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园法国馆前面，排成长队等候的人们隔着波光粼粼的水池或许就能望见，21块钢质画板上有42张孩子的脸，或嬉笑，或哭泣，或恐惧，或平静地与游客对望。当移动到足以看清作品全貌时，人群中开始有人小声议论起这些孩子的来历。<br>没有醒目的作品介绍，没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严培明黑白笔触下的《上海的孩子们》，是迄今将700多万名游客引入法国馆“感性城市”的第一件艺术品。<br>1999年，严培明在巴黎先贤祠举办个展《混血儿们的祭坛颂歌》。那是他于1996年创作的21幅索维托儿童肖像、21幅留尼汪岛儿童肖像，以及1999年创作的21幅奥比维利耶儿童肖像。63幅黑白单色的儿童巨幅肖像悬吊在半空中，从室外延伸至室内，凝成先贤祠祭坛上的庄严。<br>这一次，一样的尺寸，一样的黑白色调，一样的冷静严肃的视角，这42幅来自上海民工家庭的孩子的巨幅肖像，被认为是11年后的上海续篇。这些孩子跟随着父母从农村来到大上海，携着父辈的城市梦，很可能不能正常上学，时常面对来自社会中层的歧视、社会底层的暴力……他们脸上的疑惑、惊惧，明明白白映照着他们面对的这个陌生世界，而严培明试图用画笔，照出他们“赤裸的人性”<ref>{{cite web|url=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6-19/1741586.shtml |title=严培明的“悲惨世界”(2)}}</ref>。<br>

“口吃是我创作的最根本动力”<br>2009年2月，严培明在卢浮宫举办个展《蒙娜丽莎的葬礼》。在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距30米的展厅正面，严培明以类似投影的方式，用灰色的笔调延伸了蒙娜丽莎身处的神秘背景。展厅两侧，是垂死的严培明注视着对面墙上他已逝的父亲。<br>“不装死，怎么能进卢浮宫？”严培明调侃着这幅自画像。卢浮宫以古代艺术收藏闻名于世，现代艺术作品能够抛头露面的机会实在屈指可数。这次个展，使得严培明成为第二位跻身巴黎卢浮宫举办个展的艺术家——上一位，是上世纪的毕加索。<br>严培明在上海度过了生命前20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口吃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口吃是我创作的最根本的动力”，在那个为了抵挡一切嘲笑挖苦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世界里，他在“拼命寻找另一种不用开口就可以说出自己的表达方式”。慢慢地，他似乎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发现了另一个世界。<br>

“我就是一个画家，只喜欢画画。”自从找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这种美妙语言，他再没想过自己会有第二种人生。<br>1981年，21岁的严培明没能如愿考取上海工艺美院，但他不愿意就这样丢下画笔。带着自己的秘密语言，他飘洋过海到了法兰西，投奔在那里谋生的舅舅。一落地，先去皮包工厂做工——舅舅能做到的，是让他成为制包匠；接着去餐馆里洗碗打杂；巴黎美术学院又拒了他，这种种失意、艰难和孤苦，他早已习惯。<br>失意将他领进距巴黎3小时车程的第戎美术学院，这是林风眠曾经求学的地方。严培明不止一次讲起：“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br>第戎是座颇有贵族气息的小城，活跃着一群引领当代艺术的先锋者和评论家。当巴黎美院的学生还在亦步亦趋画苹果时，第戎美院连教绘画的老师都已经去做行为和装置艺术了。<br>学装置的严培明却一门心思放在架上绘画：“绘画是很难的，因为这语言太古老了，大家都懂一点，你要是没有自己的特点和想法很难出来。装置是属于观念的东西，狡猾一点多半可以做成。”严培明当然选择难的。他早年从口吃悟出的秘密语言开始发酵，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视角、切入点和力度。<br>“我确实是以一个孤儿、流浪汉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生活上的‘漂流’带给我的是一个独立思考、发现自我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才能实现一种创作上的自由，发展我自己独一无二的语言。艺术家要靠自己的观点、手法、语言在画布上说。”<br> 

