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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图片来自痞客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楚简或上博简，是指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起，陆续自香港古玩市场购入的一批竹简共约1200余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内容。长度23.8至57.2厘米，简宽约0.6厘米，厚度为0.1至0.14厘米，字数有35000字。

1999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以头条《战国竹简露真容》报导此一批竹简，而后上海博物馆于2000年起陆续公开内容并发表成书，由于数量庞大，当中又有许多新发现的文献，因此对于相关学界可说是一大发现。另外上博简并非直接经由考古出土，因此原始出土地点不详，经推测出土的墓时间约在战国中期偏晚、后期偏早，也就是公元前300年附近。

楚竹书简介

来历

1994年春战国楚竹书出现于香港文物市场。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图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斥资购回。为第一批竹简，残简、完简1200余枚。

1994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次楚竹书有关联，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资收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第二批竹简。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共计497枚。

古籍

经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当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

由于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虽传闻来自湖北，但无确证。

研究

1995年，上博邀请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类、释文。 1997年，上博完成了全部竹简的脱水和去除污色工整。同年夏，上博召开所藏竹简文字内容整理和注释分工的会议，邀请简牍文字专家参加。参与楚竹书整理注释的专家人员分别来自上海、杭州、北京、香港等地，分别为马承源、濮茅左、陈佩芬、张光裕、李零、李朝远和曹锦炎。

整理注释过程中，由于竹简文字小，且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字迹识读较困难。为此，上博购置一台高精度的电子数码显微仪，逐字放大百倍进行观察。

内容

依照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9册，顺序如下：

• 第一册，2001年11月出版，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3篇。
• 第二册，2002年12月出版，包括《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容成氏》6篇。
• 第三册，2003年12月出版，包括《周易》、《恒先》、《仲弓》、《彭祖》4篇。
• 第四册，2004年12月出版，包括《采风曲目》、《逸诗》、《柬大王泊旱》、《昭王毁室》、《内豊》、《相邦之道》、《曹沫之陈》7篇。
• 第五册，2005年12月出版，包括《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8篇。
• 第六册，2007年7月出版，包括《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天子建州》（乙本）9篇。
• 第七册，2008年12月出版，包括《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吴命》5篇。
• 第八册，2009年12月出版，包括《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鹠鹂》10篇。
• 第九册，2012年12月出版，包括《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卜书》7篇。

楚竹书的价值

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

战国楚竹书的文化震撼，首先来自于它的文化经典价值。经典当指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在于它是先秦文献的主要文化依托、千古历史之谜的重要文化载体。新的文献发现，松动了约定俗成的文化板块。文献编次和本意的坦露，引来了对传本文献的变革性的认识。早本文献的提供，在比较学的意义上使后人杜撰之处显而易见。不少文献的面世，在填补文献空白、完善精辟论述和便于今本篇目对照的结合上显示了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

文学史的文化价值

以《孔子诗论》、《缁衣》和《性情论》为例，足见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孔子诗论》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可与《子羔》和《鲁邦大旱》同卷。《孔子诗论》有总论和分论。在形式上总论和分论的记载方式不同，总论起首有5枚简，简上下留白，内容为表述赋诗、奏乐、著文必须具有的志、情和言，并论《讼》、《大夏》及《邦风》，有关论述《小夏》的简虽失散，但从文意及他篇竹简可判断出《小夏》的存在；分论以若干诗篇为单位，对每一篇诗作了简短、深入、反复的递进论述，一论、再论、乃至三论来解释诗义，以加深对诗的深入理解。诗篇的组合次序今本未见，为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研究诗的内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孔子提出的“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三条准则性的论点为首见。“诗毋离志”这个提法，比《诗谱序》中“诗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学语言的意趣。赋诗的人必须有自己意向，印证了《左传》和其他古籍中记载的，在一定的政治场合和礼仪中，古人赋诗以表明吟咏者的态度，以及乐和情、文与言的关系。《孔子诗论》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影响。

儒学文献的文化价值

《缁衣》有别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和传世本《礼记·缁衣》。《缁衣》讲述的内容是忠君爱民、恭敬廉节、谨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后的“刑不试而民咸服”的理想教化，是有关儒家的著述，基本内容也见于传世本《礼记·缁衣》，或以为出自公孙龙子，或以为出自子思子。《缁衣》篇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内容基本相同，而与今本有异，如章节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内容、文字为汉人所杜撰，作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面目已变。《缁衣》的问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缁衣》原貌，实为可靠的历史文献。《缁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诗》涉及《大雅》、《小雅》、《曹风》、《周南》，所引之《书》涉及《尹诰》、《君牙》、《吕刑》、《君陈》、《君奭》、《叶公之顾命》等，这些珍贵的资料对研究《礼记》、《尚书》、《诗》等的成书年代、文字运用，及其真实的思想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使研究者对今本文献及儒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文法文体的文化价值 《性情论》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该文从宏观的角度起论，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关系，主论“性”、“情”，兼及“道”的概念与特性，提出了彼此间的派生关系说。全文观点鲜明，结构严整。文中所说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共性，朴素地指出“性可习”，注意到性与习的关系，阐明了人性的可变性，认为人性的变化在于“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导致人性的变化不同。《性情论》辩证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于因恒则固、“待习而后奠”。本文阐述了七种使人性变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养、礼教、乐教等方面提出了有关理论及概念。“情”来源于“性”，《性情论》提出了人情七爱、五知、三恶等准则。《性情论》明确“道”为人道，人道是以礼为主体，提出人的道德行为是可以用“四术”即《诗》、《书》、《礼》、《乐》引导。《性情论》中的墨钉、墨节、墨钩等墨标使研究者看到了战国时代用字、词、句、章的结构原形，为研究者研究当时的文法、文体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