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年表，列于《史记》卷十八。此表记录了汉初功臣的业绩及其家族的兴盛衰亡，是研究西汉开国史和汉初政治史不可多得的史料。汉高祖刘邦封功臣为侯，但列侯都很快衰微。司马迁编制此表并在序言中探究列侯衰微的原因，指出列侯子嗣因富贵而骄溢，往往犯法亡国。序言文字反复慨叹，层层回互，步步照顾，节节顿挫，显示出很强的艺术性。
目录
原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後，见於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於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後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馀皆坐法陨命亡国，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於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於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表略）
圣贤影响，风云潜契。高祖应箓，功臣命世。起沛入秦，凭谋仗计。纪勋书爵，河盟山誓。萧曹轻重，绛灌权势。咸就封国，或萌罪戾。仁贤者祀，昏虐者替。永监前修，良惭固蒂。
译文
正义高祖刚刚平定天下，表明有功劳的臣子会封侯，像萧何，曹参等等。太史公说，古时人臣的功绩有五等：依靠仁德安定国家的称“勋”；依靠出谋划策的称“劳”；借助武力的称“功”；明确功劳等级的称“伐”；凭借资历长短的称“阅”。我朝的封爵誓词上讲：“即使黄河细得像衣带，泰山平的象磨刀石了，你们的封国也会永远安宁，还要把对你们的恩泽延及给后代。”朝廷最初不是不想稳固这些功臣们的根本，但那些枝枝叶叶却渐渐的衰微了。
我读了有关高祖给功臣们的封侯的史料，考察了功臣侯们初次受封及他们后嗣失掉侯位的因由，认为，这真是和我所听到的传闻不一样！《尚书》说：“各个邦国都应协调和睦”，直到夏、商时代，有的邦国竟经历了几千年。周朝分封了八百个诸侯，经幽王、厉王之后，在《春秋》的记载上还能见的到。《尚书》上记载了唐尧、虞舜时的侯伯，经历夏、商、周三代的千余年，仍然保全着自己的地位而屏卫着天子。这难道还不是因为他们深信仁义，遵奉君主的法令吗？汉朝兴起了，受到分封的功臣一百多人。当时天下刚刚安定，以前那些大城名都的人口离散逃亡，可以统计的户口不过原来的十之二三，因此，大侯的封户不过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以后几代，民众们都回归故乡了，户口才日益繁衍起来。萧何，曹参，周勃，灌婴这些人的后裔有的封户达到了四万，小侯的封户也增加了一倍，财产也象这样不断积累，他们确实富裕厚足了。于是，这些人的子孙骄傲自满了，忘记了自己祖先创业的艰难，干起了荒淫邪恶的勾当。从开始受封到太初时只有百余年的时间，而原来的侯爵保持至今的只剩下五家，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丧命亡国，一下子就全完了。这由国家法网渐渐严密的缘故，然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当世的禁令啊！
生活在今世，记住古代的道理是要把它当作镜子来对照自己，可不一定今天就与古代完全一样。帝王们完全可以制定不同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主要还是以成就功业为原则，岂能完全一样？观察功臣侯门为什么受到尊荣恩宠和为什么受到废黜羞辱，也是当今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何必非得古代的传闻！在此，我考察了功臣侯们的始末，把关于他们的文献改列成下表，其中有有些没能完全弄清本末之处。不过，以后如果有人想继续推究和说明其中的道理，这个表还是可以参阅的。 [1]
作品出处
本文出自《史记》。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2]
作者简介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长，夏阳（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司马迁继承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得以饱览朝廷藏书，又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增长了见识；他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亲写一部“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的通史的遗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受此大辱，司马迁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著《史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