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真諦和尚的傳奇經歷
高僧真諦和尚的傳奇經歷,真諦到中土之梁代，適值時局動盪，戰亂不停，他棲無定所，四處飄泊，隨方弘化，譯經不輟。自梁至陳，凡二十三載，所譯經典，共六十四部，計二百七十八卷。主要譯典有：《金光明經》、《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唯識論》、《俱舍論》、《佛性論》、《無上依經》、《決定藏論》、《十七地論》、《如實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解節經》、《部執異論》、《中邊分別論》、《大乘起信論》等。詳見《大唐內典錄》卷四、卷五
目錄
原文
拘那羅陀，漢地稱親依，或叫波羅末陀，意譯為真諦。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位於印度之古吉拉特以東，即今烏賈因)人，風神俊拔、氣宇清肅，道行澄明。博覽群籍，藝術技能，無所不通。雖然融通佛理，而以通道知名。曾不畏艱險，長途跋涉難關，遍游諸國，隨機緣而見識。
梁武帝時，佛法隆盛，大同年間，敕張泛等，送扶南(南海古國)獻使回國，並禮請名僧大德，搜求大乘經論等。真諦對於蕭梁弘重三寶，以利生濟世之事早有所聽聞。當彼國欲讓真諦攜帶經論到梁朝去時，他欣然從命。於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到達南海。之後，沿途停留，歷時二年，於太清二年閏八月(公元五四八年)抵達京都建業，梁武帚對他禮遇有加，把他安置於寶雲殿，竭誠供養。
梁武帝不滿足於前後秦之譯經，欲重新翻譯。但時隔不久，即遇侯景之亂，梁武帝被因台城而駕崩。時局之動盪禍及佛法，真諦沒能實現譯經願望，乃往東去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縣令陸元哲崇信佛教，十分支持真諦的譯經事業，乃為他創立譯場，招請沙門精英寶瓊等二十餘人，開始翻譯《十七地論》。但剛譯完五卷，因國難未已，這次譯經又中途夭折。
大寶三年，侯景延請真諦返回台城。在台城期間，他雖然也受禮遇、供養，但值此兵荒馬亂之時，佛法難以重振，真諦也不能有多大作為。到了梁元帝即位時，天下日趨安定，真諦乃止住於金陵正觀寺，與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譯《金光明經》。梁元帝承聖三年(公元五五二年)二月，曾往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吳(今江西奉新縣)等地講經弘法。後隨太保蕭勃，翻越大庾嶺，到了嶺南一帶，並隨方翻譯。那一段時間，他四處游化，棲無定所。到陳武永定二年(公元五五八年)七月，又返回豫章，併到了臨川(今江西撫州一帶)、晉安(今福建省晉江縣一帶)諸郡。
真諦之翻譯經論，若遇時道不濟，難申本意者則不翻。他視境觀機，準備到楞伽修國(今斯里蘭卡)去。由於道俗二界竭力挽留，才放棄原來的打算。便在南越(今廣東一帶)逗留，與前梁故老遺臣，重新修訂原來所翻經典。遇有文旨乖背者，即予以修潤、訂正，使得文旨始末一貫、流暢通順。
至簡文帝天嘉四年(公元五六三年)，楊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遙聞真諦新譯經典，很是推崇，故不遠萬里，翻山越水，前去慰問、請益。真諦甚是歡欣，乃為他們翻譯《攝大乘論》等，前後達兩年之久。在這段時間內，真諦飄泊異國他鄉，心緒頗不平靜，曾於天嘉二年乘小船到梁安郡(今廣東省惠陽一帶)，正準備換乘大船返回印度。學徒聞訊，紛紛前去勸請，太守王方奢亦代表眾人，極力挽留。由於盛情難卻，真諦只好暫時住在海邊，伺機西返。
