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3日:三星堆又有重大發現
三星堆 |
2022年6月13日:三星堆又有重大發現三星堆古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三星堆遺址群規模巨大,範圍廣闊,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組成,三星堆沉睡千年,一醒驚天下,如今三星堆又有新發現。2022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博物館召開新聞發布會,對「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進行階段性成果發布。[1]
目錄
三星堆新發現
一、確認三星堆與祭祀活動有關
2020年至2022年,祭祀區共計開展發掘面積1834平方米,基本確認了祭祀區大致呈西北—東南走向的長方形分布範圍,與北側緊鄰的三星堆城牆平行,面積將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區內分布的商代遺存均與祭祀活動有關,包括1986年發掘的一號坑、二號坑以及本次新發現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邊分布着矩形溝槽、小型圓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側的灰溝、西北部的建築。灰溝、建築基礎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領銅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鑿、綠松石和象牙等珍貴文物。在現有祭祀區表面堆積之下還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對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該祭祀區延續使用時間較長,目前發掘的6座新坑為代表的祭祀遺存為該祭祀區偏晚階段遺存。
從氨基酸殘留含量和微生物活躍程度看,各坑內有機物質存在嚴重降解,但仍然能檢測到豐富的有機物質。其中,脂肪酸分析說明祭祀坑存在明顯指向動物脂肪的有機物證據。蛋白質組學檢測到黃牛、野豬蛋白質成分,結合商周時期祭祀特點,黃牛、野豬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二、發現三星堆祭祀坑年代
本輪發掘確認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在對近200個樣品進行了碳14測年後發現,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的陶尖底盞、陶高領罐、陶斂口瓮等與金沙遺址蘭苑地點同類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五號坑和六號坑年代稍晚之外,其餘幾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為商代晚期,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解決了過去三十年來關於「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爭議,為研究幾座坑的年代關係提供了科學依據。
三、新出土文物
截至2022年5月,K3、K4、K5、K6已經結束野外發掘,其中K3、K4進入整理階段,K5、K6正在開展實驗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進行埋藏文物提取階段。6座坑共計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對完整的文物3155件。
K3出土1293件:銅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K4出土79件:銅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K5提取23件:銅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K6隻出土兩件玉器;K7出土706件:銅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K8出土1052件:銅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
較為典型的文物有K3的金面具、銅頂尊跪坐人像、銅頂壇人像、銅頂尊人頭像、銅戴尖帽小立人像、戴立冠銅頭像、銅爬龍器蓋、銅盤龍器蓋、銅大面具、銅圓口方尊、銅獸首銜鳥圓尊、銅小神獸、神樹紋玉琮、刻紋玉器座,K4的銅扭頭跪坐人像,K5的金面具、鳥形金飾、象牙雕刻,K6的玉刀、木箱,K7的龜背形網格狀器、銅頂璋龍形飾、三孔玉璧形器,K8的金面罩銅頭像、頂尊蛇身銅人像、銅神壇、銅巨型神獸、銅龍、銅着裙立人像、銅戴象牙立人像、銅豬鼻龍形器、銅神殿形器蓋、石磬等。
本次發掘發現了青銅大面具、扭頭跪坐人像、神壇、玉刀等之前未見的器物,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銅器類別;研究認為三星堆的銅器鑄造工藝為范鑄法和分鑄法相結合,採用了鉚接、芯骨等技術;通過顯微觀察和絲蛋白分析在多個坑中發現了絲綢,填補了西南地區夏商時期無絲綢實物的空白。
四號坑通過植物考古明確坑內灰燼主要以竹為主,另有楠屬、闊葉樹材、棕櫚科、蘆葦、禾本科、甘藍、大豆、菊葉香藜等,表明古蜀國的氣候溫暖濕潤,祭祀區緊鄰河邊且植被茂密;殘留物分析顯示祭祀用牲有黃牛、野豬等,諸多新發現呈現出更加完整、豐富的三星堆遺存種類和文化內涵。
四、實證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次發掘的若干新器物顯示出三星堆遺址與國內其他地區存在的密接文化聯繫。三號坑、八號坑發現的銅尊、銅罍、銅瓿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三號坑、四號坑發現的玉琮來自甘青地區齊家文化,三號坑、七號坑、八號坑發現的有領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陝西、山東以及廣大的華南地區都有發現,各坑大量發現的金器則與半月形地帶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傳統相符。
而神樹、頂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龍形象器物則表明三星堆遺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認同、禮儀宗教以及對於天地自然的認識與國內其他地區人群相近,無疑確切表明三星堆遺址所屬的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一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