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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流才子到一代高僧的传奇人生

弘一法师李叔同:从风流才子到一代高僧的传奇人生,这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的艺术大师,悄然在杭州虎跑寺以盛年出家,他遁入空门的决定,在当年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目录

原文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一曲《送别》唱到今天,激起人们多少往日情怀!这首名歌的曲作者,是美国音乐家福斯特;而词作者,便是我国近代艺坛上的一位杰出的先驱人物: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

  他是我国首位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丰子恺、潘天寿都是他的高徒;

  他是最早将话剧引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先驱;

  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音乐期刊,代表作《送别》感动数代人;

  他英年出家潜心修佛,以“弘一法师”名冠天下。

  他是李叔同,1942年的今天辞世。

  为他的艺术成就致敬!

  弘一法师,在俗世的名字叫李叔同,青年时是一个进出名利场、潇洒无羁的风流才子,后半生成为芒鞋布衲、苦修律宗的空门高僧。他被林语堂誉为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天才之一,也因为其剧变的人生轨迹,而被世人视作是一个传奇。

  林语堂:“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张爱玲:“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地谦卑。”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

  1918年的春天,一个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38岁的他原来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辞去教职离开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

  几个人一同在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

  这是1957年3月7日,登载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文章出自叔同老友、近代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之手,写的是他亲眼所见,朋友与妻子诀别的一幕。

  五年前,李叔同创作了歌曲《送别》,歌词意境之高,让人叹服。但没想到,这些文字竟在五年后一曲成谶,成为如今已是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与妻友别离一幕最合适的注脚。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的艺术大师,悄然在杭州虎跑寺以盛年出家,他遁入空门的决定,在当年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市三岔河口附近一户富有的盐商之家。李叔同系父亲第五个姨太太王氏所生,幼名成蹊,学名文涛。

  成家后,李叔同携母亲妻儿定居上海,凭借着诗书的才华,弱冠之年的李叔同,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的名流。他风流不羁,与艺伎坤伶过从甚密,时称“天涯五友”。

  在多年以后,回顾那段风流的岁月,李叔同写下了这样两句词:“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这两句词写于1905年,李叔同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就发生在这一年。相依为命的生母在上海逝世,这给了李叔同很大的打击。

  李叔同痛下决心,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在位于东京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作为第一批艺术专业留学生,李叔同度过了6年的留学生活。

  李叔同后来创造了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最早把西洋绘画引入国内,最早用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话剧社。1907年2月为赈济国内徐淮水灾,李叔同和话剧社的同学们,打算举行一次义演,经过商议,决定上演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剧目《茶花女》。而李叔同则担当《茶花女》中的女主角,最后这场话剧在日本引起了轰动。[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一般人对人生的看法,不外乎悲观乐观两种。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