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内容简介
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一两百年面临最严峻的现实莫过于“鬼子来了”。这里的“鬼子”，不仅是指当年侵占中国半壁江山的“日本鬼子”，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自始至终都是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古老在这个异质文明的冲击下，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和生活交往方式上都益现悬隔、碰撞，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也近乎天壤之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日日夜夜在新、旧、中、西中打滚”，在迷思和困惑中前行。
为何许多人不爱国？在不同的语境中，“民族主义”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又有何差别？中国近代的发展究竟应该以谁为师，而老师为何总是欺负学生？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枢纽？“中学”和“西学”到底谁“化”谁？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幸福终点站？
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从跻身现代国家之林的角度看，“鬼子来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简介
杨奎松，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忍不住的“关怀”》、《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专著十余种，并在China Quarterly、Diplomatic History、Cold War History，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日本等地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
书评
«鬼子来了»得名于姜文同名电影，从电影中表现出来的民众对于日寇入侵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乃至顺从展开讨论，揭示中国近代如何从一个古代国家演进到现代国家，从民族国家演进到国民国家的曲折之路。
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者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确立自己的民族地位、国家属性及其国际社会政治的平等参与意识。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惟受此影响，中国社会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及生活、交往方式上益现悬隔、碰撞，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以致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几乎不可避免。由纵的时间轴，我们理当可以看出，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在民族国家意识及其制度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渐进性；愈到近代，由于生产力大发展，人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愈显密切，民族国家对个人的影响作用也愈强。由横的社会轴，我们亦不难发现，社会不同阶层与民族国家利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愈靠上层愈易感觉到此种关系之重要，愈靠下层却愈不易感受到此间关系，因而愈易麻木并隔膜。影响这两种关系由弱而强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是生产力，特别是科技发展和交通发达的程度。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基本原因即在于从海上到陆路的交通能力的改善，彻底改变了农耕条件下人群与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使得世界迅速变小，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城市化和人民归属国家化。简而言之，生产力亦即科技发展普及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关系必强，反之必弱。那些身处近代交通讯息传播网络范围内的知识人，感受各方面冲击最切，其对民族国家问题往往也最敏感。
世人对于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尺度或价值标准的。因为，和古代国家不同，今人观念中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国民认同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梁启超指出，20世纪所谓的“民族”，与传统中华之民族也不可同日而语。当今所谓“民族主义”，实为“国民主义”。“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凡压迫钳制民权者无异于“自弃其国”。故现代之国，民权兴，则国权立；人民自由，国家才能真自由。
中国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教育水平的低下，导致绝大多数民众与国家并无直接联系，也没有足够的归属感，虽然近代以来，一些先行者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已有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国家的想法并予以尝试，但不同思想、不同路线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碰撞，使得中国始终在不同道路上摸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使得中国团结起来，有了立国的资格。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抗战建国”的概念，可以说是在中国有组织地应对现代侵略战争过程中，一步步开始迈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