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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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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全注'''》，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于[[北京]]，系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除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名出版了大量[[图书]]外，还先后使用过[[作家]]出版社（1953至1958，1960至1969）、艺术出版社（1953至1956）、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至1957，1987至1989）、中国[[戏剧]]出版社（1954至1979）、外国文学出版社<ref>[https://www.douban.com/doulist/143543651/ 外国文学出版社]，豆瓣，2021-08-17</ref>（1979至2009）等副牌出版各类文艺图书<ref>[https://www.maigoo.com/brand/69561.html 人民文学出版社]，买购网，2022-10-25</ref>。
==内容简介==
《[[诗经]]》是我国现存很早的诗歌总集，收有305篇诗作，代表了诗歌创作的个高峰。千百年来，它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是历代启蒙教育的推荐阅读之书。
本书继承了历代《诗经》研究的很好成果，对《诗经》的每篇作品进行了精到的诠释，准确地解释了每首诗的写作背景、作品主题，并对重要的语词和关键章句作了注解，是《诗经》的经典读本。
==作者介绍==
褚斌杰（1933-2006），北京市人。笔名楚子。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文学，主要专著有《[[先秦文学史]]》、《诗经全注》、《白居易评传》、《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两汉诗传》等。
==前言/序言==
前 言
中国诗歌有着久远的传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就出现了一部经当时乐师之手收集、编辑起来的诗集——《诗三百篇》，也就是被后世儒家学者所尊称的《诗经》。
《诗经》收录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产生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主要出现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是根植于我国黄河流域古老文化土壤中的艺术花朵，它以贴近现实，淳朴自然为特征，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文学园林中最早的硕果。
现存《诗经》一书，是按风、雅、颂分类编排的。为什么有这种划分呢?原来《诗经》中的诗篇，有的原本是人民口头上传唱的民歌，有的虽是文人的创作，也是经乐师配乐后用来演唱的，它们都是“歌诗”，与音乐有关。由于这些歌诗的来源、产生的地域不同，乐调也有所不同，所谓风、雅、颂，乃是按乐调划分的类别。风，土风俗曲的意思，是指当时各诸侯国所辖不同区域的地方乐曲。它占《诗经》作品的大部分，主要是上述各地区的[[民歌]]。雅，指当时周王朝国都(丰、镐)附近地区的乐曲。其中有民歌，也有文人创作。颂，是古代祭神祀祖用的歌舞曲。曲调肃穆而徐缓，与一般乐曲不同，故单成一类。大约是当时王朝中的史官或巫祝(掌管祭祀活动)创作的。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从年代说，它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间的作品；从作者说，它包括了当时社会不同身份、不同生活经历，以及不同性格、性别的作者的创作；从体裁说，它包括有抒情、叙事、讽谕、颂赞等各种文学样式，而题材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有的写政治、行役、战争、农事、狩猎、祭祀、宴饮，有的写爱情、婚姻、民俗、歌舞，而且形象极为生动，感情浓郁，美妙动人。它就像当时社会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一个精金美玉杂收并储的宝库，丰富多彩，炫人耳目。
由于《诗三百篇》的内容十分丰富，从而很早就受到重视。我国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把它作为教导学生的教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仅如此，他认为学诗还可以体会出如何侍奉父母，怎样辅佐君王施政的道理，以至通过它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另外，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无疑是一部政治、伦理、文学、语言，以及博物知识的百科全书。
《诗经》作为文学作品，作为生动优美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我国古典文学辉煌的开始，同时，它的广阔而丰富的内容，又是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我们民族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
