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次編輯
變更
卡尔·波普
,無編輯摘要
=='''卡尔·波普''' ==
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可以告诉人们整个世纪的历史,卡尔波普爵士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20世纪批判极权主义最重要的人物,也是这一科学空前发展世纪之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
}}
1945[[《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92[[《二十世纪的教训》]]
1989年[[柏林墙]]倒塌,使人们重又对波普主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生兴趣。该书1945年在英国出版的时候, [[ 波普 ]] 还只是一位并不知名的生活在新 [[ 英格兰 ]] 的 [[ 奥地利 ]] 科学 [[ 哲学家 ]] 。该书曾被20多家出版社拒之门外,最后,才由[[哈耶克]]推荐给Routledge得以面世。 [[ 波普 ]] 称此书是他自己\"战果\",他试图批判隐藏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他所关心的是善良的人们是如何被诱惑信奉他认为是危险的错误思想。虽然他30年代由于犹太血统被迫离开了他的故国奥地利,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在书中他却一字未提个人的苦难与悲伤。那不是回忆录,而是从哲学上对 [[ 乌托邦 ]] 思想予以全面清算。在他写作之时,他所挑战的观念,似乎大有席卷全球的气势。当这些错误观念的源头被追到[[马克思]]、[[黑格尔]],甚至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时,他丝毫没有退缩。当众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民主的信念之时, [[ 波普 ]] 却英勇地捍卫了民主原则,勾勒了一种立基于民主改革的社会图景。
虽然此书准确地分析了 [[ 马克思 ]] 主义内在的威胁,但并未提及 [[ 苏联 ]] ,或为冷战内容。实际上, [[ 波普 ]] 是在二战前发展起自己出思想的,当时的地缘政治景象是迥然不同的。不过此书一出版,就因其对[[柏拉图]]和[[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极权主义倾向的毫不留情的揭露,而受到众多哲学界人士的攻击。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不屑一顾,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很多人长期昧于 [[ 苏联 ]] 共产主义的失败前景,对任何人胆敢把[[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都[[暴跳如雷]]。尽管如此, [[ 波普 ]] 此书仍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对左右两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Isaiah Berlin在1963年写道: [[ 波普 ]] 此书\"是当今学者对 [[ 马克思 ]] 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最细密、也是最大胆的批判\"。[[《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最近所列20世纪最重要非虚构类作品中,此书排第六位。[[乔治索罗斯]]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波普,读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爱国,目前他组建的[[阿道夫]]开放社会研究所则致力于传播波普的开放社会思想,特别是在[[东欧]]。看来, [[ 波普 ]] 在冷战之初所揭示的政治哲学,如今仍在为世人重视,并在新近走出铁幕的国家付诸实践。
1922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为实现自立,他给一位家具工匠做学徒,并从事社会工作。为实现当学校教师的理想,他后来又重返校园。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获得教师资格证书。20年代晚期开始,他开始与维也纳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成员来往,这个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试图表明科学对于哲学的重要性。1934年他出版了一本论述科学之逻辑基础的著作,当时几乎无人关注,但却相当经典。然后在纳粹反犹主义的危险下被迫离开[[奥地利]]。先到[[新西兰]],并在那儿获得大学教职,二战后回到[[英国]],出任[[伦敦]]经济学院科学哲学教授,一直到退休。
由于对政治和科学思想的贡献, [[ 波普 ]] 将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而为人们铭记。他的很多 [[ 洞见 ]] 已成为常识,这也可能正是他名声不振的原因吧。我们常听人说\"证伪\"这一或那一理论,却不见人提起导入这一概念的人,科学已深深打上了证伪方法的烙印,而开放社会一词,也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时至今日,正是由于 [[ 波普 ]] ,所有的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成了证伪家,他们都认识到了实证主义的失败。(有的学哲学的学生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 波普 ]] ,那是因为波普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入常识中了)
有些哲学专业不愿接受 [[ 波普 ]] 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哲学常能穿透常识的的蒙蔽,违反人的直觉。很多哲学家相信,实证基础可由理性的辩论提供,因而,也就毋须波普的推测及批评驱动的方法。他们认为,只要需要,实证就是可能的。而有些哲学家则相信,理性的辩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而觉得 [[ 波普 ]] 未免太乐观了。也有人攻击他的科学哲学没有能解释科学是如何运作的。有批评者坚持,归纳是科学进步和我们就未来行为做决策的的关键。由于他的政治理论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系统的世界观,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可谓人人言殊,这也部分是因为他疏忽了某些细节。虽然这也可以视作他的著作的一个长处,体现了彻底的反教条主义的品格,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没能吸引更多门徒,引发更多讨论。
他的著作总是充满洞见,从而使他成为二十世纪哲学家中,少数在未来仍广受读者关注的人物。
顺便说一句, [[ 卡尔波普 ]] 的哲学和思考方式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大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
惊动了西方哲学界和政治学界。1950年,他应邀到美国 [[ 哈佛 ]] 大学讲学时,结识了[[爱因斯坦]],并深得[[爱因斯坦]]的赞扬。
