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任24师师长，45军13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乱中调集第七军的主力四个师的兵力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深受[[刘伯承]]元帅赏识。1952年，一只新番号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的传奇还刚开始。丁盛任54军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丁盛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难能可贵的是，丁盛在打仗上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指出我军轻武器攻坚能力很弱，而且不适应高速化的美军。后来他在广州时私下透露朝鲜战争我军损失兵力达70万到100万。

回国后，丁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征战还在继续，丁盛逐渐显露出他狠辣的一面。1958年，甘肃回民骚乱，54军奉命镇压，这是一场虎入羊群的杀戮。1959年，西藏叛乱，丁盛率54军镇压。丁盛部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竟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和他的54军面对的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部队。丁盛亲自指挥了13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对印战争军事上的胜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击溃了阿三们一度膨胀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战争印度心理上产生的恐中症延续至今。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此时此刻的丁盛，想飞的心永远不死。两年后文革爆发，作为林彪的爱将，丁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有人曾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此人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