《诗经》中的诗篇，是否有商代的遗存，尚有争议，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是无问题的。《诗经》“大雅”中有一组古老的诗篇，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到武王灭商兴周的史迹和传说，是传唱于周初前后的“史诗”，十分可贵地保存了一些远古历史的面影。“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这些仅存的古老诗篇，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诗经》中还保留下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祭祀诗，如《诗经》中的“三颂”。周人把祭天和敬祖置于同等地位，视祖先亡灵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法制社会将宗教伦理化的特点。在祭祀诗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祀田祖 (农神)、祈丰收的诗，它们写祭事，但也反映了古时耕、种、收、藏等农事活动以及相关的礼俗和农田管理等。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透露出当时人们对农事的重视，以及对[[家族]]兴旺和过富足安康生活的向往。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燕飨诗)，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独有产物。周代君臣朝会，家族团聚，故旧相逢皆举行宴饮，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宴饮之际，要奏乐歌诗。而举行各种宴饮活动的目的，“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礼记·乡饮酒礼》)故在这些诗里，除写酒食的丰盛外，主要写宾主彬彬有礼，尊卑长幼有序，特别是表达情义的可贵。实际上是要在觥筹交错、琴瑟钟鼓的歌乐声中，达到尊贤敬老，亲亲睦友的目的。所以《诗经》中的宴饮诗，实际表达着周人尚道德、重教化的礼乐文明。
《诗经》中还有一部分反映王道兴衰、政教得失的政治诗。它们包括了“美”、“刺”两方面内容。美，是颂美；刺，是怨刺。这些诗多出于当时中下层文人之手，大约是当时“献诗”制度的产物。美诗，是对某些当权者、政治人物和英武杰出之士的颂扬；刺诗，则是愤世伤时之作，是对君昏臣佞，政治弊端，社会问题的揭露和讽刺，表现了当时进步士人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对时代兴衰、民生疾苦的责任感。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被无数进步诗人、作家所继承，成为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当然，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占全书大部分的民歌作品。它们是当时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是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在各种生活遭遇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例如《七月》一诗，是一个饱经风霜和压迫之苦的年长农夫，对他年复一年所过生活的回忆，在痛苦的回忆中，他感到凄苦、哀伤和不平，于是用朴素的语言，把它随口唱了出来，其感情是非常真实感人的。《伐檀》、《硕鼠》也是这样，这些劳动者想到自己终年艰苦的劳作，但劳动果实却被那些自命为“君子”、实际上是吸血鬼的人掠夺一空，于是感到无比愤恨，一时怒火中烧，而随口唱出了他们的久积于心头的怨恨，并产生出“适彼乐土”去寻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行役之人久滞不归，他想到家里的田地荒芜，年老的父母在饿肚子，因而感到撕肠裂腹的痛苦，于是呼叫苍天，放声长号(《唐风·鸨羽》)；征夫的妻子，傍晚看到[[牛]]羊下坡，鸡儿归巢，因而流泪伫望，发出心底的怨思(《王风·君子于役》)；如此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当时劳苦大众血泪生活的真实而形象的写照。
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在《诗经》中占很大比重。从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发展上看，《诗经》中大量的婚恋诗，反映了古代由群婚制向对偶婚姻的转化，表现了男女间由原始的生命欲求，向个人的性爱及其精神品格上的升华；同时也打上了宗法社会的某些烙印。从而这些诗，既迸发出自由、大胆、忠于所爱的青春活力，又表现了对某些礼制的冲突。
《诗经》中大量的爱情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男女恋爱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及心理。正在恋爱的青年，听到河边水鸟成双捉对的鸣叫，于是满怀幽情地想念起所爱的人(《周南·关雎》)；一对情人相约在角楼相会，赠物传情，并相互逗趣(《邶风·静女》)；情人相会在一起，是欢乐的，幸福的，但分别时是惆怅难挨的，于是唱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度日如年的痛苦(《王风·采葛》)；有的男女爱情受到了家长的干预，于是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言，以示反抗到底(《风·柏舟》)；一个被男子欺压、无辜被弃的妇女，抚今思昔，恨夫悲己，不由得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之词(《王风·氓》)。《诗经》中爱情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既表现出两性间的吸引和大胆追求，又表现出爱情是两性间心灵的沟通，是一片圣洁的美的世界。如《秦风·蒹葭》写痴情人所求不得而产生的凄迷心境和孤独忧伤；《周南·汉广》写水畔思人，一往情深，渴望之切与失望至极的苦恋心情；《陈风·月出》写月夜幽独，意中人的倩影挥之不去，空劳遐想。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都表现出一种纯情专一，深婉优美的浪漫情致。在两千年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和高超诗艺，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伟大的《诗经》，是我国文学辉煌的开端，是一批富于首创性的杰作。这些诗篇蕴含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热情关注和直面苦乐人生的伟大现实主义精神。它涉及的生活面广阔，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举凡征人之苦，劳人之怨，国难“黍离”之悲，故土怀归之思，以及亲朋契阔，男女哀乐之情，这些在后世诗文中所屡见而富于民族特色的主题，在《诗经》作品中均发其端，导其源。至于它在赋、比、兴艺术手法方面的开创，它的“为情而造文”，贴近生活，不追求华丽之美而又深藏艺术魅力的高超艺术成就，更对我国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至深至巨的影响。至于它的深厚文化意蕴，也正是研究我国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渊薮。
