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

韩东，著名诗人作家，1961年5月生于南京。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历任西安陕西财经学院教师，南京审计学院教师，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写作者，受聘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为合同制作家，后转聘于深圳尼克艺术公司，为职业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韩东
出生	1961年5月
国籍	中国
职业	著名诗人作家

目录

个人简介

1985年组织“他们文学社”，曾主编《他们》1-5期，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的最主要的代表，形成了对第三代诗群产生重要影响的他们诗群。他们诗群的诗人认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作品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韩东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代表诗作

《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

韩东专访

就《知青变形记》的出版答《文学报》记者陈竞 1，读完《知青变形记》，第一个感受就是您“变”了。尽管仍然有显明的“韩东特色”：叙述冷静、克制，充满不动声色的幽默。但不再专注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通过一个接一个荒诞的故事，呈现一个惊心动魄的“知青变形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这是您转型期的作品。是否可以具体谈谈“转型”？这样的转型基于怎样的思考？ 韩东：从表面看，大概是“虚构”，故事以情节推动，现场感等等。最近和于坚的一次谈话深有启发，他说，《知青变形记》是让作者隐退，让“怎样写”隐退。也就是说，呈现给读者的是故事本身，是“写什么”。这不是说形式、方法、技巧等等的因素没有了，或者不重要了，而是隐退了，到了你看不见或者不易察觉的地方。《知青变形记》的转型就是它真正成了一部读者的小说，或者可供一般阅读的小说。只有作者或者内行人知道，这是更加需要技巧的。我的注意力逐渐向外转移，写作逐渐赢得更加广泛或者非专业的阅读，我认为这的确是小说之道，或者小说之道的开始。 2，“文革”“知青”在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中占据异常沉重又重要的地位。一个不是知青的人写知青，无疑是一种冒险。不少人在得知您的新作写的是“知青”时，既好奇又怀疑。冒险的动因是什么？ 韩东：写知青只是一个幌子，主要还是写人。人和人在很大的方面是相通的，知青也是人。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冒险。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其实只是一个准备问题，只要在材料、知识方面准备充分，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困难的在于杜撰，在于人物合乎情理的关系。比如在这本书里，一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由于命运左右转变为一个农民，难度和冒险都在这里了。我欢迎这样的冒险，因为有刺激，能激发出你的潜能。比如罗晓飞同意代替宋为国就经过了四道“门槛”，继芳的、为好的、福爷爷的和礼贵的。冒险也不是眼睛一闭再一跳，而是要具有耐心。在我看来作家的耐心就是冒险的资本，你甭想一挥而就。 3，您用“总之一个单纯了得”来表示对已有有关知青的文艺作品的看法，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给后人提供一个更复杂多义、深沉辽阔的想象空间。您认为导致那种单纯的原因是什么？《知青变形记》的不同在哪儿？ 韩东：单纯和复杂都是针对人性而言的，针对情绪、情感、氛围以及结论性的判断。关于知青生活的描画，人们要么着眼于苦难，要么着眼于某种“浪漫情怀”，不是说他们错了，而是太简单了。知青的生活是复杂多义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文学不是科学定理，以简单之美为荣耀，它可能是相反的东西，挖掘平淡无奇的表现以获得歧义和复杂性（复杂难言）。语言方式上可以简单、朴素，但情感、状态上不能简单。很多作品所努力的方向不免相反，语言方式极度炫耀之能事，但从人物到故事，从情绪到结论却如此简单浮泛。《知青变形记》试图把某种颠倒再次颠倒过来，该复杂的复杂，该简单的简单，不可以文害义、文过饰非。 4，评价您这部小说时，诗人于坚有这样的表述：“它不是韩东一向擅长的那种小说，它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这是一个作者相对于自己的独创，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深具历史感而又很难被严格的现实主义检验。现实主义这把尺子插不进去，因为小说创造的一切细节都是自足自在的，超现实的、荒唐不经，但是自圆其说。”很想知道您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的？这是不是您所说的“我认为，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和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 韩东：于坚说得太好了。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运用或者模仿了现实主义的笔法或笔调。实际上我一直期待某种结合，一己的意图和可供塑造的材料。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和现实交流、交往的一种结果。