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哲学

         

中国近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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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哲学；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产生、发展、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取得胜利的哲学发展阶段

目录

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受到了冲击，出现了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诞生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封建买办经济在社会中仍占显著优势，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近代历史面临的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和严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人，为争取国家独立、民主，曾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也就是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严重的现实使一批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就一定要改变现状。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出了“变法”的强烈呼声。维新派思想家们找到了欧洲19世纪中叶出现的C.R.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他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变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为此与封建顽固守旧派作了一定的斗争。但是，这条道路走不通，维新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武器，但他们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1年举行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或新学，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引正确的道路，中国革命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他们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启示，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们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的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革命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得到了解决。

发展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思想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形态向近代哲学的新形态转化。

近代初期的哲学

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活跃于思想界。他们以所谓“三世”变易观（见三世说）为理论依据，针砭时弊，要求改革。魏源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革命思想家洪秀全、洪仁等人从西方基督教那里吸取了“上帝”观念和“平等”思想，借以宣传农民的革命要求。这虽然在宇宙观方面是宗教唯心主义的，但他们明确提出，要以革命的方式变革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地上建立农民的“天国”。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从旧的封建士大夫营垒里分化出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在哲学上仍然墨守“道”不能变的陈腐观点，但他们提倡西学，主张变革，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生作了准备。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

19世纪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最早在中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他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进一步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推向前进。

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从产生时起，便紧扣住“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政治主题。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以西方进化论思想为理论武器，论证国家的独立、自强和发展。他们对进化论进行取舍、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独特的进化观。

康有为首先在自然观方面接受了进化论。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开始向学生们讲授人类进化的知识。他的主要创造，是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借公羊三世说的“微言大义”，表述了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即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循序前进。谭嗣同也积极宣传“日新”的进化观点。他认为“地球之运，自苦向甘”，人类社会沿着“逆三世”、“顺三世”的轨道向前进化发展。他在《仁学》中抨击封建伦常名教是“据乱世之法”，指出变法维新首先必须变革三纲五常。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著名论文《原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观点。1898年他又译述了T.H.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在其中加了许多按语，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积极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也有生存竞争；中国人必须奋发图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主张中国必须改革，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按语中，他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反对了宗教神学的创世说。 但是，康有为、严复等人的社会历史进化观，都主张和平渐变，反对革命突变。

章太炎早年在《原人》、《原变》、《菌说》等文中，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自然观。他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巨大影响，认为恶劣的环境会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他十分重视“合群”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同命运抗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后来，随着他在政治上从追随改良转变为拥护革命，他的进化观也有了重大的发展。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强调必须通过流血革命促进社会进化，批判了康有为的和平渐变论。

孙中山十分推崇达尔文进化论，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他把进化观系统化，提出整个宇宙的进化分为无生命物质进化、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三个时期，并着重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他说，人类社会的进化，经过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已到了“民权时代”。他把进化同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在社会的进化中，革命的突变是不可避免的，指出改良派的和平渐变、不能躐等的论调是“反夫进化之公理”。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认识论问题也比较注重。严复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主张认识必须从客观事物出发，“即物实测”。他运用这种唯物主义经验论批评中国旧学“无实”，说它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背离了事物的规律。他批评陆王心学是“向壁虚造”、“强物就我”。章太炎承认人们通过感官从客观事物取得的感性认识，同时更注重理性认识，但有贬低习行和感性认识的倾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学说，认为理论的建设和知识的探索是最重要的，也是十分艰巨困难的事，但行是知的开端，先有行然后才能有知。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打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界，使他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认识自然和社会。许多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将生物进化论、天文学、天体力学、物理学，尤其是关于电、磁、热、光等学说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用来阐明自己的宇宙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对宇宙天体的形态和运动规律都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认识到恒星、行星和星系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理论概括，得出关于宇宙无限的概念，肯定了宇宙间无始无终的变化运动。谭嗣同关于“以太”的物质性方面的论述，严复关于宇宙“质力相推”的见解，章太炎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孙中山关于无机物与有机物相互转化的认识等，都具有唯物论倾向。

但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不能把他们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贯彻到底。严复虽然具有唯物论的自然观，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物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存在，是人们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当问题引申到认识论领域时，他就认为人们认识的只是经验中的现象，至于现象的本质则是不可知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多是夸大精神的作用，在宇宙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如康有为以精神性的 “元”、“仁”作为世界的本原；谭嗣同也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他们之所以夸张人的思想和主观能动性，是因为他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饱经挫折和失败，从而认识到：旧事物具有强大的力量，新生事物要战胜它们，就得有坚强的意志，就要努力以赴。中国近代哲学史表明，不少思想家受佛学影响较深，谭嗣同的仁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经他改造过的佛学思想。章太炎在1906年被捕入狱后，开始学佛，并想建立一种新宗教以激励人心。他最终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心力”上。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进步的人们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共和制”，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批判封建主义的盲从、独断和迷信。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看来，变革制度和思想革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新文化运动批判老教条、老八股，提倡新文学、新道德，主张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都是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的积极因素，为“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思想准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五四” 运动前后，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意识到进化论不能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开始从进化论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撰写了相当数量的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开始陆续被翻译成中文。与此同时，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流派的哲学，如A.孔德和H.斯宾塞的实证主义，A.叔本华和F.W.尼采的唯意志论，F.A.朗格和O.李普曼的新康德主义，F.H.布拉德雷和J.罗伊斯等人的新黑格尔主义，E.马赫和R.阿芬那留斯的马赫主义，W.詹姆斯和J.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新实在论、柏格森主义等等，也都被介绍进来。这个期间，杜威、B.A.W.罗素、H.A.E.杜里舒（1867～1941）等还先后来中国讲学，宣传他们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在中国展开了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大力宣传实用主义，一方面，他从实用主义出发，提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主张“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和“拿证据来”等等，反对封建主义的盲从和独断，这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又以实用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主义”只是臆想的产物，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改良，不可能根本解决，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样便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评胡适的观点，指出：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指旧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的彻底改造，这种改造不能自发地完成，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成功。文中强调发动群众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李大钊还在一系列文章中宣传历史唯物论，并试图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基础变化与上层建筑变化的相互关系。

其他哲学活动

抗日战争前后， 陈立夫宣传所谓“唯生论”，歪曲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以“诚”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原动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蒋介石则提倡所谓“力行哲学”，宣扬“行”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鼓吹唯意志论“唯生论”和“力行哲学”都是为封建法西斯统治服务的，目的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与此同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历史哲学诸问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胡绳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理性与自由》，翦伯赞著的《历史哲学教程》等。30～40年代，一些学者的哲学研究活动也比较活跃，写出了一批著作，如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等，在逻辑学、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学术贡献。一些学者，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没有附和国民党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但在当时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熊十力糅合儒佛，建立“新唯识论”体系。他认为本体即本心，大用流行，“翕”凝成物，“辟”运为心，相反相成。这在唯心主义形式下包含有某些辩证法因素。冯友兰的“新理学” 把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结合起来， 自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逻辑论证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金岳霖著《论道》和《知识论》，批评罗素的“唯主方式”（即主观唯心主义），提出“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观点，表现出唯物主义倾向他还提出了概念具有“摹状与规律”双重作用的新理论，对逻辑的一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