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明詩
原文
大舜雲∶「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弦。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雋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為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雲。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譯文
虞舜曾說過：「詩是思想情感的表達，歌則是引申發揮這種思想情感。」有了聖人在經典上所分析的，詩歌的含義已經明確了。所以，「在作者內心時是情志，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詩歌創作要通過文辭來表達情志，道理就在這裡。「詩」的含義是扶持，詩就是用來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說過：《詩經》三百篇的內容，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沒有不正當的思想」。現在用扶持情性來解釋詩歌，和孔子說的道理是符合的。
人具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產生一定的感應。心有所感，而發為吟詠，這是很自然的。從前葛天氏的時候，將《玄鳥歌》譜入歌曲；黃帝時的《雲門舞》，按理是不會只配上管弦而無歌詞的。到唐堯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風詩》。這兩首歌辭，僅僅能做到達意的程度。後來夏禹治水成功，各項工作都上了軌道，受到了歌頌。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來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見，用詩歌來歌頌功德和諷刺過失，是很早以來就有的做法了。從商朝到周朝，風、雅、頌各體都已齊全完備；《詩經》的「四始」既極光輝燦爛，而「六義」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學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為絢兮」等詩句的深意，子貢領會到《詩經》中「如琢如磨」等詩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認為他們有了談論《詩經》的資格。後來周王朝的德澤衰竭，采詩官停止采詩；但春秋時許多士大夫，卻常常在外交場所中，朗誦某些詩章來表達自己的觀感願望。這種相互應酬的禮節，可以對賓客表示敬意，也可以顯出自己能說會道的才華。到了楚國，就有諷刺楚王的《離騷》產生。秦始皇大量焚書，但也叫他的博士們作了《仙真人詩》。
漢朝初年的四言詩，首先有韋孟的作品；它的規諷意義，是繼承了周代的作家。漢武帝愛好文學，便出現《柏梁詩》。當時有嚴忌、司馬相如等人，他們寫詩沒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時對當時所有的詩歌進行了一番評論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時朝野的作品，該算是相當齊全豐富的了。但在這些作家所遺留下來的作品中，卻沒有見到五言詩；因此，李陵的《與蘇武詩》和班婕妤的《怨詩》，就不免為後人所懷疑。不過在《詩經》中，《召南·行露》就開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離婁》所載的《滄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較遠的如春秋時晉國優施所唱的《暇豫歌》，較近的如漢成帝時的《邪徑謠》，都是五言的。根據上述歷史發展的情況，足證五言詩很早就有了。還有《古詩十九首》，寫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確定，有人說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說是傅毅所作。就這些詩的辭采的特色來推測，可能是兩漢的作品吧？從行文風格上看，樸質而不粗野，能婉轉如意地真實描寫客觀景物，也能哀感動人地深切表達作者的內心，實在可算是兩漢五言詩的代表作品。至於張衡的《怨詩》，也還清新典雅，耐人尋味。《仙詩緩歌》，則頗有新的特點。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詩的創作空前活躍。曹丕、曹植在文壇上大顯身手；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也爭先恐後地驅馳於文壇。他們都愛好風月美景，邀游於清池幽苑，在詩歌中敘述恩寵榮耀的遭遇，描繪着宴集暢飲的盛況；激昂慷慨地抒發他們的志氣，光明磊落地施展他們的才情。他們在述懷敘事上，絕不追求細密的技巧；在遣辭寫景上，只以清楚明白為貴。這些都是建安詩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間，道家思想流行，於是詩歌裡邊也夾雜這種思想進來。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較淺薄。只有嵇康的詩尚能表現出清高嚴肅的情志，阮籍的詩還有一些深遠的意旨；因此，他們的成就就比同時詩人為高。至如應璩的《百一詩》，也能毅然獨立，文辭曲折而含義正直，這是建安時的正直的遺風。
晉代的詩人們，創作開始走上了浮淺綺麗的道路。張載、張協、張亢、潘岳、潘尼、左思、陸機、陸雲等，在詩壇上並駕齊驅。他們詩歌的文采，比正始時期更加繁多，但內容的感染力卻比建安時期軟弱。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偏重靡麗的筆調來自逞其美：這就是西晉詩壇的大概情況。到了東晉的時候，詩歌創作便淹沒在玄學的風氣之中；這些玄言詩人譏笑人家過於關心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所以自袁宏、孫綽以後的詩人，雖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飾，但內容上卻一致傾向於玄談，再沒有別的詩可以和玄言詩爭雄。因此，郭璞的《遊仙詩》，在當時就算是傑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詩歌，對於前代的詩風有所繼承，也有所改革；莊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詩歌中漸漸減少，描繪山水的作品卻日益興盛。於是詩人們努力在全篇的對偶中顯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競逞才華；內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繪出景物的形貌，文辭方面要求儘可能地做到新異。這就是近來詩人們所追求的。
因此，總觀歷代的詩歌，其發展變化的情況是可以明白的。歸納一下它們相同和相異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詩歌創作的要點了。譬如四言詩的正規體制，主要是雅正而潤澤；五言詩的常見格調，則以清新華麗為主。對於這些不同特點的掌握，那就隨作者的才華而定。如張衡得到四言詩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潤澤的一面；張華學到五言詩的清新的一面，張協發揮了華麗的一面。各種特點都兼備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長於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劉楨。但是作品的體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卻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隨着個性的偏好來進行創作，所以很少能兼長各體。如果作者深知創作中的難處，那麼實際寫作起來還可能比較容易；如果輕率地認為寫詩很簡單，那麼他反而會碰到不少的困難。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詩外，還有三言、六言、雜言詩，它們都起源於《詩經》。至於「離合詩」的產生，是從漢代的圖讖文字開始的；「迴文詩」的興起，則是宋代賀道慶開的頭；而幾人合寫的「聯句詩」，那是繼承《柏梁詩》來的。這種種作品，雖然大小各異，主次有別，但寫作的情況和道理是一樣的；它們都屬於詩的範圍，因此不必逐一詳論。
總之，人生來都有情志，詩歌就是表達這種情志的。詩歌產生在上古時期，一直發展到《詩經》就更加成熟。它應該和自然之道一致，並和政治秩序相結合。這樣，優秀的詩歌便會越來越繁榮，為後世萬代永遠喜愛。[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