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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页面，内容为“{|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center>'''忆知青岁月'''<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3…”
{|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center>'''忆知青岁月'''<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3172830/pexels-photo-3172830.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600" width="280"></center><small>[https://www.pexels.com/zh-cn/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图片网]</small>
|}
'''《忆知青岁月》'''是[[中国]]当代作家仰忠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忆知青岁月===
50年前，我远离[[父母]]，被分配到偏僻的浙江省武义县邵宅公社下埠口大队知青插队落户。
报到时，县内务局[[知青办]]发给我一本厚厚的红塑皮《毛泽东选集》、一条白汤布、五个月的生活补助四十元和二百斤定额粮票。该办工作人员王斌（音）操着杭州腔对我说：“小仰，你现在去，正赶上麦收季节，还能分得春粮。希望你在农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立新功。你去下埠口，我们会雇运输公司手推车帮你运送行李。”
我时年18岁，弟妹们还小，全家六口人仅靠父亲做手艺的微薄收入糊口。
临行前，母亲从支农补贴中拿出12元钱，替我买来一床新棉被，被面的颜色是小圆圈紫红色的。我凭粮票以每市斤一角三分六从粮站买来50斤大米，又买来两斤猪肉炒了一罐霉干菜。家住县城的小姨送我一床有补丁的蓝方格旧蚊帐和一只她结婚时的嫁妆“人造革皮箱”，尽管这旧箱子的提手已损坏，但用麻绳捆扎一下还好用的。
1972年4月26日上午，阳光明媚，我和母亲从百里之遥的老家柳城乘客车到达武义。中午时分，县运输公司的手推车工人才姗姗来迟。装上行李后，这位四十来岁的搬运工推着车，我和母亲则跟在他的后面一起步行。
从县城到下埠口约20里路，我们沿着城北塔脚，绕至北[[缸窑村]]，然后走到履坦再乘渡船过江到对岸，途经新金塘、湖塘沿村之后，搬运工告诉我们说再走二三里路就要到了。我朝前看去一片片绿黄相映的麦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上有一座小庙，后来才知道这是村里的“本保殿”。从山边一条小路拐弯，走进便是村口，首先看见的是下埠口小学的几间平屋教室。小学老师很热情，一听说知青来了，就马上叫一名学生带我们去大队办公室。
闻讯赶来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老何，看过县知青办的介绍信，让我们先在大队办公室坐一下，搬运工卸下行李等物品，便匆匆推着空车赶回县城去了。此时是下午两点半，正是当地农民社员从田里干活回家吃点心（一日四餐中的第三餐）的时间。一些好奇的年青人纷纷赶来围观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突然，从门外传来一位妇女的叫喊声：“新来的知识青年是哪－个？”她走进办公室，老何指着我告诉他：“这位就是新来的知识青年。”“咦，怎么是男的呢？讲过是女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为啥来了个男的？男的知识青年我们大队不要！”这位身材较长有点龅牙的中年妇女大声嚷道，说得我十分尴尬，脸也红了起来。原来是县知青办一位工作人员先前到该村联系时，误把我说成是女知青，下埠口大队各生产队都表示愿意接收。
这时，老何见状忙打圆场，说：“不管男的知识青年要不要，既然是县里安排来的，晚饭总要烧起来吃的。”他吩咐旁边一位小青年说：“子明，你去大队养猪场背一捆松毛柴过来，让他们好烧晚饭。”此时，围观的人渐渐散去，那位中年妇女也不再责备，离开时丢下一句话：“反正我们大队男的[[知识青年]]是不要的。”
老何安慰我说：“这个女人是大队书记的妻子，口直心快，你不要见怪，她讲的话不算数。”老何指了指办公室对面的一间旧房子，对我说：“这间房子是安排你居住的，你自己先搞卫生，过一会把办公室的门关一下。”说完，他就去田畈干活去了。
