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修園
生平亮點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舉，曾任直隸省威縣知縣等職，在任上曾自選有效方劑救治水災後罹患疫病的百姓。當時和珅強令陳修園做他的私人醫生，陳修園不願意，便藉口有病，於乾隆癸丑（1793年）秋回家鄉福建。嘉慶六年（1801年），他被任命擔任直隸威縣（今河北威縣）知縣。當時直隸各地農村婦女患陰挺（即子宮脫垂）的人很多，直隸臬台（按察史）付廉久聞陳修園大名，見他來到直隸任職，對他尤其敬重，多次向他請教治療此病的方法，陳修園給他講了這種病的病因、病理，提出了一些治療的方法。按他的方法治療效果很好。嘉慶二十四年（1819）以病告歸，在長樂嵩山井山草堂講學，培養醫學生，一時從其學醫弟子極多。
生平
陳氏尊經崇古，鄙視宋元以後諸醫，認為「醫門之仲師即儒宗之宣聖，凡有闡揚聖訓者則遵之，其悖者則眨之，障川東流，功在吾輩。」蔣慶齡在《神農本草經讀》序中說：「陳修園老友精於岐黃之術，自負長沙後身，世醫環而笑之，及遇危證，韁斷枙橫，萬手齊束，修園往，脫冠几上，揮手舉·脈，目霍霍然上聳，良久乾笑曰：'候本不奇，治之者擾之耳'；主人曰：'某名醫'，曰： '誤矣'曰：'法本朱、張王李'。曰：'更誤矣'天下豈有朱、張、王、李而能癒疾者乎'?口吃吃然罵，手忔忔然書。方具。則又自批自讚自解，自起調刀圭、火齊，促服之。服之如其言。」可見他尊仲景而鄙視宋元明諸醫。陳氏嘗著《景岳新方砭》，謂左右歸二丸是「尋常服食之劑」，若真正腎虛病服之必增痰多氣壅、食少、神昏心下悸、吐血等病」 ，景岳為「廚中一好手，醫中一壞手」。評李東垣「豎論以脾胃為主，立方以補中為先，循其名而亡其實，燥烈劫陰毫無法度」又以雜字論李時珍、王肯堂，以淺字論李士材，以庸字論薛立齋，以妄字論趙獻可，以浮誇論張景岳、馮楚瞻（《長沙方歌括》）大抵不淌宋元以後崇尚脆想。各創新說的狀況，而欲返仲景樸學之道。
陳氏強調臨床實際經驗，他說：「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聖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瞭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名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專長，其分兩因生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為三服、兩服、頓服、停後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咽之，服後啜粥，不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漬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漿水、潦水、甘瀾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在此」（《長沙方歌括·小引》）
陳氏反對明代溫補派籠統浮泛的治療思想。他說：「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熱為陰虛，多寒為陽虛，自誇為挈領提綱之道，究竟偽術相師，能愈一大病否？'（《長沙方歌括·勸讀》）指責張景岳、趙獻可等「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傷寒論淺注·凡例》）
他還反對溫補，提倡使用經方。他說：「經方效如桴鼓，非若後世以地黃補陰，以人參補陽，以香砂調氣，以歸芎調血，籠統浮泛，待病氣衰而自愈也。《內經》雲一劑知，二劑已。又雲病休而臥。《傷寒論》雲一服愈，不必盡劑，可知古人用藥，除宿病和病外，其效只在半劑、一二劑之間。後世如《薛立齋醫案》雲：服三十餘劑及百劑效。李士材雲：備參五斤，期於三月奏效，此豈果服藥之效哉！乃病氣衰而自愈，若輩貪天之功而為己也」（《傷寒論淺注·凡例》）
陳氏的雜病調治經驗，具體反映在《醫學從眾錄》《醫學實在易》以及《醫學三字經》中。《醫學從眾錄》8卷，刊於1820年。此書「就世俗之共奉者，採其名言，錄其方治」，故名「從眾錄」。內容以內科雜病證治為主，兼及婦科。每類以病種列為綱目，先概述病原、病理及診治要旨，次為脈診；後列方藥。其論多宗仲景，兼採後世諸家，並能結合個人臨床經驗，較切於臨床。《醫學實在易》8卷，撰於1808年。全書簡述中醫的理法方藥等內容，包括對臟腑、經絡、四診、運氣等基本理論的說明，按表裡、寒熱、虛實證予以分類的多種疾病證治及諸證的對症方藥。《醫學三字經》是一部學習中醫的啟蒙書，全書採取歌訣形式寫成，附以註釋。卷l-2為醫學源流及內科、婦科、兒科常見病的症狀、診斷和治療，所論多遵漢唐。卷3-4記述臨床常用諸方，詳細記述處方用法，而不作空泛的方義分析。