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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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夫婦 英國社會活動家，費邊社會主義理論家。韋伯先後在陸軍、殖民等部任職員和文官。1885年加入費邊社並成為該社主要領導人之一。 比麗阿斯特於1887年開始從事社會活動，曾在有關婦女和工人 問題的皇家委員會裡工作。1892年二人結婚。此後，夫婦二人密切合作從事社會和科學活動。1895年共同建立倫敦經濟學院。1913年共同創辦《新政治家》雜誌。1914年夫婦參加英國工黨。韋伯在工黨政府中任貿易大臣和殖民地大臣，長期擔任倫敦郡議會議員和下院工黨議員。1929年被封為帕斯菲爾德男爵，進入上院。40年代後期雙雙逝世。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 韋伯夫婦 [1]
外文名稱 (Sidney Webb
出生日期 1859-
逝世日期 1947
畢業院校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法學院
主要成就 創建倫敦政經學院
生平
悉尼-韋伯(Sidney Webb,1859-1947)和比阿特麗絲·波特·韋伯(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年)夫婦，著名的英國工聯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理論家,改良主義政治活動家,知識淵博的學者。
西德尼·韋伯1859年7月13日誕生於倫敦一個中下階層的家庭,早年曾就學於瑞士和德國梅克倫堡等地，16歲離開了正規學校，但他並未中斷學業，他白天工作，晚上仍然堅持學習。後考入讀於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法學院。勤奮的學習使他得以考取文官，並於1884年取得律師資格。他曾在政府軍事、稅收和殖民事務部門任職10餘年。
韋伯進入社會，開始政治活動的年代，正值英國社會大動盪的時代。工人運動中舊的工聯主義思潮走向衰落，非熟練工人覺醒，罷工運動風起雲湧，馬克思主義日益廣泛傳布，各種社會主義組織紛紛出現。1884年，一個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小團體"費邊社"在倫敦宣告成立。由於形勢和環境的促使，韋伯在思想上和費邊社接近起來。1885年，經摯友肖伯納的介紹，韋伯正式加入費邊社，並立即成了這個組織的領導成員之一和最傑出的理論家。費邊社的名稱來源於古羅馬的一位將軍費邊，他企圖採取迂迴和避免決戰的戰術戰勝迦太基軍隊。這個名稱鮮明地標出了費邊社的改良主義性質。最初，這個組織的成員在韋伯的發起和帶動下，主要從事於對英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系統研究。1887年，韋伯為費邊社起草了第一個宣傳性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者須知》(這本小冊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還一再修訂再版)，指出，要改革現存社會，首先要了解這個社會，要研究它，認識它。1889年，作為費邊社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韋伯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和政治理論為根據，發表了題為《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的公開演講，演講作為費邊社的綱領性文件編進了《費邊論叢》(1889年)。這篇演說大大加強了費邊社的影響。
在這篇演說和收入《費邊論叢》的其他論著中，韋伯、肖伯納等費邊社領導人第一次公開、系統地闡明了費邊社會主義的理論。韋伯在演說中描繪了一幅資本主義通過議會鬥爭、"滲透"和勸說和平進化為社會主義的藍圖。他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變革，反對"破壞"或突然地改變"整個社會組織的連續性"，認為重大的、根本的變革只能是"民主主義的"、"漸進的"、"合乎道德的"、"合乎憲法的與和平的變革"，舊制度只能"逐漸進化到新制度"，社會改組只能"一點一滴地實現"。進化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徑就是逐步實現私人資本和土地的國有化和市有化，擴大市政機構的權力，建立所謂"市政社會主義"，以改變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韋伯認為，這樣一條和平社會主義的路線是一百多年來歐洲民主主義發展的自然結果。英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工人階級已經取得選舉權，問題不是要奪取政權，而是要通過選舉，把足夠的社會改革家選進議會;要實行"滲透"政策。什麼是"滲透"政策?韋伯在他1919年為《費邊論叢》寫的"緒論"中有一段精闢的表述,他寫道:"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里，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里--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急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僱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