在古代，《诗经》是作为儒家经典而流传的，因此每被旧日经学家所涂饰和曲解。如汉人以“政教”说诗，宋人以“理欲心性”说诗，还有的学者为了达到“经世致用”，而以“微言大义”说诗等等。总之，就论析每篇诗歌之主题来看，可以说切合诗之原意者少，借题发挥者多。近代以来，旧日[[经学家]]的偏见虽逐渐被克服和拨正(当然某些训诂成果还是可取的)，但终由于这些诗产生的时代久远，资料有阙和古今语言的变迁，要正确无误地解释每一篇诗的作意、主题，注解清楚诗中的每章每句，仍属大难事。
我做这一工作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先涵咏诗作原文，细味全篇文意，再参以相关文献和前人解诗成果。或对前人之见择善而从，或经过体察研究而裁以己意。其异同之间，正如刘勰所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在具体操作时，虽往往斟酌再三，采取谨慎态度，但由于学识有限，恐终难做到切实稳妥。因此并不敢存有什么后来居上之想，实只愿不至于“离本弥甚”，经过一番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平实的读本而已。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除参考、引用古文献外，还参考、吸取了时贤的某些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出，谨表感谢。另外，本书之告成，更承蒙黄筠、宗明华和孔慧云诸同志的协助，他们或为我费时费力借书、搜集资料，或代为整理、抄写稿件，特别是宗明华同志相助尤多，特致谢意。
需附带说明的是，本书引用前人着述，除首次出现用全称外，为节省篇幅，均酌用简称，如汉毛亨《毛氏故训传》(毛《传》)、汉郑玄《毛诗传笺》(郑《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陆德明《释文》)、唐孔颖达《毛诗注疏》(孔《疏》)、宋朱熹《诗集传》(朱熹《集传》)、清陈奂《[[毛诗传疏]]》(陈奂《传疏》)、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姚际恒《通论》)、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方玉润《原始》)、清牟应震《毛诗质疑》(牟应震《质疑》)、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马瑞辰《通释》)、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王先谦《集疏》）、清俞樾《毛诗平议》(俞樾《平议》)、清王引之《经传释词》(王引之《释词》)等。至于偶加引用者，概用全称。
褚斌杰
1997年4月10日
==参考文献==
[[Category:800 語言、文學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于[[北京]]，系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除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名出版了大量[[图书]]外，还先后使用过[[作家]]出版社（1953至1958，1960至1969）、艺术出版社（1953至1956）、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至1957，1987至1989）、中国[[戏剧]]出版社（1954至1979）、外国文学出版社<ref>[https://www.douban.com/doulist/143543651/ 外国文学出版社]，豆瓣，2021-08-17</ref>（1979至2009）等副牌出版各类文艺图书<ref>[https://www.maigoo.com/brand/69561.html 人民文学出版社]，买购网，2022-10-25</ref>。
==内容简介==
《[[诗经]]》是我国现存很早的诗歌总集，收有305篇诗作，代表了诗歌创作的个高峰。千百年来，它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是历代启蒙教育的推荐阅读之书。
本书继承了历代《诗经》研究的很好成果，对《诗经》的每篇作品进行了精到的诠释，准确地解释了每首诗的写作背景、作品主题，并对重要的语词和关键章句作了注解，是《诗经》的经典读本。
==作者介绍==
褚斌杰（1933-2006），北京市人。笔名楚子。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文学，主要专著有《[[先秦文学史]]》、《诗经全注》、《白居易评传》、《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两汉诗传》等。
==前言/序言==
前 言
中国诗歌有着久远的传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就出现了一部经当时乐师之手收集、编辑起来的诗集——《诗三百篇》，也就是被后世儒家学者所尊称的《诗经》。
《诗经》收录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产生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主要出现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是根植于我国黄河流域古老文化土壤中的艺术花朵，它以贴近现实，淳朴自然为特征，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文学园林中最早的硕果。
