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
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①，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②，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③。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 独五人之皦皦④，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⑤。吾社之行为士先者⑥，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⑦，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扑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⑧，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⑨。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 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⑩，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11)。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阳阳(12)，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13)，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 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14)，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15)，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且矫诏纷出(16)，钩党之捕(17)，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18)。大阉亦逡巡畏义(19)，非常之谋(20)，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21)，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22)，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23)，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24)，赠谥美显(25)，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26)，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27)，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28)。
贤士大夫者，同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29)。
鉴赏
张溥的 《五人墓碑记》，反映了明代末年发生在江南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明末的宦官集团，掌握朝政，专权暴虐，诛戮异己，残害忠良，欺压百姓。宦官魏忠贤自封为 “上公”，结成阉党，杀戮大臣，无恶不作，政治处于黑暗的深渊。这激起了正直知识分子——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的指斥和反对，由此遭到魏忠贤阉党的残酷迫害。苏松巡抚周起元因事触犯魏忠贤竟被撤职，当时在苏州的东林党人周顺昌就写文章送他，斥责阉党; 另一东林党人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时，周顺昌为他饯别，在席间大骂魏忠贤。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这激起苏州市民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公愤，他们与捕差发生武力冲突，并拥进官衙，打死一名旗尉，巡抚毛一鹭躲进厕所得以身免。事后为首的五人被害。不到一年，阉党失败，苏州人士为了纪念五位死者，合资安葬了他们。作者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写了这篇碑记，记叙了这场斗争的经过，颂扬五人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可贵品格，斥责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
本篇内容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点明五人墓的缘起; 第二段叙述当时五人死义的情形; 第三段论说五人之死有关大义; 第四段赞五人死义，荣于身后，遗爱人间。
文章一开始从五人的死与葬写起，突出了死与葬的不同时，其间 “十有一月”，作者缘此宕开一笔：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 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以此设问，促人深思，也使文章徐徐引入正文。到第二段叙述五人死难的情形，便展开文笔，写吴人的见义勇为，写五人的慷慨就刑、“谈笑以死”，写地方贤士感于大义而买头合尸的经过情形。这段叙述是碑记中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文章又过渡到第三段，议论五人之死的意义。在阉党横行，冤狱遍布的形势下，五人能 “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阉党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不敢复有株治”，且 “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这些都与五人的作用分不开。作者对五人之死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段，以五人的 “激于义而死” 与 “高爵显位”们 “辱人贱行” 般的生相比，阐明了死与生之大义，二者孰轻孰重，泾渭分明。若五人之死，重于泰山，有益于社稷，就要 “荣于身后”，亦是 “独五人之皦皦” 的答案。为突出五人的高大，行文极尽辗转褒扬之妙。
本文在艺术上有三个特点值得借鉴。
首先，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叙议结合的手法。既叙且议，事约理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主题鲜明突出，行文富于变化。于记叙的同时，也点明了事件的意义，从而使死难人物的行为和品格升华到很高的境界，有助于加深读者的认识和理解，便于倾注作者的爱憎感情，也使文章具有难以辩驳的说服力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叙议结合，在文中也表现为变化多样。一种是叙中带议，叙述时带出议论，涉笔成理，过渡自然。如开头一段中就死与葬之间有十一个月而发的议论，与叙述榫接无罅，突出了五人的死非比寻常。再有叙后发议，即在叙述的基础上，集中议论。如 “嗟夫”之后的一大段议论，即是在五人就义的叙述之后，它可以伸作者的观点，针对性强，表明五人之死确 “有重于社稷也”。还有一种是夹叙夹议，叙议交错，衔接紧密。这在文中最多见，使通篇事与理互见，事不板滞，理不空乏，结构上疏密合宜，行文更觉振宕有致。正是由于作者极富匠心地运用叙议结合手法，才使这篇碑记更富深刻的思想意义。
其次，本文还反复运用对比反衬手法，来突出五位义士死的光荣，生动而鲜明。先用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来作反衬，可推知在当时人眼中，五个市井细民、草野之士生前是完全不能与他们比的;但五人仗义牺牲，其身后荣盛，远远超过他们 “湮没不足道”的死。文中还用缙绅的辱人贱行来反衬五人的激昂大义，用高爵显位的逃亡和佯狂的丑态来反衬五人之死有重于社稷，这就更显出五人的高尚和不凡。最后把魏忠贤的不敢株治和他的投缳道路，与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威力和重大影响对比，就更突出五人的光荣和不朽。
再次，本篇文字遒劲凝练，质朴雄健，铿锵有力;句式长短变化，参差错落，文情极为跌宕。这样的语言与本文所记事件的悲壮和作者感情的激昂十分协调统一，达到了文情与声情并茂，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当读到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阳阳，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这样的句子，眼前似乎出现五人英勇就义的场面，形象生动，使人历久难忘，这样的文字不仅在碑记中少有，即使在传记文中亦当属上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