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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复社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方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 复社在敌伪统治的初期，活跃于上海的一个比较自由
原文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方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
复社在敌伪统治的初期，活跃于上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小圈子里，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出版《鲁迅全集》。
复社是一个纯粹的为读者们而设立的一个出版机关，并没有很多的资本。社员凡二十人，各阶层的人都有。那时，社费每人是五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出版了一部《鲁迅全集》。
当初，几个朋友所以要办复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么书。像《鲁迅全集》，也许有几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条件上也不容易谈得好。
“还是我们自己来出版吧。”留在上海的几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人这样地想着。
先来组织一个出版机关，这机关便是复社。
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轻松。以景宋夫人为中心，搜辑了许多已刊、未刊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加以整理，抄写，编排次序，然后付印。许多朋友，自动的来参加校对的工作。煌煌廿巨册的大著，校对的事，实在很不容易。王任叔先生在这一方面和编辑方面，所负的责任最多。但假如没有许多热情的帮助，他也是“单丝不成线”的。
印刷的经费呢?资本只有一千元，还不够排印一本。复社开了社员大会，议决，先售预约。直接与读者们接触，不经过“书店”的手。记得那时的定价是：每部八元五角。我们发动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征求预约者。同时，为了补救印刷费的不足，另印一部分“纪念本”，定价每部五十元及一百元，纪念本的预定者也很不少。
居然，这皇皇廿巨册的《鲁迅全集》，像奇迹似的，在上海，在敌伪环伺侦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纪念本印得十分的考究。普通本也还不坏。主持印刷发行的是张宗麟先生，他也是专心一意地在埋头苦干着。
最可感动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热情的帮助与自动的代为宣传，代为预约，代为校对。众力易于成事，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工作，虽发动于复社，虽为复社所主持，而其成功，复社实不敢独居。这是联合了各阶层的“开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而复社的本身，虽然只有二十个社员，而且决不公布其组织与社员们的名单，而在当时，这二十位社员的本身，便也代表了“自由上海”的各阶层“开明”的与“正直”的力量。
复社还做了些其他的出版事业。她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基础并不稳固，营业也不能开展。所可喜悦的，便是这一股力量，这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谁都呈献点儿什么，谁都愿意为“社”而工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复社里可以说表现得最充分。
这二十个社员，虽然不常常聚会，但团结得像铁一样的坚固。没有一个人对外说起过这社是怎样组织的。关于这社的内容，这是第一次的“披露”。
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儿缝儿也被他们找不到。经营了近四年，却没有出过一回乱子。可见爱护她的人之多，也可见她的组织的严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社的社员们留在上海的已经很少了。这少数的人开了一次会，决定，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复社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便立即做着种种解散的工作。存书与纸版都有很妥善的处置办法。复社起来的时候，像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虽曾用了全力来追寻复社的踪迹，但像奇迹似的起来，也像奇迹似的消失了去，他们简直无从捕风捉影起。
景宋夫人的被捕，受尽了苦，但不曾吐露过关于复社的片语只言。她保全了许多的朋友们。
后来，听到不少关于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怎样怎样地寻踪觅迹地在追找复社和复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复社的关系被捕过。但都没有吐露过关于复社的一丝一毫的事。冯宾苻先生也是社员之一，他被捕过，且被传讯了不止五六次，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他与复社有关。
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其实，复社并不神秘。复社是公开的一个出版机关。复社与各方面接触的时候很多。知道复社的组织内幕的人很不少。但在各方面的维护之下，复社却很安全。
凡是敌人们所要破坏的、追寻的，必定要为绝大多数同情者们所维护、所保全的。复社便是一个例子。敌人们的力量永远是接触不到这无形的同情的绝大堡垒的。
复社的社员们，除了胡咏骐先生已经亡故了之外，都还健在;虽然散在天南地北，但都还不懈地为人民、为民主而工作。这个不牟利的人民的出版机关，复社，生长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同情的维持之中的，将来必会继续存在而且发展的。她虽停顿了一时，但并没有死亡。她将更努力地为最大多数的人民服务。她的任务并没有终了。
人民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出版组织。
读者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为读者们服务的组织。[1]
郑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
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