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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襄王(?─前296年),姬姓,韩氏,名仓,战国时期韩国君主。在位期间楚攻韩雍氏城五个月,韩王先遣尚靳说秦王秦宣太后告诉尚靳:“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回国后把秦宣太后的话告诉韩襄王,韩襄王又派张翠出使秦国,这次张翠找上了甘茂,甘茂终于说动了秦王出兵。

韩仓
韩襄王.jpg
原图链接 来自xiuzhent.com
韩仓
出生 不详
韩国战国时期
逝世 前296年
国籍 韩国(中国历史上的韩国)
别名 韩仓
民族 华夏族
职业 君主
知名作品 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

目录

人物简介

韩襄王,宣惠王的儿子。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其秋,秦使甘茂攻韩宜阳。

襄王五年,秦拔韩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卒。

襄王六年,秦复与韩武遂。

襄王九年,秦复取韩武遂。

襄王十年,太子婴朝秦而归。

襄王十一年,秦伐韩,取穰。

与秦伐楚,败楚将唐眛。

襄王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质于楚。苏代谓韩咎曰:“虮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虮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必以楚韩封公也。”韩咎从其计。 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且救韩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

公待秦而到,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而胜楚,遂与公乘楚,施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三反于郢,甘茂与昭鱼遇于商于,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柰何?”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齐楚必委国于公。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实犹不无秦也。”于是楚解雍氏围。

襄王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

襄王十六年,秦与韩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厘王。

政治策略

韩襄王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襄王实行改革。继续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 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韩襄王时期,推行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远不如魏、秦等国。

韩襄王时期的韩国在今天的河南一带,《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也就是说,韩国祖先最初是被封于“韩原”这个地方的。致韩厥之时,列为晋国六卿之一,即“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献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贞子徙居平阳。至于“郑”这个地方,最初不是韩的领土,而是另外一个诸侯国——郑国。《史记》记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吾知道,春秋与战国分野的标志就是韩、魏、赵的三家分晋。所以,说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应该是郑。《史记》记载韩襄王时期韩的疆域范围,韩的领土范围大致应是黄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颖水之滨,故在河南界内,郑州、洛阳之间,西北与山西接壤,南不过淮河一线(当时是楚地)。

军事生涯

楚围雍氏五月。韩襄王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崤。韩襄王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金笔,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崤。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之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尚靳归书报韩襄王,韩襄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崤,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师于崤之救韩。

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于秦,秦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于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军于南郑矣。”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谋。楚威王攻梁,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于是攻皮氏。

魏氏劲,威王怒,楚与魏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也其将扬言救韩,而阴善楚,公恃秦而劲,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胜楚,遂与公乘楚,易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塞三川而受之,公不能救也。臣恶其事。司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与昭献遇于境,其言曰收玺。时期犹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对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以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秦必魏国于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仪而已,其实犹之不失秦也。”

农业进步

韩襄王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韩襄王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韩非子外储说上》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的。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韩襄王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了一岁两熟制,《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经济发展

1、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小农经济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男耕女织,其产品主要是满足家庭的需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个体手工业 指民间具有一定专门技能的工匠,依靠自己的“技艺”从事的小商品生产,他们分布于各个行业中,如木工、皮革工、鞋工、陶工、漆工等,其产品多是自产自销。

3、私营手工业 指“豪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如猗顿经营的煮盐业,卓氏和孔氏经营的冶铁业等,其劳动者主要是依附农民,雇工和奴隶,私营手工业要向国家交纳赋税,个别大手工业主积累了大量财富,富比王室。

4、官营手工业 一般规模较大,由官府设立专门官吏掌管,其生产者由奴隶,罪犯和雇工,其产品主要是兵器、礼器及生活奢侈品,主要用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韩襄王时期,韩国商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

⒈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取,人取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了大量财富.河东盐商猗顿和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⒉韩襄王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⒊韩襄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史籍记载

家庭成员

父亲:韩威侯

儿子:太子婴、韩厘王、公子虮虱

孙子:韩桓惠王,韩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