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个原因或许能使人们察觉到多数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的弊病之一，即缺少深层次的艺术史逻辑。他们认为每个人的艺术都应区别于他人，而具有独特性，这当然是正确的是，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他们却把独特性定位在图像的更替上，这就犯了浅尝辄止的错误。艺术史的逻辑是建立在方法论不断更替的基础之上的，而非简单的图像更替。这同时也是批评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中国的某些批评家一直热衷于呼吁图像时代的到来和视觉的转向，并举办了一系列展览来证明这种趋势，殊不知这都是新瓶装旧酒的伎俩，并没深入到方法论的角度讨论问题。他们紧紧扣住消费时代这个主题来做文章，殊不知却犯了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表面上看来消费时代是当代艺术的上下文，但是，一个消费时代的帽子不知遮盖了多少足以表现本质的细节。 里希特带给人们的不是他创作了什么，而是他如何创作的，也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个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建立在中国当代艺术不断媚俗的上下文之中。能够带来艺术史转向的并非是图像表面的差异性，而是方法论的置换。里希特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