我观察了一下，整幢两层砖木结构的老旧房子是早年农村“五间头”住宅，办公室是在厢头房，安排我住是的是正间大房，有十几个平方，因久无人住，房内一股霉潮气味。
一会儿，王子明背来了一捆松毛柴放在大房外面的厨房边，走过来告诉我：“这间大房的主人是光棍'金余头’，前几年他上吊死掉的。”子明指着房子楼板上的一个小洞，对我说：“金余头上吊的绳子就是穿过这个洞挂下来的。”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我从厨房挑着水桶走到外面，问了他人找到了村西的一口水井。挑水回来，母亲洗刷水缸和生锈的铁锅，然后生火做饭。
来到这陌生的下埠口第一天晚上，母亲住在远房亲戚家里，而我住在这个阴森森曾有人上吊死亡的凶宅內，躺在旧床上望着楼板上那个恐怖的洞孔，回想起大队书记妻子下午的一番数落，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想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伤心至极，不由自主地流出委屈的泪水。
翌日早晨，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叶来到我的住处，说本来县里通知是安排[[女知青]]的，现在你来了，生产队一下子不肯接收，需大队做思想工作，你就先休息休息。
原来，四百多人口的下埠口村有三个生产队，他们都怕我扎根农村一辈子，以后娶妻生子会增加生产队人口而影响他们的利益。而如果是女知青来了，以后会嫁出去或者留下本队给社员当媳妇，那就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了。所以，三个队都不愿意接收我。后来，在大队领导的说服下，老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才勉强收留了我这个男知青。
记得第一天参加劳动的是下稻田用手拔杂草和耘田。我学着农民的样子，双脚跨在稻苗两侧弯着腰，一边拔草一边用手耘田。这一天劳累下来，腰酸背痛直不起来。在田里干活我最怕的是被蚂蝗叮入腿上，这一条条蠕虫般的蚂蝗叮入腿部只觉得痒，一旦发现用手拔出吸了一肚血的蚂蝗，那受叮的腿部创口还在流血，真有点恐佈。还有一种比芝麻还小的虫子“螟渗”（音），多在树荫处飞来飞去，田畈劳动休息时，人们到大树底下乘凉，这“螟渗”常叮得我手脚一个个肿疱，防不胜防，十分可恶。
那时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基础。社员参加劳动每日记工分。起初，社员评分给我的底分是五分半，只有正劳力十分底分的一半多点。年终决算分配才知道当年每日工分的报酬数额，第三生产队一天十个工分的报酬是三角六分，我干一天活的收入是二角钱左右。但不久，社员们见我干活不偷懒，就评议加我底分为六分半。下乡的第一年年底，我的底分提高到七分半，年终分红扣除预支的粮食之后，生产队找补给我二十元。一年做出头，我用这二十元钱刚好买来布棉做了一件棉袄。之后我每年出滿勤，底分也逐渐加至正劳力十分，所以年终分红也不断提高，到了插队支农的第四年，年终生产队决算分红给我的钱有一百三十六元。
下埠口东临后山，半山腰一棵大树上装着一只高音喇叭。每天天没亮，喇叭就响起了《东方红》，公社广播站开始第一次播音，喇叭声响彻全村。村妇们闻声起床，做饭炊烟四起，我也早起自己做好一天要吃的饭。平时，常听到公社吕副书记在广播上讲话，他鼓励农民社员学大寨精神，“早出工、晚收工，一天到晚不放松，必要时候开夜工。小雨不停工、大雨打沖锋，一工顶过两三工。”有时，年已半百的吕副书记还喜欢在广播上清唱几句婺剧《红灯记》选段，他很幽默、平易近人，所以农村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一年中的夏收夏种“双抢”是最忙的季节，大队事先要开一次“双抢誓师大会”，各生产队队长摩拳擦掌，纷纷上台表决心，说：“宁瘦几斤肉，也要保质保量保季节完成'双抢’任务”，社员们听了热血沸腾。记得那年双抢的一天凌晨两点多钟，邻居子勤妈妈因闹钟误调提早了两个小时响起闹铃，她起来后敲我的后窗叫醒我，我也马上起床到隔壁叫醒同队社员郭某夫妇一起去开早工。我们包工的一个组五六个人，借着天上的点点星光走到稻田，拿起镰刀就“沙、沙”地割起稻子。
割啊、割啊，估计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丘田的稻子都割完了，怎么还不见其他组的社员来开早工呢？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队长和社员们才陆续来到田畈，他们见了我们这么早就收割了一丘稻田，感到十分惊讶。这时，我这才知道是子勤妈妈提早叫醒了我，从而导致了“半夜鸡叫”的笑话。
