調聖人之學為身心之學,要領在於體悟實行,切不可把它當作純知識,僅僅講論於口耳之間。中卷有書信八篇。回答了對於知行合一、格物說的問難之外,還談了王學的根本內容、意義與創立王學的良苦用心;講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時,也精彩地解釋了王學宗旨;回答了他們關於本體的質疑並且針對各人具體情況指點功夫切要。另有兩篇短文,闡發陽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內容是致良知,陽明結合自己純熟的修養功夫,提出本體功夫合一、滿街都是聖人等觀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學體系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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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