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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东
,→理论应用
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在其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还有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在其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这些应当认为不仅是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么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反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理论应用=
由于 [[ 马克思 ]] 误认为 [[ 英国 ]] 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1899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 [[ 欧洲 ]] 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影响。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问题。1895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 [[ 考茨基 ]] 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 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 [[ 恩格斯 ]] 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年代即已经是 [[ 德国 ]] 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1919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1920和19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不少在社会民主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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