在下埠口支农的五年里，我深切体会到农民[[种田]]很辛苦，如唐代诗人李绅赋诗所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时，让我感触至深的还有农民的那种艰苦朴素精神。第三生产队社员郭子法，他身材矮小，家有三个孩子，妻子彩娇，天天出勤。在田畈，她把幼小的孩子放在树脚下，旁边撑放着一把雨伞，自己迎着骄阳和丈夫一起在田里干活。郭子法在生产队干活很卖力，收工后总是要到山脚采石场的路边挑几块石头回家。他像“愚公”一样，挑石积少成多之后，居然用石块砌墙盖起了一幢三间新瓦房。
有一天晚上，我还在熟睡中，突然听到后山高音喇叭里传来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叶急促的喊话声：“各位社员，请注意！各位社员，请注意！施公塘水库大坝被大雨冲掉了一个缺口，情况紧急，请大家马上带锄头畚箕编织袋赶到施公塘水库抢险！……。”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迅速穿好衣服披上蓑衣戴上箬帽手持电筒，匆匆背着锄头冒雨赶往离村三四里远的施公塘水库。一到现场，只见大坝缺口洪水喷泄，全村许多社员已赶到，叶书记站在水库山沿小道边不停地叫喊：“请大家注意安全！排成两个队，把泥土装入编织袋后一袋一袋传上大坝。”由于伸手不见五指，人们要干活又要打手电筒照明很不方便。这时，我提议大家把手电筒交给我，然后我用绳子把十多支手电筒捆扎起来像探照灯一样挂在树上，在漆黑的夜空显得格外明亮。支部书记老叶说这个办法好，称赞我真会动脑筋。经过全村一百多人三个多小时的共同奋战，终于把大坝缺口堵住，从而保住了水库的安全。那个年代的农民社员在没有分文报酬的情况下，忘我地参加深夜水库抢险，这种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啊。
1975年7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深夜,我正在熟睡中，隐隐约约听到门外有叫喊声，我朦胧中在想：开早工也还太早啊，接着又呼呼大睡着。“不好了！知识青年仰忠那里着火了！……。”邻居吴良水队长的妻子王丽华一边跑，一边敲着一只空的洋油箱大声地叫喊着。她从外面冲进来猛敲我的房门，我惊醒后开了门，只见厨房板壁和桁条上面堆放的柴禾已经燃起火苗。我惊慌失措，忘了穿衣，打赤膊手提两只水桶冲出厨房。此时，村里的社员群众纷纷赶来救火，上百人分成两排，分别从水井、小溪取水传递到现场扑火。吴佩荣大伯挑着一担人粪尿到子勤妈妈家的二楼，在[[木窗]]上他用尿勺把人粪尿拨向下面的着火点。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整个厨房塌陷，几捆被烧的柴禾像火球一样飞起来映红上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不断拨水，大家终于把火扑灭，庆幸的是砖墙相隔的我那住房安然无恙。后经消防部门查验是另一位知青章某业的弟弟在做饭之后没将柴火熄灭，剩柴靠在板壁上而引起的火灾。假如那天深夜，邻居王丽华不起床给小孩喂奶而仍然熟睡未醒，那么极有可能我已葬身火海。如果不是村民们的奋力救火，那么我的房内财产和粮食也随房子毁于一旦。
支农期间，我从春播育秧到夏收夏种，从耘田施肥到秋收秋种，用双手捧牛猪粪施肥等农活我都干过。我养过猪，养过蚕，干过拉船[[纤夫]]的活，还当过植保员、守林员、办过粉干厂、代课老师、故事员、宣传报道员等，曾评为县知青先进代表。1975年12月，公社组建电影放映队时，我被抽调当上了电影放映员，直至1976年11月被招工返城时止。
下埠口，山青水秀的小村，我在此地度过了近五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尝到了上山下乡支农的酸甜苦辣，磨练了意志给我的人生之路树立起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我对下埠口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是我永不忘怀的第二故乡。<ref>[http://www.360doc.com/userhome/71096453 个人图书馆网]</ref>
==作者简介==
仰忠，经济师、三级律师，浙江省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近年出版了散文集《往事烟云》。
==参考资料==
{{Reflist}}
