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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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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 = 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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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三年灾害五书记之一)原名 [[ 吴殿祥，河南杞县 ]]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 中共第八届 ]] 中央委员。
== 人物评价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 [[ 河南省人民政府 ]] 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对1959年“信阳事件” 承认有领导责任。1967年在广州逝世。时年61岁。
在1979年被平反。中国政府为他定性为“文革受害者”。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 邓小平 ]] 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吴对[[河南省]]大跃进运动以及其中出现的大量人口（官方数据150万）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例如见徐明写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及其他。
=== 成长 ===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为 [[ 中国共产党党员 ]] 。相当于大学文化。
1926年秋起任中共[[河南杞县]]地方执委会民运部部长。
1937年9月起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
1938年4月－5月兼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7月起任豫东抗日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 [[ 前敌委员会 ]] 书记，10月起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3月起任中共豫皖苏省委副书记，8月起任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9月起兼任豫皖苏边区党校校长。
1941年1月起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副书记。5月起任皖东北区党委委员。8月起任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
1942年9月－1945年任新四军第4师 [[ 政治部主任 ]] 、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11月起）。
1944年11月起任中共淮北苏皖边区第2（路西）地委书记。
1951年10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60年10月 －1966 －[[1966 年 ]] 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算。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
1967年10月19日死于广州。
杞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的惠济河上游，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诸侯国时这里曾被封给姒姓为杞国。关于杞国，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但因了“杞人忧天”这个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然而谁能想到，二千多年后从这里走出来的“杞人”吴芝圃又一次使它名声大震，不过这位“新时代”的“杞人”不再“忧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疯狂把河南的天捅了个大窟窿，让河南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谣，变成了“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吴芝圃陪同 [[ 周恩来 ]] 参观河南小麦展览馆'''
== 极左路线 ==
'''农业放卫星'''
1957年春，河南省委 [[ 第一书记 ]] 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自此，以吴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吴也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实际上，河南省委内斗争由来已久，50年代初，潘、吴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闹社问题」，吴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放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秋天吴芝圃的胜出，在政治上为他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
'''水利胡夸风'''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 [[ 谭震林 ]] 亲自赴会讲话。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地，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2,909万土石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1.34亿立方米土石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米，到2000年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三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 [[ 毛泽东 ]] 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高指针和大跃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吴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针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针的2.4倍。
'''把月亮当太阳'''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1958年4月20日，河南 [[ 遂平县 ]] 山查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接着平舆县也办了一个。平心而论，河南农村出现新的基层组织并不是偶然的，水利化热潮、地方和农村工业发展、登封县农业大学的出现，都促使上下思考这个问题。激进的 [[ 共产党 ]] 人致力找寻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 [[ 社会组织 ]] 形式，吴芝圃是省委里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后来概括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村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
1958年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山查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吴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8月13日省委汇报已完成计划的52.42%。新乡地区的修武一县一社，有农户29,193户。当时，地方大办工业，兴起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全民以此为中心搞农具改革运动。商邱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铛响」。种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山查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1958年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
'''独入共产主义'''
吴芝圃为北戴河会议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素材。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山查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就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士手中。1958年9月1日、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山查岈山公社简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1958年是吴最行时的一年，他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四年实现共产主义。他在修武实验，以县为单位搞全民所有制，农村牲口饲养室点灯用油都需到县里去领。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称「家务劳动 [[ 社会化 ]] 」。人们在惶惑中憧憬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吴芝圃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 [[ 巴黎公社 ]] 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9 月 27 日，刘少奇证实：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
'''大跃进深化反右'''
吴芝圃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跃进的到来；反过来，大跃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巿、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把潘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 [[ 冯白驹 ]] ，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它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他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吴进而准备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稿，强烈要求清洗潘，同时把住院的潘拉到会上，让光荣地列席 [[ 中央书记处会议 ]] 的河南省常委批斗。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会后全省掀起批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通过7-9月在经济、政治上的苦斗，吴芝圃已取得瞩目的进展，《河南日报》1958年10月19日发表吴的署名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吴回顾了河南跃进的历程，批判右倾份子的「生产悲观论」，认为河南人抓住这个对立面，通过四大，「兴无灭资，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谬论」。他吹嘘令人瞠目的成绩，剖析跃进的发生机理。在生造的思辩气氛下，大跃进的观念被吴芝圃升华到思想领域，他庸俗地认为，精神的解放转化为经济的跃进；而以高指针、高速度标志的经济大跃进实践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又推动了 [[ 马克思主义 ]] 哲学的发展与跃进。吴芝圃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他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风正名。文末，他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河南果然掀起农民学哲学的高潮，同时，基本实现「无文盲省」，全省兴办红专学校3.5万所，「已有」高等学校71所。
12月下旬，吴主持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并作出《关于潘复生、杨、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1959年8-9月，庐山会议整肃 [[ 彭德怀 ]] 后，吴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会，再次批判省直、地巿委一批干部右倾，把反「潘、杨、王」斗争推到顶点，继续打下去一批干部，从而浮夸也走到极端。1959年麦收前，吴用半个月跑了32个县，一路叫下面虚报产量；回到郑州发表长篇讲话，确定夏征任务，结果许多地方粮库透底。吴在1961年1月的检讨中承认：「不但没有接受1959年的教训把浮夸风压下去，而且在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以后，浮夸风又变本加厉了。」当时，吴把荒年吹成丰年，估产粮食200亿公斤（高估一倍），以此安排生产、生活，以及粮食征购和基本建设，维持跃进假象。
伴随1958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1958年3月18日，河南就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河南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基地，参观者人山人海。到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前夕问新乡地区有多少人参加炼钢，答曰120万（其中40%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炼钢，毛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新乡只是一个典型，安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一步。
1959-1960年河南连续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败露。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画饼不能充饥，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信阳地委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甚至高征购不退，仍维持征购72.58亿斤。按官方统计数字，当时农民人均只有250斤原粮。实际上，由于大办地方工、副业，大办公共食堂，饲养场集中饲料，高产密植消耗大量种子，导致所剩口粮不多，也不在农民个人手中，所以一到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没有检讨他当时居然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与此同时，吴也迫使干部讲假话，对讲真话的人施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关押起来。
严峻的局面已经出现，但1960年《河南日报》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针有所异议，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 [[ 路宪文 ]] 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4月15日，吴芝圃荣耀地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 [[ 黄泛区 ]] 、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死人事件。农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有人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但是，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那些极左的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被说成是坏份子、是地富反坏。信阳地区打人成风，向农民、干部逼粮，全区竟逮捕了1,774人，拘留10,720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据凯恩（Penny Kane）统计，1952-1957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巿群众也以代食品——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省政府10月发出调整城乡口粮的规定，并急忙向四川调粮，但粮食大省四川这时也已无粮可调，遂向东北、广东借粮。但整个1960年，河南仅仅调入9,200万斤毛粮，人均不到两斤。种种努力已来不及遏止饥馑的蔓延，浮肿病大量发生，因饥饿病死的人数迅速增加。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农业生产吴芝圃陪同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
力，1960年粮食产量跌至177.38亿斤，1961年更跌至谷底，只有136.85亿斤。经过几年的调整、恢复，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