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諧隱
原文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蟹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曼媟弄，故其自稱「為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笑衽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
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里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賦末。
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謎語。謎也者，回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觀夫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譯文
相傳為芮良夫的《桑柔》詩里說：「昏君自有歹心腸，逼得百姓要發狂。」國君的心比高山還險惡，人民群眾的嘴卻像江河那麼難於堵塞；群眾怨恨的心情各不相同，他們嘲笑諷刺的話也是各種各樣的。從前宋國華元為鄭國所敗，築城的人就作「睅其目」的歌來嘲笑他；魯國臧紇為邾國所敗，魯國人就作「侏儒侏儒」的歌來諷刺他。這些都是從兩人的外貌來嘲諷，是由於內心有了怨恨而通過戲謔的方式表達出來。此外，如成地的人用「蠶則績而蟹有匡」的謠諺，來批評不給哥哥穿孝的弟弟；孔子的朋友原壤在母喪中唱出「狸首之斑然」這種不嚴肅的歌謠。這些例子都是因為有教育別人的作用，所以就記載在《禮記》裡面。由此可見，「諧」和「隱」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諧」的意義和「皆」相近，是一種語言淺顯，適合於一般人，大家聽了會發笑的作品。戰國時齊威王過度地飲酒作樂，淳于髡就用喝酒的壞處來說服他；楚襄王常常召集宴會，宋玉就寫《登徒子好色賦》來諷刺他。這些都是存心婉諷對方，頗有可取之處。還有秦代優旃諫阻二世在城牆上塗漆，楚國優孟諫阻莊王厚葬他的愛馬：這些都是用曲曲折折加以修飾的話，來阻止昏君暴主的倒行逆施。所以司馬遷寫《史記》，就編入《滑稽列傳》；因為他們的話雖然不太正常，但用意還是很好的。不過這類事情本身不是正面直說，所以其末流很容易出毛病。如漢代東方朔、枚皋等人，不過在朝廷里混飯吃，並不能糾正統治者的錯誤，僅僅是說些俏皮話，給人開開心而已。所以他們自己也說，「寫賦只能嘲弄，結果被當做倡優看待。」可見他們也有點後悔了。後來曹丕搜集諧談，編成《笑書》。吳國薛綜善於在筵席上說笑話，雖能娛樂在座的人，不過對當時政事並無好處。可是後來的文人，卻常常繞道到這種寫作中來。如潘岳的《醜婦》、束皙的《賣餅》等等，明知故犯地來學寫這種作品的，不下百餘人。到魏晉時期，講滑稽話的風氣很盛行；於是有人嘲笑應瑒的鼻子好像被削的蛋，有人嘲笑張華的外貌好像舂槌等，都是些無聊的話，有損於諧辭的意義。這不等於落水的人還在笑，犯罪的人還唱歌嗎？
「讔」的意義就是隱藏，用隱約的言辭來暗藏某種意義，用曲折的譬喻來暗指某件事物。從前蕭國還無社向楚國大夫求救，用「廢井」和「麥鞠」做隱喻；吳國申叔儀向魯軍借糧，用「佩玉」為歌辭，以「庚癸」為呼號；楚國伍舉用三年不飛不鳴的「大鳥」做比喻，來諷刺楚莊王；齊國有人講海同魚的關係，來諷諫薛公；楚國的莊姬用無尾的龍，來啟發襄王注意後嗣；魯國臧文仲假託「羊裘」等話，來暗示準備應付齊國的進攻。這些讔語的作用，都記載在史書裡面；大的可以振興政治，並且有助於自身的顯達；其次也可糾正某些錯誤，讓迷惑的人明白過來。它們的用意雖然產生於權變狡詭，但常常是出於某種機要迫切的事情。讔語和諧辭，是可以相輔相成，互為表里的。漢代的《隱書》有十八篇，劉歆和班國編目錄的時候，把它們附在賦的後面。從前楚莊王和齊威王都喜愛讔語。東方朔在這方面更是擅場；不過他常常用怪話來開玩笑，對於匡正過失毫無補益。從魏代以後，倡優不為人所喜愛，所以士大夫們就把讔語變為謎語。所謂「謎」，就是用改頭換面的辭句來迷糊對方。有的是離文拆字，有的是刻劃事物的形狀；常常是用小聰明來賣弄才思，憑膚淺的見解來誇耀文辭。其實在內容方面應婉轉而正確，在文辭方面應該含蓄而恰切。從前荀卿的《賦篇》已開了端，到曹丕、曹植弟兄倆，便寫得更為精練而周密；曹髦廣泛地描繪事物，雖然有點小巧，可是並沒有大的用處。試看古代的讔語，其中的道理都與重要事務有關，哪能像兒童的遊戲，只是拍腿稱快呢？文章中的諧辭讔語，就像各種學派中的小說一派。這種作品由低級官吏收集起來，可以使人擴大眼界，多知道些事理；如果不斷學習這些，就可成為淳于髡等人的高徒、優旃等人的知友了。
總之，古代的諧辭讔語，可以挽救危機，解除困難。即使有了絲和麻，也不應拋棄野草。諧讔合於大義而又用在恰當的時機，那是很有諷諫作用的。如果僅僅是遊戲滑稽，那就是很不好的諧讔了。[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