现存《诗经》一书，是按风、雅、颂分类编排的。为什么有这种划分呢?原来《诗经》中的诗篇，有的原本是人民口头上传唱的民歌，有的虽是文人的创作，也是经乐师配乐后用来演唱的，它们都是“歌诗”，与音乐有关。由于这些歌诗的来源、产生的地域不同，乐调也有所不同，所谓风、雅、颂，乃是按乐调划分的类别。风，土风俗曲的意思，是指当时各诸侯国所辖不同区域的地方乐曲。它占《诗经》作品的大部分，主要是上述各地区的[[民歌]]。雅，指当时周王朝国都(丰、镐)附近地区的乐曲。其中有民歌，也有文人创作。颂，是古代祭神祀祖用的歌舞曲。曲调肃穆而徐缓，与一般乐曲不同，故单成一类。大约是当时王朝中的史官或巫祝(掌管祭祀活动)创作的。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从年代说，它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间的作品；从作者说，它包括了当时社会不同身份、不同生活经历，以及不同性格、性别的作者的创作；从体裁说，它包括有抒情、叙事、讽谕、颂赞等各种文学样式，而题材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有的写政治、行役、战争、农事、狩猎、祭祀、宴饮，有的写爱情、婚姻、民俗、歌舞，而且形象极为生动，感情浓郁，美妙动人。它就像当时社会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一个精金美玉杂收并储的宝库，丰富多彩，炫人耳目。
由于《诗三百篇》的内容十分丰富，从而很早就受到重视。我国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把它作为教导学生的教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仅如此，他认为学诗还可以体会出如何侍奉父母，怎样辅佐君王施政的道理，以至通过它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另外，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无疑是一部政治、伦理、文学、语言，以及博物知识的百科全书。
《诗经》作为文学作品，作为生动优美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我国古典文学辉煌的开始，同时，它的广阔而丰富的内容，又是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我们民族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
《诗经》中的诗篇，是否有商代的遗存，尚有争议，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是无问题的。《诗经》“大雅”中有一组古老的诗篇，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到武王灭商兴周的史迹和传说，是传唱于周初前后的“史诗”，十分可贵地保存了一些远古历史的面影。“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这些仅存的古老诗篇，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诗经》中还保留下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祭祀诗，如《诗经》中的“三颂”。周人把祭天和敬祖置于同等地位，视祖先亡灵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法制社会将宗教伦理化的特点。在祭祀诗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祀田祖 (农神)、祈丰收的诗，它们写祭事，但也反映了古时耕、种、收、藏等农事活动以及相关的礼俗和农田管理等。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透露出当时人们对农事的重视，以及对[[家族]]兴旺和过富足安康生活的向往。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燕飨诗)，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独有产物。周代君臣朝会，家族团聚，故旧相逢皆举行宴饮，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宴饮之际，要奏乐歌诗。而举行各种宴饮活动的目的，“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礼记·乡饮酒礼》)故在这些诗里，除写酒食的丰盛外，主要写宾主彬彬有礼，尊卑长幼有序，特别是表达情义的可贵。实际上是要在觥筹交错、琴瑟钟鼓的歌乐声中，达到尊贤敬老，亲亲睦友的目的。所以《诗经》中的宴饮诗，实际表达着周人尚道德、重教化的礼乐文明。
《诗经》中还有一部分反映王道兴衰、政教得失的政治诗。它们包括了“美”、“刺”两方面内容。美，是颂美；刺，是怨刺。这些诗多出于当时中下层文人之手，大约是当时“献诗”制度的产物。美诗，是对某些当权者、政治人物和英武杰出之士的颂扬；刺诗，则是愤世伤时之作，是对君昏臣佞，政治弊端，社会问题的揭露和讽刺，表现了当时进步士人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对时代兴衰、民生疾苦的责任感。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被无数进步诗人、作家所继承，成为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当然，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占全书大部分的民歌作品。它们是当时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是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在各种生活遭遇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例如《七月》一诗，是一个饱经风霜和压迫之苦的年长农夫，对他年复一年所过生活的回忆，在痛苦的回忆中，他感到凄苦、哀伤和不平，于是用朴素的语言，把它随口唱了出来，其感情是非常真实感人的。《伐檀》、《硕鼠》也是这样，这些劳动者想到自己终年艰苦的劳作，但劳动果实却被那些自命为“君子”、实际上是吸血鬼的人掠夺一空，于是感到无比愤恨，一时怒火中烧，而随口唱出了他们的久积于心头的怨恨，并产生出“适彼乐土”去寻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行役之人久滞不归，他想到家里的田地荒芜，年老的父母在饿肚子，因而感到撕肠裂腹的痛苦，于是呼叫苍天，放声长号(《唐风·鸨羽》)；征夫的妻子，傍晚看到[[牛]]羊下坡，鸡儿归巢，因而流泪伫望，发出心底的怨思(《王风·君子于役》)；如此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当时劳苦大众血泪生活的真实而形象的写照。