[[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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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忆知青岁月'''<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3172830/pexels-photo-3172830.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600" width="280"></center><small>[https://www.pexels.com/zh-cn/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图片网]</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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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知青岁月》'''是[[中国]]当代作家仰忠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忆知青岁月===
50年前，我远离[[父母]]，被分配到偏僻的浙江省武义县邵宅公社下埠口大队知青插队落户。
报到时，县内务局[[知青办]]发给我一本厚厚的红塑皮《毛泽东选集》、一条白汤布、五个月的生活补助四十元和二百斤定额粮票。该办工作人员王斌（音）操着杭州腔对我说：“小仰，你现在去，正赶上麦收季节，还能分得春粮。希望你在农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立新功。你去下埠口，我们会雇运输公司手推车帮你运送行李。”
我时年18岁，弟妹们还小，全家六口人仅靠父亲做手艺的微薄收入糊口。
临行前，母亲从支农补贴中拿出12元钱，替我买来一床新棉被，被面的颜色是小圆圈紫红色的。我凭粮票以每市斤一角三分六从粮站买来50斤大米，又买来两斤猪肉炒了一罐霉干菜。家住县城的小姨送我一床有补丁的蓝方格旧蚊帐和一只她结婚时的嫁妆“人造革皮箱”，尽管这旧箱子的提手已损坏，但用麻绳捆扎一下还好用的。
1972年4月26日上午，阳光明媚，我和母亲从百里之遥的老家柳城乘客车到达武义。中午时分，县运输公司的手推车工人才姗姗来迟。装上行李后，这位四十来岁的搬运工推着车，我和母亲则跟在他的后面一起步行。
从县城到下埠口约20里路，我们沿着城北塔脚，绕至北[[缸窑村]]，然后走到履坦再乘渡船过江到对岸，途经新金塘、湖塘沿村之后，搬运工告诉我们说再走二三里路就要到了。我朝前看去一片片绿黄相映的麦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上有一座小庙，后来才知道这是村里的“本保殿”。从山边一条小路拐弯，走进便是村口，首先看见的是下埠口小学的几间平屋教室。小学老师很热情，一听说知青来了，就马上叫一名学生带我们去大队办公室。
闻讯赶来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老何，看过县知青办的介绍信，让我们先在大队办公室坐一下，搬运工卸下行李等物品，便匆匆推着空车赶回县城去了。此时是下午两点半，正是当地农民社员从田里干活回家吃点心（一日四餐中的第三餐）的时间。一些好奇的年青人纷纷赶来围观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突然，从门外传来一位妇女的叫喊声：“新来的知识青年是哪－个？”她走进办公室，老何指着我告诉他：“这位就是新来的知识青年。”“咦，怎么是男的呢？讲过是女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为啥来了个男的？男的知识青年我们大队不要！”这位身材较长有点龅牙的中年妇女大声嚷道，说得我十分尴尬，脸也红了起来。原来是县知青办一位工作人员先前到该村联系时，误把我说成是女知青，下埠口大队各生产队都表示愿意接收。
这时，老何见状忙打圆场，说：“不管男的知识青年要不要，既然是县里安排来的，晚饭总要烧起来吃的。”他吩咐旁边一位小青年说：“子明，你去大队养猪场背一捆松毛柴过来，让他们好烧晚饭。”此时，围观的人渐渐散去，那位中年妇女也不再责备，离开时丢下一句话：“反正我们大队男的[[知识青年]]是不要的。”
老何安慰我说：“这个女人是大队书记的妻子，口直心快，你不要见怪，她讲的话不算数。”老何指了指办公室对面的一间旧房子，对我说：“这间房子是安排你居住的，你自己先搞卫生，过一会把办公室的门关一下。”说完，他就去田畈干活去了。
我观察了一下，整幢两层砖木结构的老旧房子是早年农村“五间头”住宅，办公室是在厢头房，安排我住是的是正间大房，有十几个平方，因久无人住，房内一股霉潮气味。
