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北大》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我观北大》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杂文。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点明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据一位教授②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在写关于北大的评价前，先叙述自己和北大的关系。）
原文及解析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此段叙述作者被谣言别有用心的指为“北大派”，作者表示接受，即原文所谓“也就以此自居了”。为后文对北大进行评价做铺垫。）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此段是对前文作者接受“北大派”这一做法的补充说明。）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此段接前文作者欣然接受“北大派”的意思，并以此为契机对北大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即后文列举的两点“理由”）。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理由一，后文为对此的详细阐释）。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理由二，后文为对此的详细阐释）。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③的招牌来“作之师”④，并且分送金款⑤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⑥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⑦，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此段是作者对北大的总体评价，也是作者对北大的希望。）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⑧，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最后总结全文。）
十二月十三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②指高仁山。
③“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
④“作之师”：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⑤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⑥彭允彝：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⑦暗地里做总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⑧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