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在《诗经》中占很大比重。从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发展上看，《诗经》中大量的婚恋诗，反映了古代由群婚制向对偶婚姻的转化，表现了男女间由原始的生命欲求，向个人的性爱及其精神品格上的升华；同时也打上了宗法社会的某些烙印。从而这些诗，既迸发出自由、大胆、忠于所爱的青春活力，又表现了对某些礼制的冲突。
《诗经》中大量的爱情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男女恋爱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及心理。正在恋爱的青年，听到河边水鸟成双捉对的鸣叫，于是满怀幽情地想念起所爱的人(《周南·关雎》)；一对情人相约在角楼相会，赠物传情，并相互逗趣(《邶风·静女》)；情人相会在一起，是欢乐的，幸福的，但分别时是惆怅难挨的，于是唱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度日如年的痛苦(《王风·采葛》)；有的男女爱情受到了家长的干预，于是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言，以示反抗到底(《风·柏舟》)；一个被男子欺压、无辜被弃的妇女，抚今思昔，恨夫悲己，不由得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之词(《王风·氓》)。《诗经》中爱情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既表现出两性间的吸引和大胆追求，又表现出爱情是两性间心灵的沟通，是一片圣洁的美的世界。如《秦风·蒹葭》写痴情人所求不得而产生的凄迷心境和孤独忧伤；《周南·汉广》写水畔思人，一往情深，渴望之切与失望至极的苦恋心情；《陈风·月出》写月夜幽独，意中人的倩影挥之不去，空劳遐想。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都表现出一种纯情专一，深婉优美的浪漫情致。在两千年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和高超诗艺，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伟大的《诗经》，是我国文学辉煌的开端，是一批富于首创性的杰作。这些诗篇蕴含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热情关注和直面苦乐人生的伟大现实主义精神。它涉及的生活面广阔，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举凡征人之苦，劳人之怨，国难“黍离”之悲，故土怀归之思，以及亲朋契阔，男女哀乐之情，这些在后世诗文中所屡见而富于民族特色的主题，在《诗经》作品中均发其端，导其源。至于它在赋、比、兴艺术手法方面的开创，它的“为情而造文”，贴近生活，不追求华丽之美而又深藏艺术魅力的高超艺术成就，更对我国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至深至巨的影响。至于它的深厚文化意蕴，也正是研究我国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渊薮。
在古代，《诗经》是作为儒家经典而流传的，因此每被旧日经学家所涂饰和曲解。如汉人以“政教”说诗，宋人以“理欲心性”说诗，还有的学者为了达到“经世致用”，而以“微言大义”说诗等等。总之，就论析每篇诗歌之主题来看，可以说切合诗之原意者少，借题发挥者多。近代以来，旧日[[经学家]]的偏见虽逐渐被克服和拨正(当然某些训诂成果还是可取的)，但终由于这些诗产生的时代久远，资料有阙和古今语言的变迁，要正确无误地解释每一篇诗的作意、主题，注解清楚诗中的每章每句，仍属大难事。
我做这一工作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先涵咏诗作原文，细味全篇文意，再参以相关文献和前人解诗成果。或对前人之见择善而从，或经过体察研究而裁以己意。其异同之间，正如刘勰所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在具体操作时，虽往往斟酌再三，采取谨慎态度，但由于学识有限，恐终难做到切实稳妥。因此并不敢存有什么后来居上之想，实只愿不至于“离本弥甚”，经过一番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平实的读本而已。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除参考、引用古文献外，还参考、吸取了时贤的某些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出，谨表感谢。另外，本书之告成，更承蒙黄筠、宗明华和孔慧云诸同志的协助，他们或为我费时费力借书、搜集资料，或代为整理、抄写稿件，特别是宗明华同志相助尤多，特致谢意。
需附带说明的是，本书引用前人着述，除首次出现用全称外，为节省篇幅，均酌用简称，如汉毛亨《毛氏故训传》(毛《传》)、汉郑玄《毛诗传笺》(郑《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陆德明《释文》)、唐孔颖达《毛诗注疏》(孔《疏》)、宋朱熹《诗集传》(朱熹《集传》)、清陈奂《[[毛诗传疏]]》(陈奂《传疏》)、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姚际恒《通论》)、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方玉润《原始》)、清牟应震《毛诗质疑》(牟应震《质疑》)、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马瑞辰《通释》)、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王先谦《集疏》）、清俞樾《毛诗平议》(俞樾《平议》)、清王引之《经传释词》(王引之《释词》)等。至于偶加引用者，概用全称。
褚斌杰
1997年4月10日
==参考文献==
[[Category:800 語言、文學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