顯然，韋伯在這裡所倡導的是一條否認階級鬥爭、主張階級合作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路線。所以儘管他們自詡為社會主義者，實質上他們的費邊社會主義是費邊改良主義。費邊社的理論宣傳極大地阻礙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工人運動中的迅速傳播。
然而，費邊派的說教在資產階級知識界卻博得了頗多擁護者，比阿特麗絲·波特就是其中之一。比阿特麗絲是英國有名的合作主義者，她1858年1月22日生于格洛斯特一個工業界大富豪家庭，自幼通過自學閱讀了大量書籍，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她經常同父親的朋友們討論各種問題，思想上特別受到唯心主義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極大影響。她還在家鄉時,就同工人階級的合作運動發生了聯繫。1887年，她在倫敦開始了社會活動，主要關注於社會貧困問題。在幫助表兄查爾斯·布什(一個社會改革家)研究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狀況時，她了解到許多下層人民生活的現實。1891年，出版了她在蘭開夏收集的資料的基礎上寫成的《英國合作運動》，這本書實際上成了宣傳合作運動的一本經典。合作主義者否認社會的階級區分，只把社會區分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宣揚通過發展合作社的辦法逐步消滅資本主義，這也是一種改良主義思潮。
在搜集、研究有關英國早期經濟狀況的資料時，比阿特麗絲結識了韋伯，1890年他們第一次建立了聯繫。韋伯立刻愛上了她。於1892年結婚。婚後倆人立即到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和愛爾蘭的都柏林搜集關於工會運動的資料。
1892年以後，韋伯夫婦在倫敦安了家。韋伯辭去了他在政府機構中的文官職務，僅僅保留了在倫敦郡議會中的職位以及同費邊社的聯繫。他們決定靠比阿特麗絲每年1000英鎊的遺產和稿費收入維持生活，以便空出更多的時間從事著書立說和參與社會改革。他們的住所很快就變成了一個產生一系列著作的"工廠"和獨特的社交中心。在這裡,經常進行着圍繞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熱烈爭論。在這段時間裡，他們有大量著作問世，諸如人們所熟知的《英國工會運動史》(1894年)、《產業民主》(1897年)等。作者在這兩部著作中提供了大量有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工會運動的歷史資料。他們撰寫這些著作是要通過探討工人運動的理論和實踐，論證其改良主義理論的正確。作者斥責英勇的憲章運動的參加者幼稚無知，是工人階級"年青時的過錯"，讚揚工聯主義的工會組織是工人運動中的"新精神"、"新模範"。為了給費邊社的"市政社會主義"理論尋求歷史根據，這個時期，韋伯夫婦還鑽研了十七到二十世紀英國地方政府機構的歷史，出版了不少作品。
除著書立說外，這些年間韋伯夫婦還積極投身於工會運動和社會改革。韋伯在擔任倫敦郡議會議員(1892-1910年)和倫敦大學評議委員會委員(1900-1909年)期間，參與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活動。他創立了公立中級教育制度和初級學校學生獎學金制度;大力贊助在倫敦創辦技術學校和其他職業學校;此外,韋伯夫婦還創辦倫敦經濟學院，參與改組倫敦大學，參與制定1902年、1903年教育法等。這些措施和法令加強了國家政權機關對教育事業的領導和管理，確立了一些全國性的教育制度，改善了國民教育趕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低於大陸國家教育水平的落後狀況。韋伯夫婦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教育改革，是因為他們希望通過改革，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從而為把他們的社會改良主義灌輸、"滲透"到國民思想中去創造條件。
與此同時，韋伯夫人參加了1905年關於濟貧法問題的王室調查委員會，調查工作至1909年結束。由於意見分歧,委員會提出了兩個報告，多數人主張仍然保留濟貧法;韋伯夫人則是有名的"少數派報告"起草人，她建議取消濟貧法，代之以廣泛的社會保險。這個建議清楚地反映出費邊社會主義者的所謂"福利國家"觀點。
1914年以後，韋伯夫婦加強了在工黨中的活動。費邊社從1900年工黨的前身"工人代表委員會"成立時起就參加了進來，除短期外，一直是工黨的一個人數不多、但舉足輕重的集體成員。原來，費邊社主要熱衷於同資產階級自由黨人合作;二十世紀以來,自由黨逐漸失勢，他們就把注意力轉移到以廣大工人群眾組織為基礎的工黨，努力向工黨灌輸改良主義思想，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工黨的思想、理論基礎。韋伯夫婦在其好友、工黨首領阿瑟·漢德遜支持下，積極在工黨中進行活動，影響大增，在1915-1925年期間是工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1918年，韋伯為工黨起草了重要的政治宣言《工黨與新社會秩序》，它成了工黨以後30多年政策的理論基礎。宣言提出的充分實現就業，工業的民主監督，以稅收補貼社會公共事業,擴大國民的教育、文化福利事業等4項原則，浸透着"福利國家"思想，抹殺工黨本身的階級性，強調工黨已"從一個僅僅代表體力勞動者的階級利益集團轉變成一個全民性的、具有完善組織的政黨"。