到天嘉三年九月，真諦決然搭船西航，也許由於業力所感，大風又把大船吹回廣州。十二月中旬，登上中國的南海岸，受刺史歐陽頠延請，止住制旨寺。歐陽刺史又請他翻譯佛典，念此業緣，加之西返無望，真諦就對沙門慧愷等人，翻譯《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歐陽刺史逝世之後，其子歐陽紇亦崇重佛法，繼續護持真諦翻譯經論。
真諦不惟神思俊拔，且頗有神通。他常獨自住到別有洞天之「四絕水洲」上。歐陽紇有時想去拜訪他，但面對洶湧波濤，未敢冒然前往。真諦就敷設坐具于海水之上，於上結跏趺坐，如乘船隻一般，悠然來到此岸，雖然波濤滾滾，而坐具不濕；有時又用荷葉為舟楫，踏着荷葉飄然而至，如此神通，眾咸嘆異。至光太二年(公元五六八年)六月，真諦認為世俗之浮雜，不如世外之有利於資神升化，就登上南海北山，準備捐軀捨命，乘風仙化。當時智愷正在講述《俱舍論》，聽到這個消息後，急忙趕到北山；隨後道俗二界許多人，都紛紛趕去勸阻，一時間，北山上人山人海。廣州刺史也派人前去護衛，並隨後前往頂禮致敬。真諦在北山上居留了三天，方才心回意轉，於是被迎請至王園寺。
當時僧宗、智愷諸僧，欲延請真諦至建業，不料京都一些權貴，擔心真諦的到來會奪取他們之榮華，於是上奏皇帝，曰：真諦在南方所譯的佛典，大都是宣揚無塵唯識之義理，此有乖治述，會障蔽國風，不宜提倡弘揚。」皇帝准奏，所以真諦在南方所譯經典，無法得到弘傳，真諦回建業之提議，也告吹了。
真諦於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患病，隨之寫下一紙遺囑，主要闡述因果報應之道理，交付弟子智休。到正月十一日午時圓寂，世壽七十一。第二天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攜帶經論返回匡山(即江西的廬山)。
真諦自梁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來到東土，到陳宣帝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圓寂，先後二十三年，所譯經典甚多，但偏宗《攝論》，故有攝論開祖之譽。他研尋教旨，通覽所譯，使得經文能夠前後照應，各經相得益彰。他隨所翻譯，親作疏解，有些註疏則是僧宗根據真諦之思想，重為疏釋。雖或有所增減，但大義無差。僧宗又為之撰寫行狀，廣傳於世。
真諦到中土之梁代，適值時局動盪，戰亂不停，他棲無定所，四處飄泊，隨方弘化，譯經不輟。自梁至陳，凡二十三載，所譯經典，共六十四部，計二百七十八卷。主要譯典有：《金光明經》、《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唯識論》、《俱舍論》、《佛性論》、《無上依經》、《決定藏論》、《十七地論》、《如實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解節經》、《部執異論》、《中邊分別論》、《大乘起信論》等。詳見《大唐內典錄》卷四、卷五。真諦譯出的經典雖多，但與他從印度帶來之梵文經典相比，則百不及一，他從印度帶來的梵文經典多達二萬多卷。今這些經典已翻譯完畢，多數存留於廣州的制旨寺和王園寺。……
真諦來到中土後，弘傳《攝大乘論》，宗愷等人誠心歸敬。真諦研核源流，詮析義理。宗愷等從學既久，頗能領會大旨要義。真諦又對他們耳提面命，諄諄教誨。有一天，天氣很冶，真諦衣衫單薄，他忍住嚴寒，譯經著述通宵達旦，宗愷等一直侍奉左右。師徒相處既久，情誼益篤。有時晚上睡覺時，宗愷悄悄地以衣被裹住真諦之足，真諦發覺後，便把衣被蹬落於地，其節儉知足一至於此。宗愷長期侍奉真諦，跟隨左右，為真諦之譯經弘法出力甚巨。後來，真諦喟然長嘆再三，宗愷問其原因，真諦曰：「你等如此竭誠於佛法之弘傳，着實可感可嘆，無奈時運不濟，妨礙了我東來弘法之本願。」宗愷聽後悲噎不已，隨後聲淚俱下，跪而說道：「大法絕塵隔俗，遠通赤縣神州，眾生無由得感，怎能如此讓大法淪沒呢？」真諦以手指向西北，道：「彼方有大國，非遠非近，我們死後，佛法定會弘揚光大，只是我們不能親睹盛況，所以才嘆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