严培明的作品，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是永远单调的色彩：黑与白。正如他在每一个作品里只愿意讲一个故事一样：“这样的方式会被人们记住多一点。”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由强烈对比造成视觉冲击，是他的作品最独特的表现力。<br>严培明在法国求学时，西方后现代主义正在崛起。纽约渐成现代艺术中心，欧洲的一批新锐艺术家开始反思，对艺术的地域性、多样性进行系统梳理，并在传统上寻找忽略和遗忘的遗产，一批人开始重返架上绘画。严培明的脚步，正踩在西方后现代的频率上。<br>1985年，严培明决定舍弃彩色。他说这是上海人的小聪明：“处理颜色问题有一个困难，当你面对它时，所有大师的影子都会笼罩着你，你得很勇敢、很伟大。我是一个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画单色。”<br>他的画面变得单纯，尺寸却被极度放大。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油画部经理尤永这样形容严培明作画时的状态：“他把绘画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他作画的过程像是一场搏斗，他不是在描绘、涂抹或挥洒，他舞动着长刷子直接攻击画布、嘭嘭作响，颜料飞溅。”他将自己与画布置于一种攻守关系中，一阵进攻之后，再退后出局，远远地望着，谋划着下一步的进攻方向。<br>在他大尺寸的画布下，总是涌动着粗砺狂放的笔触和无与伦比的力量。1983年参观荷兰梵高博物馆时，他特地买了几张海报，趴在一边数起梵高作品上的笔触。他盘算着，自己得在更大的画布上涂抹多少次才能完成一幅作品，这时候他决定开始用更大的刷子，甚至几把绑在一起的刷子。他说，“大尺寸的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巨大的。”这个经验，来自中学时代临摹大字报。<br>一位阿拉伯王子曾邀请严培明为他画一幅小尺寸的李小龙像，但他以李小龙只演过大银幕电影，没演过小荧屏电视为由拒绝了。严培明喜欢画大画，因为那是“能让人走进去的东西”。<br>

在单色调的笔触下直面死亡，是严培明偏爱的主题。他在蒙娜丽莎葬礼的背景里加了无数骷髅，也把骷髅画在美元上。“面对死亡，你不能逃避。没有人能逃避死亡。”在自画像里，他常常躺在棺材里，或是吊在绳索上，或者直接就是一具骷髅。<br>严培明是在父亲去世后开始真正意识到死亡这个命题的。“当一个人开始懂事的时候，身边就陆续有人死去了，你会接触到殡仪馆、火葬场。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会突然醒过来，意识到，快轮到你了。”这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关于死亡的创作。<br>

但死在严培明的笔下永远敌不过生的诱惑。“我倒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br>2008年，在美国的Life Souvenir个展上，他把为美军阵亡将士所作的肖像挂成一排，在对面挂上一组鲜红的新生儿的画像。走入展厅的观者，被置于生死的界限上，多少感到难以呼吸，最后总是更多地被红色那一面的生命所牵动。<br>在另一次展览的一幅自画像中，严培明脖子上套着绳索，但椅子尚未踢掉，眼睛仍在挣扎着转动。“有的时候很不想活了，但是生的欲望总是大过于死。”<br>生高于死，这想法在他年少时就懵懂出现。严培明那时的梦想，除了去电影院画海报，就是给逝者画遗像，想着“只要有人死去，我就有工作”。他将生死糅在一起，变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br>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1日，严培明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了个展《童年的风景》。空旷的展厅里，34幅印刷在半透明旗帜上的巨幅儿童肖像倒悬在半空中，在鼓风机的巨大引擎声中哗哗作响。<br>旗帜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被遗弃在医院里的孤儿，身上满是纱布、管子，惊恐地瞪着你，跌跌撞撞，充满挣扎。在鼓风机的吹动下，他们的脸在一个个瞬间扭曲成不同的表情，呐喊，哭泣，麻木，追问，千疮百孔，无依无靠，在列列作响的旗帜间向世界传达生的苦楚和悸动。<br>每天闭馆后，鼓风机停止了工作，一面面旗帜垂落在灰暗的背景中，孩子们干瘪了，安睡了，一切的悲伤、恐惧和愤怒都静静消散，四周寂静，如同一座坟墓——严培明为这个作品起名“下半旗”。<br>

像许多艺术家那样，严培明说，拍卖行里数字的涨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能养活自己，我就很满足了。拍卖行跟我无关，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所以，因为2009年拍卖总成交额不足700万元而跌出了“2010胡润艺术榜”前50名这样一条消息，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br>