只有在交流、交往中才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它（作品）不是父本的，也不是母本的，而是父母结合产生的一个全新的第三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从不相信单性繁殖，囿于自我天地的纯洁不是我期望的。当然相反的，纯粹客观镜子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个陷阱，那是不过是一种代孕。相对于《知青变形记》这部作品，我是真正的母亲，但需要来自父亲的基因。这一比喻也可以回答历史和想象、真实与虚构等等的问题。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它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不以反映父亲或者母亲为己任，但无论是父亲、母亲都是活在它的身上的。请注意这个“活”字。 5，尽管您一直说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探究小说本身的神奇和魅力。可读过您作品的人都会被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所叹服。以超越历史的态度描写历史，这体现您对当下现实怎样的思考？ 韩东：我真的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也有，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把东西写好，而不是凭借自己特殊的技能或者影响力去左右天下大势。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以及人类历史我持保守的悲观态度，涌现在我脑子里的词大概是“不可救药”或者“罪不可赦”之类。当然我是其中的一员，逃脱不了责任，但这责任首先是认罪，而非任何改良的意图。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也许就是始终坚持自我渺小、局限、性恶以及不堪的认识。爱人类可以，但千万不要自爱。怜悯他人可以，但不要自怜。这便是永恒的当下现实。 6，在整部小说中，罗晓飞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其遭遇的残酷命运呈现极大的反差，他面目模糊甚至有些逆来顺受，没有我们常见的在激荡命运下的性格鲜明的爱恨仇怨。仔细想想，其实由这种反差带来的张力，更能彰显民族伤痛和世态苍凉。不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也有人说“荒诞乃是存在的自然本性而不是一个批判对象，这是韩东抵达的深度。”具体在罗晓飞这个人身上，您认为他是通透的还是妥协的？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在一次次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大多会发出一声感叹：人的成长注定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妥协的过程。通透与妥协，它们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哪儿？ 韩东：简单的说，一种妥协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变成压迫者的一部分。另一种妥协是越变越弱，以致于最终觉悟。罗晓飞属于后者，他的顺从开始是行为上的，最后变成了一种心理。不说觉悟，离觉悟也不远了。于坚说得好，荒诞并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对荒诞的批判是一种抗拒，而人在抗拒中获得力量，如果有朝一日他战胜了荒诞就变成了荒诞本身，变成了另一些人深感荒诞的原因。抗拒恶梦者最终变成了他人的恶梦。有一句话叫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的年轻人，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功利的不证自明。人人都在追求功利，在此一点上不加怀疑，所以他们即使向现实妥协也要有利于功利。变成强者、压迫者、坏人，变得庸俗、伪善、丑恶是题中应有之意。越变越弱的人，在心理上彻底放弃变得强大，并觉得这样甚好，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觉悟或者妥协吗？有这样的但求无过吗？这就像是在地道里，有一条道越走越宽，但终究是死胡同，而另一条道越走越窄，但通过最狭窄黑暗的部分后就来到了地面。我们都在地道之中，都得匍匐前进，但姿势和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7，《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这三部小说，《扎根》写下放干部，《小城好汉》写下放户孩子们的县城生活，《知青变形记》写知青，这些题材的写作与您1969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的那段经历有关。从8岁到17岁，那段时间也是每个人性格成型的关键阶段，会对人的一生有很深远的影响。你出版了四部长篇，有三部跟那段经历有关。请您谈谈这段经历对你的影响（人生？写作？）？ 韩东：童年到少年时期，我在产生队、公社和县城都待过，因而对中国农村的基层有某种直观的了解。在传统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新一代的城市人大多来自于农村，因此作为一个写中国故事的小说家，这段人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并且我所经历的农村是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其地位比较特殊。这是某种过渡时期的农村，传统社会崩塌，革命和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我经历的农村生活极富戏剧性。并且说到底，我是一个在那之外的人，至今也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去过了。