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 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 [[ 波普 尔 ]] 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斯对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 [[ 波普 尔 ]] 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 [[ 波普 尔 ]] 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 [[ 波普 尔 ]] 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 [[ 波普 尔 ]] 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 [[ 波普尔 ]] 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 [[ 波普尔 ]] 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 [[ 波普尔 ]] 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 [[ 波普尔 ]] 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 [[ 波普 尔 ]] 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 [[ 伯林 ]] 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 [[ 波普尔 ]] 对 [[ 马克思 ]] 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 [[ 波普尔 ]] 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 [[ 波普 尔 ]] 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 [[ 波普 尔 ]] 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 [[ 马克思 ]] 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 [[ 波普尔 ]] 对 [[ 马克思 ]] 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 [[ 马克思 ]] 是一位天才的 [[ 哲学家 ]] ,也敏锐地意识到, [[ 马克思 ]] 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 [[ 波普尔 ]] 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 [[ 相悖 ]] 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 [[ 马克思 ]] 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 [[ 波普 尔 ]] 也指出 [[ 马克思 ]] 主义是一种 [[ 历史决定论 ]] ,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失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 [[ 波普 尔 ]] 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 “自由左派”。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 [[ 卡尔·波普 尔 ]] 。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 [[ 苏格拉底 ]] “ [[ 我一无所知 ]] ”的 [[ 箴言 ]] 作为自己思想的 [[ 墓志铭 ]] 。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 [[ 波普尔 ]] 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而根据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主流观点, [[ 马克思 ]] 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在其支持者看来,都是科学理论,这些追随者似乎在各种可能条件下都能自圆其说,从而不屑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虽然这些验证根本不说明什么问题,但他们由此而获得了某种确然的信念。相反, [[ 波普 ]] 则主张,科学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其可错性,亦即有被驳倒的可能性。一种理论,唯其可能是错误的,在能在检验和批评中继续生存。 [[ 波普 ]] 据此试图通过比较[[爱因斯坦]]物理学一类的科学理论,与他所拒绝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心理分析学之类的伪科学之间的区别,来揭示支撑科学的哲学基础。可见,他的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与他早年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有很深的关联。
在 [[ 苏格拉底 ]] 的启发下, [[ 波普 ]] 的 [[ 核心洞见 ]] 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获致知识理论和一般的批评辩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 波普 ]] 指出,这一点能使我们保持谦卑,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他写道:“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非常 [[ 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零碎社会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他所担心的是,当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确定无疑的知识时,我们就变得自大起来。而这种自大如果使我们觉得压制那些不同意的人也是正当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如果某一政府整个被这种自大心态控制,危险就会急剧地放大了。由于此种确凿无疑的知识根本就是不可能得到,那种自大也根本就没有根据,波普则试图分析,在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后,何种政治结构最有利于社会进步。
虽然 [[ 波普 ]] 强烈地批判了 [[ 马克思 ]] 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极权主义的倾向,但他对 [[ 马克思 ]] 本人的道德动机却持同情态度,他写道:
如果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观念,如果能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则我可能至今仍是社会主义者。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的、简朴的、自由的的生活,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试图实现平等就可能危及自由;而如果失去自由,则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又何来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