从1987年完成第一幅毛泽东的巨幅头像，到1991年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第一次个展，旅法求艺10年的严培明，借着毛泽东在西方的影响，叩开了西方艺术界的大门。他说：“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刚开始。”<br>严培明从不掩饰自己对毛泽东的热爱，由于80年代初就已离开中国，他从未接触过文革反思的时代，“我对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个时刻。我刻画的毛总是正面的，展现其巨大力量的。”<br>类似的力量也存在于悬挂在第戎火车站的《李小龙》上。初到法国时，严培明经常和华人工友去电影院看李小龙的电影，这位穷人的英雄给了漂泊异乡、半工半读的严培明生活的信念。2004年，他分别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曼海姆举办了以李小龙为主角的《猛龙过江》个展。<br>

2008年，美国大选尚未揭晓时，他就已经完成了奥巴马的巨幅肖像，“我知道他会赢”。在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当天，白宫举办了一个关于新总统的艺术展，显要位置摆着严培明的作品。在2009年旧金山的个展《Yes！》上，这幅奥巴马的肖像又成为了伊战阵亡士兵和新生儿群像的旁观者，“他需要士兵，需要美元，更需要新生儿。”<br>严培明始终保持着规律的、相对隔绝的生活，每天泡在第戎工作室十几小时，很少应酬。陪法国总统访问中国，他说“跟班凑合凑合”；摩洛哥王子想订他的画，他说“必须在我的工作室画而不是在王宫”，所以就有王子下驾光临他那工厂车间一样的画室的故事。 [1]  

一月初，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当天，白宫举办了一个关于奥巴马的艺术展，展会的显要位置摆放着中国艺术家严培明为奥巴马画的巨幅油画，这是几个月前美国一家基金会预订的。<br>2009年2月11日，巴黎罗浮宫敞开大门，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二次现代艺术大师个展：严培明——“蒙娜丽莎的葬礼”。众所周知，法兰西的艺术宝库——罗浮宫博物馆展示着法兰西为之骄傲的先辈大师们的古代艺术收藏，现代艺术作品得以抛头露面的机会实在屈指可数。这次个展，将使严培明成为自上世纪后第二位跻身巴黎罗浮宫个展的大师。而那个前无古人的第一位，是毕加索。<br> 

第一张素描是对着一张印刷模糊的工农兵形象临摹，第一张色彩画画的是四川路桥的风景（不太通），画得灰灰白白不知所云……渐渐地知道了这是自己所钟爱的艺术，渐渐地与一帮和自己经历相仿的小兄弟们掌握了绘画技术，并有了专业功底，有了很崇拜的偶像，譬如陈逸飞、夏葆元等等。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拒绝是严培明至今常挂嘴边的诙谐话题。其实，几年以后，那帮一起画画的小兄弟，为了争脱这座学校留给他们的束缚，付出了与求学相同的气力，当然这是另外的故事了。<br>20岁拥有锰钢十四型自行车的严培明，有一位在法国生活的舅舅。在巴黎，舅舅所能做的只是可以让他成为制包能手，其他只能靠自己开拓。巴黎美术学院用另一种方式拒绝了这个来自东方的艺术圣徒（虽然十年以后他被任命为巴黎美术学院艺术委员会主席）。失意把严培明带到了距巴黎3小时车程的第戎，第戎接纳了他，让他成为第戎美术学院的学生：“在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严培明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说过。另一位大师林风眠也是在这所学校求学成长的。<br>

严培明到法国求学时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崛起的时期。二战后世界文化重心渐移美国，纽约成为现代艺术重镇。欧州战后重建之后，新锐艺术家开始重新思索艺术属性，对前一时期艺术的表现物化进行了反思，对艺术的地域性和多样性进行了系统考量，开始寻找在传统中忘却了的东西：留恋——模仿——再造，重新回归架上绘画，在绘画中寻求自己的语言方式。正是这一时期，严培明踏在了后现代主义命脉上，严氏语言开始在世界艺术舞台大声说话。<br>1985年，严培明舍弃了彩色，专注于黑白，对此他的解释是“每当你调颜色的时候，总有前辈在你眼前出现,于是用这样的方式‘逃避’跟大艺术家的碰面。上海人有小聪明，你跟他们碰面的话，很傻，避开他们寻找自己的天地。”于是色彩不见了，严氏绘画语言否定色彩，回避色彩，使画面变得单纯了，尺寸被无限放大，视觉冲击力加强了，两种东西，两个极端，单纯而巨大。创造过程类似行为艺术，舞动着长刷子，肆意挥洒，颜料飞溅，整个过程像是一场搏斗。<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