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18世纪疯人们的处境变得很糟糕。早几百年，欧洲的疯人们有时竟被当作神秘的预言者，某种黑暗智慧的喉舌。疯人们和麻风病人被赶进医院，戴上锁链，穿上紧身衣，放血，服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虽然戈雅被何种情绪推动着作画已不可考，但是压制、枷锁、高墙、坚壁与疯子的自得与自足，处境的悲惨，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气氛又是那样紧致地结合在画面上，给观众一种高度浓缩、强烈冲突的复杂冲击。

1814年，拿破仑战败，西班牙回到了[[费迪南七世]]手中。新国王没有找戈雅的麻烦，但是希望戈雅画一幅表现1808年波拿巴王朝镇压西班牙人反抗的画。戈雅先后画了两幅。第一幅构图有[[鲁本斯]]的痕迹:画面上的屠杀者--深色皮肤的埃及马木留客奴隶雇佣兵正对着观众，瘫倒的尸体是他在版画中常用的双手上摊姿势，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骑兵从马上拽下来的英武。然而这幅画戈雅并不满意，遂又画了第二幅，就是《5月3日》。

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杜米埃]]、[[马奈、]][[毕加索]]。他们从戈雅处吸取养分是有原因的。欧洲，尤其是巴黎，绘画传统太多，他们需要借戈雅的蛮力来突破，他们需要那粗糙、狂野、雄性来惊吓文雅的中产阶级们。然而，戈雅的力量是不可被工具化的，它简单强大，却顽固地居住在图形表达的中心，拒绝被异化进入意识形态范畴。最后几年他留下一些速写，人体、动作等始终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充满情绪动荡的头脑和身体，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