1919年，韋伯以礦工聯合會專家身份，參加了以散基法官為首的煤炭工業狀況調查委員會，調查研究煤礦的管理，處理當時正日趨激化的勞資糾紛，戰後,工人階級掀起了罷工運動的新高潮，鬥爭最激烈的是最富於戰鬥性的煤礦工人。1919年1月，礦工聯合會向政府提出要求增加工資，7小時工作日，礦井收歸國有。政府拒絕了礦工的要求，後者決定罷工。散基委員會經過緊張的工作，提出了一個調查報告，滿足了工人群眾的部分要求，平息了群眾的情緒，取消了罷工的決定。委員會的調解當然只是延緩了矛盾的爆發，但它使政府贏得了喘息機會。韋伯在散基委員會中的活動深得多方面的讚許，1922年在各界支持下，他在達勒姆郡當選為議員，為他日後進入工黨政府創造了條件。在1924年和1929-1931年兩屆由拉姆齊·麥克唐納(為韋伯在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校友)任首相的工黨內閣中，韋伯先後出任過貿易大臣和殖民事務部大臣，1929年受封為帕斯菲爾德男爵，進入上院。
作為費邊社的創始者和領導人，韋伯夫婦雖然長期堅持並宣揚其費邊改良主義理論，並為達目的而不懈地奮鬥，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帝國主義漸趨衰落的現實，又屢屢使他們失望。1923年,韋伯夫婦出版了他們的新作《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這本書在基調上雖然仍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的實質，主張以同志式的感情代替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和平改造資本主義;但它以主要篇幅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是導致普遍貧困、收入不平等和個人自由不平等的根源，是引起1914-1918年世界大戰的原因。作者哀嘆"資本主義文明正在我們眼前崩潰"，它將"逐漸地被更適合於當時需要的其他制度取而代之"。書中對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和下層人民群眾的貧困、苦難表露了深刻的同情。
1917年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給了韋伯夫婦以深刻影響。他們對新生的蘇維埃俄國產生了極大興趣。為了親眼看看這個新生事物，學習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便於更清醒地展望英國工人運動的前景，1932年5月,韋伯夫婦以年逾七旬的高齡訪問了蘇聯。在兩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參觀訪問了城市和農村，工廠和學校，在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從西部邊界到烏拉爾山的廣大地區,到處都留下了兩位老人的足跡。3年以後，他們出版了《蘇維埃共產主義是新的文明嗎?》一書，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詳盡的介紹和評論。書中對比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民主"、"平等",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虛偽性，批駁了資產階級對蘇聯的種種污衊，這一著作的問世因此遭到了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 1943年4月30日和1947年10月13日，韋伯夫人和韋伯先後與世長辭。
評價
韋伯夫婦是英國工人運動史上兩個很有影響的人物。他們在自己漫長的一生中積極從事社會問題的調查研究，參與社會改革的實踐和工會運動實踐，並且留下了大量著作。和他們的實踐活動一樣，他們的著作在指導思想上是改良主義的，這種改良主義在他們死後影響仍然存在。但是，他們的思想觀點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們不同時期的著作是他們所生活的不同時期的特徵的反映。他們早期的著作着重宣揚費邊社會主義和他們的"和平長入"的"滲透"政策，到後期，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他們思想上引起巨大震動，在英帝國主義日趨衰落、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他們的著作也加強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並反映出他們對日益破產的改良主義既仍要抱住不放、又對之懷疑、失望的某種矛盾心理。此外，韋伯夫婦的著作中匯集了大量歷史文獻資料和他們親身實踐活動的記錄，這些都為後世研究英國工人運動史乃至整個這段時期的歷史，提供了一份寶貴遺產 。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