一会儿，王子明背来了一捆松毛柴放在大房外面的厨房边，走过来告诉我：“这间大房的主人是光棍'金余头’，前几年他上吊死掉的。”子明指着房子楼板上的一个小洞，对我说：“金余头上吊的绳子就是穿过这个洞挂下来的。”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我从厨房挑着水桶走到外面，问了他人找到了村西的一口水井。挑水回来，母亲洗刷水缸和生锈的铁锅，然后生火做饭。
来到这陌生的下埠口第一天晚上，母亲住在远房亲戚家里，而我住在这个阴森森曾有人上吊死亡的凶宅內，躺在旧床上望着楼板上那个恐怖的洞孔，回想起大队书记妻子下午的一番数落，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想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伤心至极，不由自主地流出委屈的泪水。
翌日早晨，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叶来到我的住处，说本来县里通知是安排[[女知青]]的，现在你来了，生产队一下子不肯接收，需大队做思想工作，你就先休息休息。
原来，四百多人口的下埠口村有三个生产队，他们都怕我扎根农村一辈子，以后娶妻生子会增加生产队人口而影响他们的利益。而如果是女知青来了，以后会嫁出去或者留下本队给社员当媳妇，那就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了。所以，三个队都不愿意接收我。后来，在大队领导的说服下，老叶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才勉强收留了我这个男知青。
记得第一天参加劳动的是下稻田用手拔杂草和耘田。我学着农民的样子，双脚跨在稻苗两侧弯着腰，一边拔草一边用手耘田。这一天劳累下来，腰酸背痛直不起来。在田里干活我最怕的是被蚂蝗叮入腿上，这一条条蠕虫般的蚂蝗叮入腿部只觉得痒，一旦发现用手拔出吸了一肚血的蚂蝗，那受叮的腿部创口还在流血，真有点恐佈。还有一种比芝麻还小的虫子“螟渗”（音），多在树荫处飞来飞去，田畈劳动休息时，人们到大树底下乘凉，这“螟渗”常叮得我手脚一个个肿疱，防不胜防，十分可恶。
那时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基础。社员参加劳动每日记工分。起初，社员评分给我的底分是五分半，只有正劳力十分底分的一半多点。年终决算分配才知道当年每日工分的报酬数额，第三生产队一天十个工分的报酬是三角六分，我干一天活的收入是二角钱左右。但不久，社员们见我干活不偷懒，就评议加我底分为六分半。下乡的第一年年底，我的底分提高到七分半，年终分红扣除预支的粮食之后，生产队找补给我二十元。一年做出头，我用这二十元钱刚好买来布棉做了一件棉袄。之后我每年出滿勤，底分也逐渐加至正劳力十分，所以年终分红也不断提高，到了插队支农的第四年，年终生产队决算分红给我的钱有一百三十六元。
下埠口东临后山，半山腰一棵大树上装着一只高音喇叭。每天天没亮，喇叭就响起了《东方红》，公社广播站开始第一次播音，喇叭声响彻全村。村妇们闻声起床，做饭炊烟四起，我也早起自己做好一天要吃的饭。平时，常听到公社吕副书记在广播上讲话，他鼓励农民社员学大寨精神，“早出工、晚收工，一天到晚不放松，必要时候开夜工。小雨不停工、大雨打沖锋，一工顶过两三工。”有时，年已半百的吕副书记还喜欢在广播上清唱几句婺剧《红灯记》选段，他很幽默、平易近人，所以农村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一年中的夏收夏种“双抢”是最忙的季节，大队事先要开一次“双抢誓师大会”，各生产队队长摩拳擦掌，纷纷上台表决心，说：“宁瘦几斤肉，也要保质保量保季节完成'双抢’任务”，社员们听了热血沸腾。记得那年双抢的一天凌晨两点多钟，邻居子勤妈妈因闹钟误调提早了两个小时响起闹铃，她起来后敲我的后窗叫醒我，我也马上起床到隔壁叫醒同队社员郭某夫妇一起去开早工。我们包工的一个组五六个人，借着天上的点点星光走到稻田，拿起镰刀就“沙、沙”地割起稻子。
割啊、割啊，估计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丘田的稻子都割完了，怎么还不见其他组的社员来开早工呢？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队长和社员们才陆续来到田畈，他们见了我们这么早就收割了一丘稻田，感到十分惊讶。这时，我这才知道是子勤妈妈提早叫醒了我，从而导致了“半夜鸡叫”的笑话。
