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心度
作品原文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开，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译文
圣人治理民众，谋虑人的本性这个根本问题，不放纵民众的欲望，其用心务必对民众有利，所以当必须对民众动用刑罚时，并不是厌恶民众，而是出于对民众的爱护。刑罚一严厉，民众就比较循规守法；奖赏太多太滥，奸邪之事就不断滋生。所以，做治民这件事，让刑罚严厉是第一要务，滥施奖赏则是造成混乱的根源。要知道，民众按其自然本性来说，是喜欢混乱的局面而不喜欢受法制约束的。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总是明定奖赏，这样，民众就会努力于建功立业；同时又加重刑法，这样，民众就会习惯于法制的约束了。民众努力于建功立业，国家的政务就不会受到干扰；民众习惯于法制了，奸邪之事就无从产生。
所以，善于治理民众的君主，总是把禁奸这件事做在奸邪之事尚未发生之时；善于用兵打仗的统帅，总是开战之前就让民众在思想上服膺这场战争。就是说，想禁止民众做什么，要先从根本上使得民众不想、不敢做那被禁之事，才会真正收到成效；想使用民众去打仗，要先使民众真心支持这场战争，才能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圣人对于“治民”的基本观点，是认为首先要治理民之“本”，国家就会、才会强盛；遇有战事时，首先要动员民众，使他们在思想上支持这场战争，就会、才会获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因为，治理民众，做到“先治”、“先战”了，就能统一民众的思想；民众都以国家公事为重了，就不会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惜损害公利；实行了奖赏“告奸”的政策，奸邪之事就难以发生；国家要治理的事项都在法律上做了明确的规定，治民的事务就不会繁多而难于处理了。
谁能够奉行这四条，他的国家就强盛得胜；不能奉行这四条，他的国家就衰弱失败。一个国家走向强盛，靠的是治民政策正确，一个君主享有尊贵，凭的是拥有权势。所以得到明君评价的君主，一定既有权势，又有好的治民政策。昏君可能最初也是既有权势，又有并不错的政策的，但他没有坚持实行最初的好政策，就是说，他成了昏君，是因为他后来实行了相反的政策。因此，明君是因为握有权力而享有威望，因为一贯地实行好的政策而使国家得到大治。所以说：法制是称王的根本措施，刑律是君主对民众有爱心的初始表现。
民众的天性是厌恶劳作而喜欢安逸的。人只顾安逸，就会荒废正业；君主荒废了正业，国家就得不到治理；国家得不到治理，就会出乱子；因此，君主要是不把奖赏和刑法普遍施行于他的国家，是终于会酿出乱子来的。谁想成就王天下之大业，却又不去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那是决没有希望成功的；君主想要完善自己的法律体系，却又不肯变革自己现行法律制度的话，他就别想真正治理好国内的民乱。治民是不会有永远不需修改的“常法”的，哪种做法最有利于“治”，就把它确定为“法”，换言之，法制因时制宜地修订，才能最好地发挥治国的效能；治民的方式与社会情况相适应，才能产生所希望的作用。因此，民风淳朴之时，用名分规范人们的言行，就能让国家达到大治；人们善于玩弄智巧时，利用刑罚来限制他们的行为，都只能让民众服从规矩；时代变了，治民的法律不变，那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善于耍智巧的人多了，国家颁发的禁令不做相应的改变，国力一定会削弱。所以，圣明君主治理民众的指导思想是：法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修改，禁令要因应人们智能的提高而加以调整。
能在农耕方面充分发挥力量的社会就富裕，能在战争领域充分调动力量的国家就强盛，国家就强盛；保持强盛趋势持续不断地发展，就可以王天下。所以王天下之途既在于开创什么，又在于禁绝什么；能够彻底禁绝奸邪的君主，必定王天下。因此，王天下的道路不是指靠别国不来扰乱自己，而是依靠自己不可能被扰乱。建立在指望别国不来捣乱的基点上，这样地治国用民必定使国家逐渐衰落贫弱；建立在争取自身不可能被人搞乱这个基点上，去切实地推行法治，一定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所以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专注于自己不可能被人搞乱的道路。
一个国家，民风若是以获得爵位为尊贵，它的君主一定权重势大，所以在他的国家，可以凭着给有功之人加爵晋级的政策，就使得坏人没有了可乘之机。崇尚农耕的国家里，爵位就很尊贵；爵位很尊贵，君主就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会王天下。哪个国家要是不依靠农耕而是依赖私学立国，在它那里爵位就会被人看得很贱；爵位被人看得很贱，它的君主的威望就低；君主威望低，国家就必定衰落贫弱。所以，立国治民的正确道路是：使外敌无法扰乱我，国内禁绝一切违法活动，君主崇尚自强；具有这三个条件，王天下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了。[1]
作品简介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绝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