这种时空因素皆有的回望，使我更能了解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8，文学如何处理诸如“文革”等革命性经验，在当下是很重要的命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韩东：这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文学对各种经验应该一视同仁，当然，刺激物不一样，其结果也不一样。我觉得关键还是在距离吧？对近距离的历史和远距离的历史，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身在其中地写文革，还是有距离地写文革。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如何处理的问题，文革比起当年来是在物理时间上远了。要诚实地面对这个距离，写出站在“此地”感觉和发现到的东西，就足矣了。 9，在《知青变形记》中，您讲述的故事虽然荒诞、残酷，但读者不难感受出其中的温暖。而这也是您所有作品共同的品质。有评论称，韩东的不同凡响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于细微处见真情，于轻松中见沉实，于冷静中尽显温暖和坚韧。这包含您怎样的思考？ 韩东：还是我说的复杂性、歧义等等。残酷有，温暖也有，这些都不矛盾。五味杂陈混合成一种味道，但不是含混的味道，而是鲜明的具有独特性的味道。温暖是我的一味重要的调料，也可能是余味回甜。 10，从专注写诗，到专注写小说，您说小说是一项工程，更适合自己。从199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开始至今，已有15年了。而从1980年写诗开始算起，您的写作已经坚持了30年。三十年的写作，对它的理解和态度有何转变？对小说的理解呢？ 韩东：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我觉得最重要是职业感，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以为文学只是讲究天分。天分、技巧、才能，甚至方式、方法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职业状态。以前相信天才，后来相信大师，现在我相信匠人，也只想做一个匠人。每天工作，反复斟酌、琢磨，严肃认真，不惜工本，相对固定的程序、流程，总之要笨一点，甭总想着走捷径。你花的力气、工夫是能看出来，是蒙混不过去的。在写作的要素上我现在排第一的是工夫或者功夫，功夫是要花工夫才能获得的。下面，才排到方式、方法、技术之类。才能排在最后，虽然它是我们开始启动的资本。 11，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来说，如何让气韵贯通始末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而您的小说，总让人感觉气韵十足，从头到尾都很充沛。这也是您的小说能吸引人一口气读完的原因之一。您是怎么做到的？您对自己的小说有怎样的期许？您如何看待文学与市场，与读者的关系？ 韩东：你读得快活，我写得艰难。这是成反比的（至少在我这儿）。我越是艰难，为每一个字词备受折磨（这不是比喻），就越知道它到位之后的效果。我有多艰难，文章就有多平滑，你阅读的时候就有多飞翔。光飞翔还不行，还得挂得住，就是想停就停，停在任何一点还有风景细节可看。所以，这的确是很难的。我对小说的期许实际上已经说了，就是要写出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小说。连自己都不爱读的小说我是不写的。而那让自己无限陶醉的小说才是值得我努力获取的。我一点儿都不排斥市场，也不排斥读者，但我的小说肯定不是取悦于以上因素的，不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只给你最好的东西，我认为的最好的东西。最多是诱惑你来取走。那些脱离阅读的叫卖我更是不反对，为的多一些稿费收入。但那是一部书完成之后才有的节目。 12，读您的小说，总觉得文字背后站着一个冷静、克制而又目光锐利、桀骜不驯的韩东。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的？ 韩东：这个说不好。 13，从已出版的小说来看，你的写作给人感觉其实是有整体规划的，就像你的写作习惯一样。不知这样的感觉是否准确？如果是，那是不是可以简单介绍下这种规划？我的一个朋友说，您有一颗大心脏，不像大多数的作家，在小本经营。 韩东：没有太大的规划，但有年度计划。计划太大了，时间太久就肯定无法做到。人生的轨迹一般不靠安排，也不靠自己的努力，虽然每个人都在安排，都在努力，但你设想的五年后的人生真正到了能和所设想的一样吗？写作也是一样，有更大的东西控制着我们，只须顺应。但具体的工作日程还是要靠自己安排。我们有方向性的指向，也需要有细节性的调整。有时候还不止是细节需要调整，大的计划也可能毁于一旦。所谓的宏观经验，在我就是与虚无共舞。 14，有报道称，今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成立了“韩东剧本工作室”。成立剧本工作室的初衷？您有何打算？您主演过电影《好多大米》，写过电影剧本《在清朝》。很多人都在感叹，为什么韩东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就像您的写作一样，每一部作品都铿锵有力？ 韩东：剧本工作室是几个朋友临时起意。我倒的确是想尝试和各种艺术方式的合作。这种合作能打破僵局，刺激热情和潜力，也可望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做的事并不多，只是一直在做而已。有句老话叫做：只怕站不怕慢。站住停止时间就过去了，但你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一直在做，积少成多，就蔚为大观了。再者，我明年五十岁了，正是一个作家的最好的时期，经验与精力配合正进入佳境。但好景不长在，我深知道这一点。因此会尽量维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短寿”似乎已成定律，好在我觉得自己比较晚熟，也许有条件是个例外

参考资料

1.韩东的诗 ．诗歌库[引用日期2013-01-09] 2.《文学报》的采访 ．豆瓣读书[引用日期2013-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