在下埠口支农的五年里，我深切体会到农民[[种田]]很辛苦，如唐代诗人李绅赋诗所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时，让我感触至深的还有农民的那种艰苦朴素精神。第三生产队社员郭子法，他身材矮小，家有三个孩子，妻子彩娇，天天出勤。在田畈，她把幼小的孩子放在树脚下，旁边撑放着一把雨伞，自己迎着骄阳和丈夫一起在田里干活。郭子法在生产队干活很卖力，收工后总是要到山脚采石场的路边挑几块石头回家。他像“愚公”一样，挑石积少成多之后，居然用石块砌墙盖起了一幢三间新瓦房。
有一天晚上，我还在熟睡中，突然听到后山高音喇叭里传来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叶急促的喊话声：“各位社员，请注意！各位社员，请注意！施公塘水库大坝被大雨冲掉了一个缺口，情况紧急，请大家马上带锄头畚箕编织袋赶到施公塘水库抢险！……。”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迅速穿好衣服披上蓑衣戴上箬帽手持电筒，匆匆背着锄头冒雨赶往离村三四里远的施公塘水库。一到现场，只见大坝缺口洪水喷泄，全村许多社员已赶到，叶书记站在水库山沿小道边不停地叫喊：“请大家注意安全！排成两个队，把泥土装入编织袋后一袋一袋传上大坝。”由于伸手不见五指，人们要干活又要打手电筒照明很不方便。这时，我提议大家把手电筒交给我，然后我用绳子把十多支手电筒捆扎起来像探照灯一样挂在树上，在漆黑的夜空显得格外明亮。支部书记老叶说这个办法好，称赞我真会动脑筋。经过全村一百多人三个多小时的共同奋战，终于把大坝缺口堵住，从而保住了水库的安全。那个年代的农民社员在没有分文报酬的情况下，忘我地参加深夜水库抢险，这种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啊。
1975年7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深夜,我正在熟睡中，隐隐约约听到门外有叫喊声，我朦胧中在想：开早工也还太早啊，接着又呼呼大睡着。“不好了！知识青年仰忠那里着火了！……。”邻居吴良水队长的妻子王丽华一边跑，一边敲着一只空的洋油箱大声地叫喊着。她从外面冲进来猛敲我的房门，我惊醒后开了门，只见厨房板壁和桁条上面堆放的柴禾已经燃起火苗。我惊慌失措，忘了穿衣，打赤膊手提两只水桶冲出厨房。此时，村里的社员群众纷纷赶来救火，上百人分成两排，分别从水井、小溪取水传递到现场扑火。吴佩荣大伯挑着一担人粪尿到子勤妈妈家的二楼，在[[木窗]]上他用尿勺把人粪尿拨向下面的着火点。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整个厨房塌陷，几捆被烧的柴禾像火球一样飞起来映红上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不断拨水，大家终于把火扑灭，庆幸的是砖墙相隔的我那住房安然无恙。后经消防部门查验是另一位知青章某业的弟弟在做饭之后没将柴火熄灭，剩柴靠在板壁上而引起的火灾。假如那天深夜，邻居王丽华不起床给小孩喂奶而仍然熟睡未醒，那么极有可能我已葬身火海。如果不是村民们的奋力救火，那么我的房内财产和粮食也随房子毁于一旦。
支农期间，我从春播育秧到夏收夏种，从耘田施肥到秋收秋种，用双手捧牛猪粪施肥等农活我都干过。我养过猪，养过蚕，干过拉船[[纤夫]]的活，还当过植保员、守林员、办过粉干厂、代课老师、故事员、宣传报道员等，曾评为县知青先进代表。1975年12月，公社组建电影放映队时，我被抽调当上了电影放映员，直至1976年11月被招工返城时止。
下埠口，山青水秀的小村，我在此地度过了近五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尝到了上山下乡支农的酸甜苦辣，磨练了意志给我的人生之路树立起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我对下埠口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是我永不忘怀的第二故乡。<ref>[http://www.360doc.com/userhome/71096453 个人图书馆网]</ref>
==作者简介==
仰忠，经济师、三级律师，浙江省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近年出版了散文集《往事烟云》。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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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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