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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是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 汉儒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策问中作了具体阐述。明宋濂《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
诸学观点
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古代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合一的。 战国时子思、孟子就提出了这一理论。 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宋儒程颢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有合”。 梁缺《穷通刍论》中曰：“天人之道，从惟变所适、惟变不朽进而惟适而安、惟谐而常。与天为善，其趣无穷，与地为善，其益无穷，与人为善，其乐无穷。天人互泰，方存浩长。”
释义
感应：交感相应，指互相受对方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指自然现象可以显示人世灾祥。 天人感应思想的文字记载见于《尚书·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儒教神学术语。主要 学派有孔子学说、墨子学说和 董氏学说等。董氏学说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和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君主施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示例
唐·陈子昂《谏政理书》：“天人相感，阴阳相和。”
含义
“天人感应”是指人与自然万物同类相通，相互感应。人是自然中的一份子，本来于天地万物为一体，相互溶入生息，只因识神分别之故、渐脱离自然……正如《易经》上所讲，如一个人心性洁静，那么就可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宇宙是一个无穷大的天体，它包容了我们已知和未知的各大星系。各星球上的万物，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运动着的和静止的，生长的和衰亡的，都按照自己的规律有意识的和无意知的向宇宙间发射出各种信息，宇宙是一个充满信息的大千世界。 人也是一个存在于宇宙间的小天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小天体。这个小生物体，同样储存有许多信息，这些信息，有属于自己本身的，有属于体外自然界的。由于人体又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科学的信息感应器，所以有发射信息和接收信息的双重功能。科学实验证实，人体信息是受大天体运行和其他小天体信息影响的。 古人将大天体对人体这小天体影响总结为“天人感应”，这个理论是古人根据天体运动对人体的影响，天体信息与人体信息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是以天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相比和的关系，天体信息对人体信息有直接和间接影响，人体对天体运动中有各种信息感应和科学总结。 古今中外先贤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宇宙是全息的。宇宙中有的，人身也有，人身中具有的，万物备。所谓“万物无情而有性”，宇宙万物，即使是顽石一类的无知之物，也一样与人通情。因为，它虽没有人类的七情六欲，却同样能吸收，施放宇宙的信息能量。宇宙全息论是科学的，它不仅是人体信息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也是信息预测学这门“未知科学”、“边缘科学”的理论基石。“天人感应”“宇宙人类合一”的理论是科学理论，而不是封建迷信。 事物诞生于时间空间方位，就是事物诞生受气的用事日课。这用事日课，就是事物生受气之“命”。它是以天运，地运，人运三者因素密切配合后选择得来的，也是事物诞生后天地人信息的总汇。由于日课用了事，在这空间方位便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小天体在宇宙中诞生。这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小天体存在于宇宙中，不管是生物体或死物体，同样受到宇宙星体运行的信息影响，同样有接收信息和发射信息的双重功能，其外部和内部的信息对人体信息有直接和间接影响，诱导人体发生吉凶祸福。 如某年命在某时空方位建造了屋宅，这屋宅虽是死物体，但也是存在于宇宙中的小天体，也是受大天体和各种小天体的信息影响。同时，它这同样有接收信息和发射信息的功能。建宅日课的内部与外部信息，能对主人或家庭成员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建造过程中和入住后，是否有退财或伤损人丁之凶灾？日后是否有富贵或不孝子不出现？入宅后是否得平安等等内藏信息。由于这些信息是岗位藏的，用科学仪器方法手段也是无法超前测出的，但这些信息确实存在。 由于人在静止和运动中，都受宇宙星体影响，都能接收到宇宙间的这种或那种的信息，即吉或凶的信息；同时也向宇宙间发出这种或那种吉或凶的信息。由于有信息同步或异步作用，形成了人体生命运动过程中吉凶祸福的全过程，这就是一个“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全过程。 [1]
诸家学说
孔子学说 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散见于古文献之中。《洪范》说：“肃，时寒若”，“乂，时旸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古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汉代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阴阳家的思想，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 天人感应之说，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儒家六经中的《尚书·洪范》。《洪范》曰：“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有德必能感应上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另一方面，孔子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云：“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公羊解诂》注云：“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众民用饥，言宣公与此天灾饿后，能受过变悟，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幸之。”蝝即虫众，今谓之煌虫。始生曰蝝，大曰虫众。依《春秋》书法常例，书虫众而不书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为灾害。而《春秋》变例所以书蝝生者，因宣公于天灾后能反省改过复古制，故孔子为宣公侥幸而书之。《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即是天人感应之义。 《春秋公羊传》多达十六次明文指出：“此何以书？记灾也。”又三十二次点明：“此何以书？记异也。”如“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 何休注曰：“旱者，政教不施之应。先是桓公无王行，比为天子所聘，得志益骄，去国远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按何休之解，旱灾乃政教不施之应。 故《汉书·五行志》曰：“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干》《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墨家学说 墨子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董仲舒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春秋繁露·郊语》：“以此见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暗者不见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无声，潜而无形也。由是观之，天殃与主罚所以别者，暗与显耳。”墨家天道观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 董氏学说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 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 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克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的角度提出了类应学说。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人感应的原因，董子还提出了气化学说。董子认为，天地宇宙唯气化而成，人生活在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包融中，就像鱼生活在水的包涵中一样，只是水有实物可见，而气化之宇宙浩浩然难见而已。因此，天地之间，宇宙之中，虽虚而实（实即谓充满着气，由气化而成）。在这一由气化成的宇宙中，人之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宇宙之气。如果人之气调和顺适，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相混合），天地之化即美，祥瑞乃现；如果人之气邪乱乖谬，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天地之序即乱，灾异乃出。由此可见，董子是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董子是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实有理据可依。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②“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阳为德，阴为刑”。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谶纬之学泛滥时，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 汉武帝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天之生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段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禨（jī，音击，迷信鬼神的举动）祥的迷信思想，对 天人感应 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不可湮没。 [2]
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如淮南王刘安也正在这时召集宾客写成阴阳、儒、道、名、法毕集的著作《淮南子》。所以，这时的学术思想虽已向僵化的方向发展，但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但到了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长安石渠阁开会，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系推到了唯一官学的地位；同时还禁封了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的著作，甚至由西汉王朝分封出去的刘姓诸侯王手中的这些著作也在禁封之列。从此以后，僵化的神学世界观广为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